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論的知識型及其轉向

置身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中，隨著我國文論與西方文論的關聯度愈來愈深入和複雜，西方文論在我國當代文論中的作用力到底如何，我國文論的獨創力究竟何在，無疑是需要認真追究的問題。而要追究這個問題，就不能僅僅侷限於瞭解當前正與我們頻頻打交道的那部分西方文論（例如“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而是同時需要由此出發，更全面而深入地瞭解那部分後面所攜帶或纏繞著的更為久遠而深厚及更為複雜而多變的西方文論傳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需要從當前正與我們發生關聯的當代西方文論中稍稍抽身而出，退回到一個有一定距離的平臺上旁觀，看看西方文論在其漫長的發展與演化歷程中經歷過哪些轉變或轉向。我曾在20世紀***引入“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概念①，由此解釋與那時的流行理解頗不相同的20世紀西方美學與文論的語言論取向，並將“語言論轉向”（以語言為中心）與更早的“認識論轉向 ”（以理性為中心）及認識論美學與文論對應起來闡釋。但那隻屬於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一種斷代性審視，而不是由古到今的通盤性觀察。現在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在西方文論的總體發展歷程中（假定有此總體的話），到底曾經出現過哪些在文論發展史上富有重大影響的標誌性“轉向”或轉型。探討這個問題有助於從總體上把握我們與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論的內涵與特質，而這正構成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論建設問題探究的一部分，因為對後者的探究依賴於適當捋清西方文論本身的歷史演變線索。

            　
            　　一 從“知識型”視角看
            　　
  　　首先應當看到，一勞永逸地完全捋清西方文論的歷史線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這裡的捋清僅僅為的是更準確地把握中國文論與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論本身的總體概貌，以及理解它在東漸過程中必然遇到的跨文化對話問題。一般地講，西方文論史就是指歐美髮達國家的文論史。對於當今開放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來自異邦而不斷衝擊我們心智的西方文論究竟有著怎樣的面目，我們應該如何認知和應對，確實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西方”這個話題本身就包含著一種理論歷險：果真存在著一個統一、完整或總體意義上的“西方”嗎？當我們身居國內時，我們會熱烈地縱情想象那正對我們虎視眈眈、躍躍欲試的“西方”；而當我們走出國門進入“西方”國家，我們反倒會犯難：這是一個個具體的西方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整體的“西方”在哪裡？而一些西方國家學者甚至會向我們特別申明：我們只是屬於某某國家，也不知道西方在哪裡。這裡無法辨清這個十分複雜的概念，但可以有種簡便的處理辦法：“西方”不過是我們想象的但又確實與之打交道的對話夥伴，這實際上是一個由我們自己建構起來的想象與實在融會的複合物。

  　從研究實際來說，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應當根據何種理論框架去從總體上把握西方文論史的歷史演進。對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勢必存在眾多不同視角，但可以簡要地說，我們不妨從西方文論與西方“知識型”的轉型的關聯角度，嘗試去搭建西方文論史的巨集觀性闡述構架，由此對西方文論史的發展狀況予以概略說明。而搭建這個巨集觀構架，不存在尋求唯一正確視角之類問題，僅僅為的是旁觀方便。如果這個構架使我們在旁觀西方文論時多少有點方便，旁觀後即加以拆除也無妨。

 　　這裡的“知識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認為在特定知識的下面或背後，存在著一種更加寬廣、更為基本的知識關聯絡統，這就是“知識型 ”（episteme，或譯“認識閾”）。他指出：“認識閾（即知識型——引者）是指能夠在既定的時期把產生認識論形態、產生科學、也許還有形式化系統的話語實踐聯絡起來的關係的整體；是指在每一個話語形成中，向認識論化、科學性、形式化的過渡所處位置和進行這些過渡所依據的方式；指這些能夠吻合、能夠相互從屬或者在時間中拉開距離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夠存在於屬於鄰近的但卻不同的話語實踐的認識論形態或者科學之間的雙邊關聯。”②換言之，“認識閾”是“當我們在話語的規律性的層次上分析科學時，能在某一既定時代的各種科學之間發現的關係的整體”③。由此看，“知識型”是特定時代知識系統所賴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話語關聯總體，正是這種關聯總體為特定知識系統的產生提供背景、動因、框架或標準。

     　　不妨把“知識型”概念同庫恩（Thomas S.Kuhn）的“正規化”（paradigm）理論加以比較。“正規化”在庫恩那裡被賦予兩種含義：一種是在“綜合”意義上指“一個科學集體所共有的全部規定”，另一種是在次級意義上指其中被“抽出來”的“特別重要的規定”。④從總體上說，“正規化”是指“一個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東西”。“反過來說，也正由於他們掌握了共有的正規化才組成了這個科學共同體，儘管這些成員在其他方面並無任何共同之處。”⑤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的“革命”往往不是來自區域性的漸進的演變過程，而是由這種“正規化”的轉換引發的整體轉變。如果說，福柯的“知識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識系統得以構成的由眾多話語實踐系統及其關係組成的那種非個人的或無意識的關聯性根源的話，那麼，庫恩的“正規化”概念則相當於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識型”基礎上的特定知識系統與特定科學共同體成員的緊密聯絡。不妨說，“知識型”相當於特定時代的具有話語生產能力的基本話語關聯總體，而“正規化”則相當於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於特定話語系統產生的話語系統模型。打個比方說，“知識型”好比綿延廣闊的高原，“正規化”則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體的文論狀況為例，“知識型” 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個長時段的種種文論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識系統總體，“正規化”則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體文論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紀初以來以語言和語言學為中心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主流稱為“知識型”，那麼在它的總體氛圍薰陶下成長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文論等都可稱為“正規化”。《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結構主義思潮稱做“結構主義正規化”⑥。由此看，“知識型”所涉及的領域比“正規化”更為寬闊而基本。“知識型”作為特定時代眾多知識系統所賴以構成的更基本的話語關聯總體，將決定知識系統的狀況及其演變，並且在特定知識共同體成員的知識創造與傳播活動中顯示出來。

  　　從巨集觀上考察，可以說，西方“知識型”經歷過若干次重要的轉變，這不妨稱為“轉向”（turn）。“轉向”一詞，在英文中有轉變、旋轉、繞轉等含義，在這裡主要是指路線或方向的轉變或轉折點，引申而指觀念、思想、知識或話語等所發生的重要轉變或轉型。當基本的“知識型”發生“轉向”時，這種“轉向”總會創生出與它相對應並奠基其上的新的文學觀念、方法與批評系統即文學理論。

      　　二 來自“知識型”的五次“轉向”
            　　
   　從西方整個“知識型”演變歷程與西方文論史相關聯、並且前者的“轉向”影響了後者的相應“轉向”看，西方文論經歷過大約五次重要的“轉向”（當然還可以列出更多）。這五次轉向是從“知識型”與文論相關聯的角度去說的，在有文論之前可能存在的“知識型”轉向只能忽略不計。下面不妨做簡要論述。
　　第一次轉向可稱為希臘時代的人學轉向。以智者派（Sophists）、尤其是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為代表，希臘哲學從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為重心轉向研究人類社會道德與政治狀況，也就是從以探究自然規律為主轉向探究人類及其心靈（道德）狀況。正是在整個“知識型”層面的這種人學轉向薰染下，出現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兩位對整個西方文論史富有開拓性意義的文論大家。在這種人學“知識型”根基上生長出以“模仿”說為特徵的古希臘文論和以賀拉斯“寓教於樂”說為標誌的羅馬文論。尤其是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模仿”說在西方文論史上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次轉向為中世紀的神學轉向。隨著基督教入主歐洲，人學中心被神學中心取代，整個“知識型”都奠基於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識系統都被認為由此發源，這導致了以基督教神學為支撐的視上帝為知識本原的中世紀文論的產生及其霸權地位。這時期的代表性理論家有普洛丁、奧古斯丁、但丁（“俗語之輝煌”和文字四層意義等）、“桂冠詩人”彼特拉克、薄迦丘（“注重文采”）等⑦。

     第三次轉向是17世紀以笛卡兒為代表的“認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它強調任何知識都與人的理性相關，都需要從理性去尋求解釋。這種“轉向”為文論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觀”為主導的“知識型”。在此影響下產生的文論流派有新古典主義文論（法國的布瓦洛等）、德國古典哲學時期文論（萊辛、康德、席勒、黑格爾等）、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實證主義以及象徵主義等。

     第四次轉向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的“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在這種“轉向”中，不再是“理性”，而是語言、語言學模型、語言哲學等被視為知識領域中最重要的東西。正如利科爾所分析的那樣，“對語言的興趣，是今日哲學最主要的特徵之一。當然，語言在哲學中始終佔據著榮耀的地位，因為人對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語言中形成和表達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們時代在這方面顯得更為突出的特點是，對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被很多哲學家看做是解決基本哲學問題的必要準備。”⑧正是這種性質的“語言論轉向”導致了 20世紀形形色色的以語言研究為中心的文論流派的產生，如現代主義、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心理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闡釋—接受文論等。

     第五次轉向為20世紀後期的“文化論轉向”（cultural turn）⑨，它在語言學模型的框架中更加專注於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經濟、性別、大眾文化、亞文化、視覺文化、網路文化等闡釋，為此時期各種文論流派競相追究文學的文化緣由提供了知識依據。這些流派有西方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等。

      這五次“轉向”可以成為我們理解各時期西方文論狀況及其演變的巨集大的知識背景與方法論基礎。

三 中西文論的相遇方式
           　　
      需要看到，歷經多次轉向的西方文論的東漸過程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從第一次轉向時起就與中國文論相遇，也不是隻在最後一次轉向時才與之相接觸，而是分別呈現出至少四種相遇方式：疊加式、疏離式、追補式和平行式。

     首先呈現的是疊加式相遇。當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在其古典帝國的晚清垂暮時分發生正面遭遇時（儘管此前有過零星側面接觸），前鋒部隊應當是“認識論轉向”時期文論，隨後擁來的大軍還有“神學轉向”和之前的“人學轉向”時期文論。這三次轉向以高度疊加或擠壓到一起的特定方式，影響了從晚清到20世紀前期的中國現代文論。王國維寫作《紅樓夢評論》就承受了“認識論轉向”導引下的德國美學如叔本華和尼采美學等的影響。“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這一表述顯然來自叔本華。隨後陸續有啟蒙運動時期文論、浪漫主義文論、現實主義文論等登陸，對魯迅寫作《摩羅詩力說》等發生影響。有趣的是，此時西方正盛行的語言論文論主流對中國文論的影響卻遠遠低於前三次轉向時期。魯迅在分析“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狀況時指出：“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個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 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從文論角度看，這種幾十世紀的多元擠縮狀況也正與西方歷次轉向的疊加式影響密切關聯。而且這種擠縮中的外來物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著過活，誰也沒有好處”⑩。顯然，中國現代文論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正可以從這種疊加式相遇角度獲得一種合理解釋。

     繼而有疏離式相遇。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三十年間，當中國關起門來推演自己的蘇聯式馬克思主義時，西方正相繼風行“語言論轉向”所標明的新批評、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等多種思潮。這些新的語言論思潮對中國那時期文論幾乎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什麼影響。不過，那時期還是出版了有限的“內部讀物”。袁可嘉等在1962年奉命編譯供批判用的《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收錄一戰到60年代初的“美英資產階級文藝論著”，其中就有後期象徵主義、“新批評”等，但沒有在法語國家盛行的結構主義。他在後記中一錘定音地指出：“綜觀現代資產階級的文學批評，雖說數量上有所發展，真正有價值的新理論是很少的。”這顯然沒有看到“語言論轉向”帶來的拓展。這樣的政治與學術偏見在當時中西疏離式相遇的背景下是“正常”的。進而說“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學批評的主流（如新批評派和心理分析學派）是反動的，它反映了現代資產階級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蝕性，是明顯地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我們應當予以批判”B11，就更可以理解了。不過，這種偏見的反面效果卻是：因為政治與學術疏離而造成更加強烈的心理期待。

     當“新時期”國門重開、歐美西方文論重新登陸時，強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就變得十分迫切，80年代的人們恨不得立時追補完過去三十年光陰所耽誤的整個中西相遇。這種追補式相遇由於也包含了過去的疊加式相遇，因而西方文論的前四次轉向生成的幾乎種種文學觀念，都在此時期蜂擁而至、聯翩而來，在中國先後推演出“審美化”文論、“主體論”文論、“向內轉”文論等新思潮。

     真正實現中西文論之間的大致平行式相遇，還是在90年代以來的十多年時間裡，也就是在“文化論轉向”所造成的新的學術氛圍中。由於一方面有中國學人頻頻到西方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有西方著名文論家相繼來中國訪問及出版新舊著作，就使得“文化論轉向”以來的“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文論新貴有了在中國平行相遇的可能。傑姆遜（或譯詹姆遜）頻繁來中國交流以及他的《文化論轉向》（1998）幾乎達成與西方同步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譯為《文化的轉向》）正是一個明證。另外一個相似的例子是解構批評家希利斯•米勒的多次到訪及專著出版。當前正熱火地亮相的“文化研究”或“日常生活審美化”風潮，顯然也正得自這種平行式相遇的真傳。但需要注意的是，平行式相遇畢竟不等於、更不能被誤認為是平等式相遇。中國文論要真正地與西方文論平起平坐，像魯迅當年所期待的那樣與世界各民族“協同生長”、在其中“掙一地位”?B12，還需要做艱苦而漫長的努力。

      上面幾種相遇方式表明，西方文論在中國發生影響的程度取決於多重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相遇方式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人對於西方文論的接受。但從中國文論對西方文論的接受與變形來看，這種相遇在總體上當屬於一種由“一”向“多”、由“同”到“異”的破裂式轉向。當擁有數千年連續式文明傳統的中國文論遭遇擁有數千年破裂式文明傳統的西方文論時，就好比一個穩定的東亞高原板塊突然間遭受到來自數個相互斷裂的高原板塊的輪番擠壓，這種輪番擠壓迫使東亞高原板塊在交替地承受來自不同高原板塊的異質力量的衝擊後出現急劇變形。面對著彼此異質的人學轉向、神學轉向、認識論轉向、語言論轉向和文化論轉向等歐風美雨，中國文論的現代性道路該向何方鋪設和如何延伸？這注定了是在歐風美雨侵蝕、震盪或浸潤下伸展的曲折歷程，既可能如風中的蘆葦飄搖起伏，也可能在其中如魚得水。但無論如何，在這多重異質高原板塊的輪番高強度碰撞下，中國文論以“破裂”為特徵的現代性轉向展開了。
           　
            　　四 中西相遇下的現代性轉向
            　
       對西方文論的轉向及其與中國文論相遇的上述考察，可以為理解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論或中西相遇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轉向提供一面合適的鏡子。

      經歷過多次轉向的西方文論在發起一場不期而至的短促遭遇戰後，似乎立時就宣告了中國古典文論的壽終正寢和西方文論中國化的開場。其實，西方文論中國化在這裡並非意味著簡單的外來文論的強勢入侵，而實在也同時是、甚至更多的是出於中國文化界和文論界尋求自身現代性轉向這一必然要求。風燭殘年的中國古典文論要借鑑西方文論以構建自身的新的主體性，這被視為中國文論的一種必然的西方化過程即西化過程。這種意義上的西化其實正顯示了西方文論中國化的應有含義，恰恰構成了中國文論實現自身的現代性轉向的一條必由之路。

      這樣，所謂西方文論中國化或中國文論的西化，不能被機械地解釋成西方文論如何入主中國文論或中國文論如何走向西方文論，而應當被準確地理解為中國文論的現代性轉向，即擁有數千年傳統的中國文論如何在新的全球化語境中參酌西方文論而實現自身的現代性轉變。現代性轉向是中國文論的一次前所未有而又意義深遠的破裂式轉向，意味著向來習慣於近緣雜交的中國文論此時不得不同以往的連續式傳統實行斷裂或決裂，開始了與西方文論的遠緣的和多元的雜交程序。無論如何，對西方文論的五次轉向與中國文論的現代性轉向加以具體而深入的比較性探討是必要的（這需另行展開）。
           　
            　　五 以中為鏡看西方
           　　
     由於這裡的主要任務是考察西方文論的轉向，因而本來不宜在中西比較上走得更遠，而是需要繼續追究西方文論本身的特點。不過，與我們通常“以西為鏡”而顯示中國文論的特點相應，這裡也不妨換位思考，“以中為鏡”而呈現西方文論的特質。所以，要從西方文論的五次“轉向”中窺見西方文論的特點，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把它同中國古典文論相對照，因為這是在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的文論系統。而到了中國現代文論，這兩種文論系統已走向相互雜交，就不那麼容易辨別了。假設一種文論總有其特定的文化氣質做根基、呈現出獨特的演變規律、執行特定的範疇系統、有著獨特的目標的話，那麼，可以在中西文論的相互映照中見出西方文論的一些獨特風貌。

     首先從根部的文化氣質透視，與中國古典文論帶有近緣雜交文化氣質不同，西方文論體現了明顯的遠緣雜交文化氣質。中國古典文論生長在東方亞洲大陸，在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多民族的反覆交往與競爭中生長起來。即使是受到來自印度的佛教文明的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也是限於亞洲範圍內的近緣意義上的。而西方文論則承受了古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等的遠緣與多元塑造。

     由於在近緣雜交環境中生長，中國古典文論在自身的演變上顯得相對穩定而緩慢，沿著先秦、兩漢、六朝、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脈絡演變，雖不斷有變化和創新，但基本上未見有突轉式重大“轉向”，基本上屬於一種連續式文論；而西方文論則在遠緣多元雜交環境中長成，屢屢走極端，先後呈現出人學、神學、認識論、語言論和文化論等“轉向”，因而可說是一種破裂式文論。這裡和前面有關連續式與破裂式的劃分及討論，都借自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有關中國文明屬於“連續式文明”、西方文明屬於“破裂式文明”的論斷?B13。當然，這屬於一種巨集觀觀察，而嚴格說來，這兩種文明及兩種文論分別在其連續中也有破裂，在其破裂中也有連續，這是需要具體分析和仔細辨別的。

     在連續式生長中，中國古典文論在不同時代湧現出不同的核心範疇，它們在不同的時代生長到自身的成熟期。單就文論範疇的成熟期而言，在先秦兩漢有“詩言志”說、“風教”說等，在六朝有“詩緣情”、“感物”（“體物 ”或“物感”）說等，在唐代有“感興”（或“詩興”）說、“天然”說、“味外之味”說等，在宋代有“妙悟”說、“點鐵成金”說等，在明清有“童心”說、“ 性靈”說、“神韻”說、“才膽識力”說等。重要的是，這些在不同時代成熟的範疇之間不存在過分突兀的轉向，都可以從同樣的中國古典文化母體中找到其胚胎。而西方文論在其破裂式生長曆程中，往往以奇峰突起姿態推出在不同文明傳統薰染、又在多元文明雜交下長成的獨特範疇系統，例如希臘時期的“模仿”論、新古典主義的“理性”論、浪漫主義的“表現”論、現實主義的“真實”論、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性”和“陌生化”、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論、“新批評”的“含混 ”與“細讀”論、新歷史主義的“政治性”、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無意識”等。這些文論範疇各自攜帶著來自多元文明或雜交文化的異質內涵，顯示了不停地“破裂”或“求新”的文化品格（其中當然也存在著一定的傳承性關聯）。

     與中國古典文論喜歡調動人的直覺去把握概念或範疇的無盡之意、甚至偏愛“恍惚”不同，西方文論在長時間裡執著地追求概念或範疇的明晰度，突出一種精確或實證精神。即使是尼采式、海德格爾式到德里達式等對於“形而上學”的明晰傳統的一次次激進的“解構”之舉，包括其中的“詩化哲學”方式，也不過恰恰反過來證明這種明顯區別於中國古典文論的明晰傳統在西方至今過分強大和頑固、乃至根深蒂固。

     西方文論還處在第五次轉向的風潮中，但也許第六次轉向的徵兆已逐漸顯露而還暫時不為我們所明察。在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當前，中國文論被捲入與西方文論的平行對話中，是一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宿命，同時也是一種加緊自身的現代性轉向和現代性鑄造的機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加強對於與中國文論有著特殊關聯的西方文論的深入認知，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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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① 見我的《20世紀西方美學中的語言本質觀》，《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 2期；又見我的《語言烏托邦》，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初見於［英］柏格曼《邏輯與實在》，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77頁（Gustuv Bergmann, Logic and Realit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177）；又見［美］羅蒂編《語言論轉向》，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Richard Rorty, ed.,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②③ 法］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48-249頁，第249頁。

④⑤ 美］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範岱年、羅慧生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頁，第291頁。

⑥［法］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⑦［法］貝西埃等：《詩學史》上冊，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40頁。

⑧［法］利科爾：《哲學主要趨向》，李幼蒸、徐奕春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37頁。

⑨這個術語取自［美］詹姆遜《文化論轉向》書名（Fredric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 :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 New York: Verso.1998）。

⑩ 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四》（1919），《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頁。
B11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組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編，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465-466頁。
B12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六》，《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頁。
B13有關連續式文明與破裂式文明的說法，取自［美］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美術、神話與祭祀》，郭淨、陳星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