中國傳統哲學畢業論文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發端於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蕭公權、薩孟武等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學層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反思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發端於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蕭公權、薩孟武等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學層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學被錯誤取消期間，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就失去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及意義，而附屬於歷史哲學層面的社會形態理論，主要運用階級分析方法，選定思想家思想中體現階級性及歷史走向的部分議題為政治思想議題，其中就包含著政治哲學議題，譬如人性論及政治理想國等。隨著政治學的恢復及初步發展，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漸次展開，但又總擺脫不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的陰影，從而使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總是同各種各樣涉及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的討論混雜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則主要有文化哲學、歷史哲學、哲學及歷史學的方法。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現有研究成果體現兩個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種研究思路較為看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普遍性特徵，著力於發掘現代政治的傳統政治哲學基礎，論證現代政治的中國版本所必需的某些來自傳統政治觀念的支撐，竭盡全力論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具有內在地轉向現代政治哲學的可能性或已經有了某些現代政治哲學觀念的雛形。第二種研究思路則較為看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特殊性特徵，從思想與社會互動的角度，著力於分析其歷史性的具體內涵及曾經產生過的社會影響，特別注意分析政治觀念、範疇等在傳統思想中的原始含義，即從原始的概念、範疇等的解釋中整理出思想家闡明的原始思想事實，傾向於歷史地具體地對待傳統政治哲學的特殊性內容，其研究結果認為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就其歷史內容而言並無趨向現代民主的趨勢，在其已有的歷史中也沒有與現代民主和諧共存的經歷，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較多地發生著阻滯民主發展的消極作用。

　　一、路徑與特色：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正規化

　　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有三種基本正規化：其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者從一般哲學的研究進入政治哲學的研究，比較注重概念和範疇等的解釋和演繹，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框架，對中國傳統哲學中政治意義明顯的概念、範疇與命題等進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鈿教授。周桂鈿教授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一書力圖從範疇和命題的解釋方面著手，研究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幾對主要範疇或命題，其貢獻及侷限一如前述。通過研究，周桂鈿教授提出了三點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幹，政治哲學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中心。周教授沒有對政治哲學的概念及研究物件與方法等進行描述式的處理，而只是將傳統哲學中政治性內容進行了羅列或排比，既沒有回到思想現場進行思想事實發掘，也沒有著力於概念、範疇、命題、判斷及推理等的系統分析，結論雖缺乏政治哲學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嚴謹與縝密，但作為一種研究正規化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二是結合中國社會近代化或現代化問題，主要從民族文化自尊和歷史發展普遍法則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某些範疇進行了歷史哲學的解釋，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過民本與民主關係的討論，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區域性進行了重點探索，意在尋求中國政治民主的內在依據或源頭活水，著力在中國古代尋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張岱年的《黃梨洲與中國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國自殷商以來沒有民主制度，但在學術史、思想史上也還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國在先秦時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認為黃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開端”，李存山的結論至少有兩個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屬於“六經注我”，既不太關注黃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問題，也沒有觸及到黃宗羲政治思想的綱領性概念，而過多地關注與同時期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比較，過多關注梁啟超等人承認的黃宗羲思想對他們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謂影響。二、他對現代民主的發生與傳播機制缺少必要的瞭解，不僅置民主觀念的悠久歷史於不顧，而且還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個階段自然形成，從而確定中國的民主也可以在某個階段通過思想家的努力，在沒有任何民主思想資源及制度資源的情況下出現，斷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衝決君主制的束縛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從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漸衍生出政治哲學研究，注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概念、範疇、命題和判斷等的社會學或歷史學解釋，其主要代表是劉澤華。劉澤華繼承了蕭公權的研究傳統，在政治觀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階級政治模式，能夠“採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就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主要概念及範疇等進行了社會分析，並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間的必然聯絡，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斷的普遍社會影響力，其中對綱領性概念的關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學探討問題的方式。

　　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主要有三種正規化：其一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為代表的歷史哲學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來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意義，力圖將中國思想或社會的近代化看作是傳統社會主要成分的內在延續，其研究風格和旨趣與李存山等比較接近，旨在尋求東亞現代化的內在依據。他認為李贄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的重要過渡性人物，將近代思想在中國的展開描述為一定肯定人慾的過程，並整理出了一個從李贄到孫中山的近代思想的發展線索，再結合他視域中的明清之際以來反專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程序中內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維明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的中國政治哲學研究，他們以儒家傳統政治哲學的現代轉化為題材，探討了中國傳統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意義，嘗試將儒家傳統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進行嫁接，提出了“返本開新”、“新外王”等理論，對於探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如何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鑑價值。杜維明極力推崇現代民主而反對傳統專制政治，認為儒家思想中確實存在著為君主專制服務的成分，主張繼承儒家的同時還需繼承批判儒家的五四傳統，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與現代民主相適應的普遍部分。杜維明認為宗教倫理層面的儒家學說具有超越歷史的普遍性，不僅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民主的倫理基礎，確保民主政治的中國屬性，而且對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決倫理危機也有重要意義。海外新儒家面對的是民主政治已經成功植入之後的民主政治與東方倫理的關係問題，並著力於尋找中國儒家倫理中能與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並且從有利於民主政治的方面發掘、解釋和論證了儒家倫理的普遍意義。處理兩者是否相融通的問

　　題遠比處理髮生學意義上的兩者關係問題簡單，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邏輯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從儒家倫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價值的觀念成分也未嘗不可，畢竟中國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別是在宗教層面，而儒家倫理中的宗教層面如確實在邏輯上與民主政治相融通，那麼在觀念上把兩者邏輯地聯絡起來也不是絕對無益於社會，起碼在民主政治已經確立的情況下可以讓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國和西歐的海外漢學家，以現代化為主要問題，探討了中國傳統政治及政治哲學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響，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響，但他否認了儒家等傳統政治觀念能夠順利生出現代政治觀念。

　　儘管上述正規化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都極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確性，但各自得出的結論竟至於截然不同。這一方面是由於其研究方法及價值取向的迥異，特別是在中國民主如何發生及處理民本與民主的關係上，方法與價值取向對於結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在沒有民主實踐並沒有民主思想資源的情況下，中國的民主思想如何獨立開始其形成的過程，是個頗為關鍵的問題，竊以為從思想到思想的文字研究及抽象推理難以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特別是當我們全過程地追蹤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含義演變後，大概才能在民本與民主的關係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另一方面，研究者關注點不同，雙方在定性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為君主專制主義上並無太大分歧，在對傳統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對態度上也頗為接近，但一方關心的是民主在中國如何發生的歷史發生學問題，以便進一步確認民主在中國發展的觀念條件，立足於反對現實的封建主義，而另一方則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基礎上關注民主如何中國化的問題，關注民主紮根於中國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觀念基礎等，並注意發掘傳統政治文化中能夠與民主融通的普遍內容，積極尋求中國思想的世界貢獻。從國內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現狀來看，關注民本與民主的關係，力圖說明民主怎樣產生的發生學的問題在研究中佔有壓倒性絕對優勢，而海外的研究則或比較關注傳統政治觀念在現代的適應問題，如新儒家，或比較關注中國政治觀念如何在應對西方的挑戰中克服傳統觀念的影響而形成現代政治觀念的問題。民本與民主的關係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中心議題，而此中心議題的解決則必須以從政治哲學上清理傳統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綱領性概念的具體內涵及其相互邏輯關係為前提，即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綱領性概念進行邏輯清理，把握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整體性的共同框架，已經成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關鍵。

　　二、觀念史方法：從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觀念史

　　觀念史研究方法在國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經得到有效應用，以賽亞·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採用觀念史研究方法已經成了觀念史研究的方法典範，其以觀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結論已經產生重大社會影響，並帶動了更廣大範圍的觀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納就發表《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一文，就觀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應用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重要見解。他說：“觀念史家的任務應是研究和詮釋經典文字。撰寫這種歷史的價值在於：那些有關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型別思想的經典文字以‘普遍觀念’的形式包含著一種‘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智慧’。這樣，我們可望直接從研讀那些有著持久相關性的‘無時間性的成分’中獲益。這就進一步向我們表明：接近那些文字的最佳途徑是必須將注意力集中於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會生活中的‘永恆問題’都說了些什麼。也就是說，在閱讀經典文字時，我們必須準備好將其視為‘似乎是出自一位當代人之手’。最為根本的是這樣一種研究路徑：僅僅專注於他們的論證，並考察他們在那些永恆的問題上告訴了我們什麼。”他提醒研究者說：“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用以表達我們觀念的術語的意涵有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這就使得那種有關著作家就某一觀念的言論的描述可能會對理解文字的意涵產生誤導。”觀念史方法的應用基礎就在於：一個文字或思想只有通過考察和分析它的歷史語境才能得到理解，在這個語境中，作者所說的問題永遠具有特定的歷史針對性和意義。昆廷·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觀念史方法。他儘量不去“專門研究主要的理論家，而是集中探討產生他們作品的比較一般的社會和知識源泉”，“首先論述我認為是他們最初寫作時所處的和所服務的社會的有關特性”。因為“政治生活本身為政治理論家提出了一些主要問題，使得某些觀點看來成為問題，並使得相應的一些問題成為主要的辯論課題”。他還強調要“考慮一下構想出這些主要文字的知識環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繼承的關於政治社會的假設，以及比較短暫的、同時代的對於社會和政治思想的貢獻的來龍去脈”，因為“在任何特定時期可供使用的規範詞彙的性質和限度也有助於決定選擇出具體問題加以討論的方式”。昆廷·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頗為關注近代政治觀念如國家等的發生、演變與形成，典範性地運用了觀念史方法。“我從13世紀後期寫起，一直寫到16世紀末，……正是在這個時期逐漸具備了關於國家的可公認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時期，從‘維持他的國家’——其實這無非意味著支撐他個人的地位——的統治者的概念決定性地轉變到了這樣一種概念：單獨存在著一種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國家的秩序，維持這種秩序乃是統治者的職責所在”，“國家的權力，而不是統治者的權力，開始被設想為政府的基礎，從而使國家在獨特的近代術語中得以概念化——國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內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當目標”。

　　觀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中實際上已經有了某種開始，只是還沒有產生自覺的方法意識。與注重從巨集觀敘事與通過比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正規化相比，劉澤華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比較接近觀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論來自歸納法，所有的材料都是從‘母本’中梳理出來的，而且在解釋和運用時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為前提。……絕不抓住一兩句話，離開‘母本’體系，推導和演繹出現代性的政治觀念或理論。”從這樣的“母本”出發，研究者就會比較關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會比較關注思想家對自己急於想回答的問題給出的具體答案，而不太關心思想家對我們想要追問的問題的答案，從而就會在政治思想史的資料整理中發現思想家們熱點討論的問題，並進而發現思想家們在提問及回答方面表現出來的相同或不同點。劉澤華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歷代思想家闡述的統治理論作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物件，以還原思想事實為前提，梳理不同時代、不同流派傑出思想者的權力理論，清理主要的問題與答案，分析了綱領性概念的文字涵義。《君主名號穹廬性的政治文化意義》、《臣民卑賤論》、《君尊臣卑：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韓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號的政治文化意義》、《天人合一與王權主義》、《王、道相對二分與合二為一》、《王、聖相對二分與合二為一》等文章，都是劉澤華先生運用回到思想現場的觀念史方法，分析

　　傳統中國綱領性政治觀念的代表性文章。雖然劉澤華先生沒有明確提出觀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正規化以觀念為分析單位，注重結合觀念環境向觀念提出的原始問題，儘量展現觀念的原始涵義，卻很符合觀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極限——黃宗羲政治思想新論》中，曾結合黃宗羲思想研究的現狀，分析了巨集觀敘事正規化的方法論缺陷，提倡迴歸思想現場，進行觀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採取回到現場的獨特視角，從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體政治問題人手，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儘可能客觀公正地描摹和評價政治思想的內容。”

　　與傳統思想史研究從研究者的生存環境、知識背景及疑問出發不同，觀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物件的生存環境、知識背景及疑問等，從而在正規化上表現出三個最主要的特點：其一，觀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實的原始涵義，採取迴歸現場的研究方法，還原思想家的社會環境、話題及所提疑問，系統地敘說思想家的思想，還原思想家的思想邏輯，盡力擺脫研究者學科邏輯對研究物件的擾亂甚或重組。其二，觀念史研究的關注單元是較為普遍的綱領性概念，其在歷史上不僅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時段，而且還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關於人、社會及世界的基本預設，這些預設的名詞可能沒有發生變化，但名詞的內涵卻隨時代與學派而存在重大不同，歷史地解釋觀念的涵義變遷是理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路徑，因此觀念史研究能夠避免思想史研究從概念到概念的侷限性。其三，觀念史研究注重將觀念與社會聯絡起來加以考慮，但又不是簡單地反映論，而是從社會客觀向思想提出的問題及向思想提供的條件等來客觀地分析觀念的內容，強調社會條件對觀念的根本制約，觀念不會主動解決社會不想或沒有追問的問題，觀念內涵的變化也不會脫離原有知識話語的決定性影響。

　　三、觀念的邏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整體視角

　　觀念史研究方法的運用，使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關注單位變成了具有普遍影響的政治觀念。觀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構成性的觀念、概念和範疇的動機和隱蔽源頭的來源和性質……我們利用這些觀念、概念和範疇來安排世界，解釋我們的大多數經驗，尤其是人類道德、美學及政治活動領域的經驗，由此擴大我們的自我認識和我們對自己的創造性範圍的自由的認識。”作為追求實現自己的歷史創造主體，每個時代都是在一定觀念的指導下進行活動的，因而每一個時代都有為數不少的普遍性的觀念為人們提供社會活動的終極目的與普遍化形式的依據。一個時代的預設性的政治觀念總是針對著特定的根本政治問題展開的，它一般是追求對某一個根本政治問題的絕對答案，即給某個根本政治問題提供一個永恆有效的絕對解，以便提供合規律合目的的社會秩序及個人心態的普遍依據。這種預設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時是某歷史階段思想文化的綱領性概念。“任何一種成形態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綱領性的概念來表達和支撐，……那些正面的綱領性概念集中表達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綱領性概念本質上只是萬事萬物合規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預設，它既不能在經驗中證實，也不能在經驗中證偽，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經驗中被優先接受，即綱領性概念是世界萬物本體秩序的根本預設，而本體秩序的合規律合目的特徵又要求預設的綱領性概念必須是一個關於世界的全稱肯定判斷。綱領性概念有兩個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綱領性概念的普遍性預設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體秩序，確認本體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綱領性概念客觀上總是站在有利於政治權威的位置，為政治權威及其對社會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為政治控制賴以實現的重要理論資源。

　　何兆武先生認為：“人文史……的全歷程自始至終都是貫穿著人的目的的。……目的是歷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會創造歷史的。……一切人文價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科學裡面推匯出來的結論。它們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觀規定的事實和規律。……它們不屬於科學實證的範圍，是科學所不能證實或證偽的，卻又是人生和人的歷史所非有不可的東西。我們之需要它們，絲毫不亞於我們之需要科學。”政治作為人類創造歷史以實現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發展的軌跡及趨勢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個時代普遍流行的關於人類目的的制約，即人類怎樣思考並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會努力實現某個目的，某個時代人們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預設從根本上決定了政治的性質、形式、趨勢及任務等。觀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應用，即是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關於社會目的的基本預設上，重點考察某個文化背景下某個時代的普遍性目的預設，它們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題與判斷等形式出現的觀念共識。。觀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應用，其實就是分析傳統時代的觀念共識中蘊含的確定普遍性內涵，並勾勒其內部構成部分的客觀邏輯聯絡，整理在思想家們中流行的關於人的目的的預設。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價值判斷作為社會存在的目的預設，雖然大多是沒有前提的絕對價值判斷，適用於較長的歷史時段，但其邏輯涵義及彼此的邏輯關係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上卻具有高度穩定性，而揭示必然性價值判斷的邏輯涵義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重要工作。觀念史研究方法較為關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價值判斷形式出現的必然觀念，肯定觀念在社會本體秩序的生成及維繫方面的重要作用，並認為穩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規律的本體社會秩序基礎上，而本體社會秩序則根源於一套邏輯上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這種邏輯上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還是一切政治判斷及政治理想國追求的前提及最後歸宿。“社會作為有機整體的維繫者主要是觀念，正是許多必然性的觀念提供了社會持續存在的邏輯基礎。……必然性觀念不僅使人們普遍相信他們所處的社會的天然正當性，而且還會從必然性觀念中延伸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並通過觀念的約束而產生普遍的行為標準。”“現實中的和諧社會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觀念，這些觀念由於徹底解決了人所以為人的許多根本性問題而成了某種不言而喻的絕對真理或先驗命題。”目的預設通常表現為必然性的價值命題，而價值命題的涵義變化就是價值思維的轉型。作為目的預設的必然性價值觀念的變化，乃是政治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標誌，可以作為衡量政治思想的時代屬性的基本標準。“政治思想的本質、主題、主旨和發展趨向等均取決於其中的政治哲學，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範疇和命題構成，為政治社會設定了人們必須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體意義的普遍政治關係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靈魂……。”必然性命題作為社會存在的觀念基礎。它們對個體人、社會及政治的影響都不可迴避地“具有必然性”，“它們一方面給人們提供了衡量社會公平與否的基本標準，另一方面又給於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這些觀念不僅給了人們在歷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獲得了堅持和追求正義的必然理由，而正義也通過這些必然性觀念具體地呈現給各個個體。”“任何一個成熟的社會都有一套這樣的必然觀念來系統地表達價值性判斷，闡述社會的基本道義，將社會基本道義命題化，從而形成某

　　種形式的歷史終結論。”“價值判斷的必然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樹立了一套絕對的是非標準，並由此而邏輯地推演出了一個社會及人的狀態。西方政治理論中人類個體及群體行為的當然元規則，就根源於一套邏輯上，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而這套價值判斷體現為本體社會秩序就是自然狀態和自然法，而政治及群體都是本體社會秩序的載體，既根源於本體秩序，也體現並歸宿於本體秩序，並須竭力維護和鞏固本體社會秩序的當然義務。……一套邏輯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的邏輯組合，既是人及政治的起點、依據和標準，也是人及政治的目的性歸宿。”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如果沒有發生必然性價值判斷的實質突破，就不會有真正現代的政治思想產生。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概念、範疇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絡，梳理其邏輯聯絡可以整體性地瞭解傳統思想文化體系。張立文先生在梳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概念、範疇等之間的邏輯關係上已經進行了很好的嘗試，取得了積極的研究成果。他在初版於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中反思哲學史研究方法時指出：“近三十年來，對哲學家的思想，曾習慣地按其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倫理學、歷史觀等方面，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雖是研究工作的基礎，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成績，但停留在這個水平上是不夠的。因為哲學家哲學體系的各個方面及其基本範疇之間，是緊密聯絡的，從而構成了一個整體。‘分門別類’的研究，往往於整個哲學體系內在的邏輯聯絡注意不夠，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學體系的內在邏輯結構或聯絡，才能如實地反映該哲學體系的本來面目。”張立文先生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系統分析了中國傳統哲學的邏輯結構，示範性地使用了分析哲學體系內部邏輯結構的研究方法，並就分析哲學體系內部邏輯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觀點。他肯定了民族、時代或哲學家的理論思維體系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即範疇之間存在邏輯關聯。“一個民族思想的、哲學的理論思維，一個時代的思潮或一個哲學家的理論思維體系，是由若干概念範疇來表達的，是由諸多互相聯絡、互相作用的範疇間的邏輯序列或結合方式構成的。”張立文先生主張解析哲學體系的邏輯結構，要從哲學思想的實際涵義分析開始，注重思想事實的意義解析，而“不是從現成的原則、原理出發，也不承襲西方的分門別類，更不把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去符合現成的原則、原理，而是從中國哲學的世紀出發，試圖梳理和總結出中國哲學固有的原則、原理、規律、方法。……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向中國哲學的內在世界探索，從中國傳統哲學範疇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維結構條件下的結合方式和人類認識發展史的角度，探索其邏輯結構的演變和發展，揭示中國哲學範疇橫向聯結和縱向承接關係，使哲學範疇的研究不停留在靜態上，而在動態中上下求索。這種根植於中國哲學土壤上的哲學範疇邏輯結構的分析，可以在思維中再現範疇邏輯結構的具體形態，從而進一步揭示出中國哲學邏輯的結構。”“所謂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中國哲學範疇的邏輯發展及諸範疇間的內在聯絡，是中國哲學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思維結構背景下所構築的相對穩定的邏輯理論形態。”管同張立文先生研究的中國哲學一樣，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當然也是由諸概念、範疇等構成的一個思想整體，這個整體同樣也存在一個範疇的邏輯發展及諸範疇間的內在聯絡，並且也有一個在傳統時代相對穩定的邏輯理論形態。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也可以運用注重思想事實分析及概念、範疇之間邏輯聯絡梳理的邏輯分析方法，進行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邏輯演繹，再現作為整體思維框架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固有邏輯及其發展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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