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偵查學
[拼音]：Han
漢（公元前202～公元220）是繼秦朝而出現的統一王朝，包括西漢和東漢（也稱前漢和後漢），分別建都於長安和洛（雒）陽。在兩漢之際，還有王莽、劉玄兩個短暫的統治時期。它們的年代分別如下：
西漢：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劉玄：公元23～25年在位，
東漢：公元25～220年。
漢高祖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各種制度基本上沿襲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則以秦朝速亡為鑑，力求在穩定中求發展。文景之治以後出現的漢武帝劉徹，以其雄才大略鞏固並發展了秦始皇創立的統一事業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他統治的半個世紀，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武帝以後，西漢經濟繼續有所上升，但國力逐漸衰落，社會矛盾激化。王莽代漢未能緩和矛盾，終於爆發赤眉、綠林起義。
漢光武帝劉秀鑑於西漢以篡奪而亡，企圖進一步加強專制皇權，剝奪相權。但是世襲的皇位制度不能保證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實現皇權。封建田莊經濟的發展，豪強地主勢力的擴張，滋長著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貪立並挾持幼帝，迭相執政，使皇權旁落，矛盾重重，統治日趨腐朽。遍及許多州郡的黃巾起義瓦解了東漢王朝。公元189年東漢政權被權臣逼迫，遷離洛陽，從此至公元220年，東漢正朔雖存，但歷史已進入三國時期。
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
漢高祖穩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楚漢之際四年多的戰亂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社會經濟凋敝。農民大量流亡異鄉，賣妻鬻子，城市人口減少，市場混亂。投機商囤積居奇，物價踴貴，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價百金。新建立的西漢政權，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馬來駕車，將相有時只好乘牛車出門。
面對這種殘破局面，漢高祖劉邦不得不把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秩序，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為此採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1）兵士罷歸家鄉。入關滅秦的關東人願留在關中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關東的免徭役六年。軍吏卒無爵或爵在大夫（五級爵）以下的進爵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級，並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賦。歸農的軍吏卒，按照爵級高低，也就是軍功大小，給予田宅。他們之中除少數高爵的上升為地主外，大部分還是一般農民。這些農民在和平安定環境中獲得了土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是漢初穩定農村秩序、恢復農業生產的一支重要力量。
（2）命令在戰亂中聚保山澤的人各歸本土，恢復故爵、田宅。承認各地小吏在戰爭時期佔奪的土地。這些恢復故爵、田宅或新獲得土地的人，大多數是漢初社會中的地主。原來出身於農民或貧民、以軍功獲得高爵和較多土地的人，也成為漢初的地主。按照制度，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級爵)、公乘（八級爵）以上的，當時算是高爵（見爵制）。對於他們除了優先獲得田宅以外，還獲得若干戶租稅的封賞，叫做食邑。這些新形成的軍功地主，是西漢王朝的主要支柱。
（3）以飢餓自賣為奴婢的人，一律免為庶人。
（4）抑制商人，不許他們衣絲、操兵器、乘車騎馬，不許他們做官，加倍徵收他們的算賦，以限制商人對農民的兼併。
（5）減輕田租，十五稅一。
漢高祖認為臨時頒行的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命丞相蕭何取秦法加以損益，制定《九章律》，作為鞏固統治的重要工具。
漢高祖命陸賈著書論說秦失天下的原因，陸賈在他所著《新語》一書的《無為》篇中指出：秦代事功越煩，天下越亂；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馬越眾，敵人越多。秦始皇並非不欲為治，但秦朝崩潰，正是由於舉措太暴，用刑太過的緣故。從陸賈所揭示的歷史教訓中，漢初統治者認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輕徭薄賦慎刑，才能緩和農民的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這樣就形成漢初“黃老無為”的政治思想。漢高祖以及文景時期的許多措施，正是這種無為思想的體現。
文景之治
惠帝、呂后時期（前194～前180），無為思想在政治上起著顯著作用。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漢高祖的成規，無所變更。在這十五年中，很少興動大役。惠帝時修築長安城，每次發民為期不過一月，而且都在冬閒的時候進行。惠帝四年（前191）罷省妨礙吏民的法令，廢除秦始皇焚書時頒行的“挾書律”。呂后元年（前187），又廢除夷三族罪和以過誤之語為妖言而加以重責的所謂“妖言令”。十五稅一的田租制度和邊境戍卒一歲一更的兵役徭役制度，也在這時重新確定。景帝二年（前155）把秦時十五（一作十七）歲傅籍給公家徭役改為二十歲始傅（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為二十三歲，是武、昭時事）。
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前179～前141），繼續“與民休息”，社會經濟逐漸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重視農業，屢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文帝十三年（前167）詔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復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併成為漢朝定製。文帝時，丁男徭役減為三年徵發一次，算賦也由每年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長期減免田租徭賦，促進了廣泛存在的自耕農民階層的發展。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歸還田園，戶口大規模地增長，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封國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戶口繁息的迅速，是自耕農民階層得到發展的具體說明。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商業也活躍起來了。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過關用傳（一種由官府頒發的通過關津的憑證）的制度，有利於行旅來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澤之禁，促進了鹽鐵業的發展。農民有山澤得以漁樵，有利於生活和生產。
隨著糧價的降落和商業的活躍，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即大商人勢力膨脹，侵蝕農民，使一部分農民破產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企圖限制商人的發展。為了提高谷價，緩和穀賤傷農的現象，晁錯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議，准許富人（主要是商人）買粟輸邊，按所輸多少授爵。輸粟達六百石者爵上造（二級爵），達四千石者爵五大夫（九級爵），達萬二千石者爵大庶長（十八級爵）。按照秦漢制度，爵級可以累計，高爵者可以得到相應的特權。晁錯又建議，入粟輸邊實行後，如果邊境積粟夠用五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使郡縣也有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有所改善。
文帝統治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所增益。文帝為了節省黃金百斤而罷建露臺。這對地主、商人中正在興起的侈靡之風，多少會起一些制約作用。
文帝廢除了漢律中沿襲秦律而來的收孥相坐律令，縮小了農民奴隸化的範圍。文帝、景帝又相繼廢除了黥、劓等刑，減輕了笞刑。這個時期，官吏不濫用刑罰，斷獄但責大指，不求細苛；定刑可上可下者從輕處理。
但是文景時期一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大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這些措施歸根到底還是會助長兼併勢力，加劇階級矛盾。
削弱王國勢力
漢初七十年的歷史，是社會經濟從凋敝走向恢復和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的歷史。
西漢初年，六國舊貴族如齊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懷氏以及燕、趙、韓、魏之後，仍然是強大的地方勢力。漢高祖把這些舊貴族以及其他“豪傑名家”十餘萬口，遷到長安附近。這次遷徙的規模很大，據說使得關東“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併之民”，六國舊貴族和豪傑的分裂活動被控制了。
西漢社會中還有另一種割據勢力，這就是漢高祖在戰爭年代為了合力擊楚而分封的諸侯王。漢五年(前202)，功臣為王者七人，即楚王韓信、樑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敖、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史稱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據有關東的廣大區域，大體相當於六國故地。他們擁兵自重，各據一方，是統一的隱患，是中央集權的嚴重障礙。漢高祖採取了斷然手段，來消滅異姓諸王。他首先消滅燕王臧荼，立盧綰為燕王。從六年到十二年，又接連消滅楚、韓、趙、樑、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長沙王由於其封國僻遠，又處在漢與南越的中間地帶，可以起緩衝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時才以無後而國除。
這時，漢高祖既沒有直接控制全國的力量，又認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所以在異姓王的舊地陸續分封自己的子弟為王，用以藩屏漢室，史稱同姓諸侯王。當時同姓王國有九，封地犬牙相制，每個王國都無法獨樹旗幟，對抗朝廷，西漢統治看起來非常牢固。漢高祖還與群臣共誓，“非劉姓不王”。大的王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如齊國轄地六郡七十三縣，代、吳兩國各三郡五十三縣，楚國三郡三十六縣。與此同時，中央直轄土地不過十五郡，大體相當於戰國後期的秦國，其中還夾雜了不少列侯封國和公主“湯沐邑”。這種局面，依舊是幹弱枝強。為了控制諸侯王國，漢政府規定中央派太傅輔王，派丞相統王國眾事，並重申無皇帝虎符不得發兵。但是王國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徵租賦，自鑄貨幣，自集軍隊，實際上仍然處於半獨立狀態。
呂后統治時期，大封諸呂為王、侯。呂后死，劉氏諸王與西漢大臣合力消滅了諸呂的勢力，迎立代王劉恆為帝，是為文帝。文帝時期同姓王的勢力更加發展。賈誼在《治安策》中認為當時形勢是中央弱而王國強，像腫病患者一樣，肢體和指頭不能屈伸。他說，天子的近屬有的並無封地以為藩屏，而天子的疏屬有的卻擁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實力。他認為，要使天下治安，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諸侯國小力弱，不易產生邪心，天子也便於控制。這樣，天子治理天下，就能夠指揮如意，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賈誼的建議，在當時沒有被採納，但是賈誼死後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齊國之地為六國，分淮南國之地為三國，實際上就是賈誼“眾建諸侯”之議的實現。
繼賈誼之後，晁錯屢次向文帝建議削奪諸王的封土。景帝時，吳國跋扈，晁錯又上《削藩策》。他說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景帝三年，用晁錯之策，削趙王常山郡，削膠西王六縣，以次削奪，將及吳國。景帝三年(前154)吳王濞就聯絡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等六國，發動了波及整個東方地區的叛亂，史稱“七國之亂”（見吳楚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是地方割據和中央集權之間矛盾的爆發。叛亂初起，漢景帝劉啟誅晁錯以謝吳王，但吳王並不息兵。由於樑國的堅守和漢將周亞夫所率漢軍的進擊，叛亂在三個月內就被平定了。七國之亂平定以後，景帝鞏固削藩成果，損黜王國官制及其職權，降低諸侯王權力，規定諸侯王不再治民。從此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局面大為緩和，中央集權走向鞏固，國家統一顯著加強了。
對匈奴的和親和對南越的安撫
秦漢之際，匈奴越過河套，向南進入蒙恬所取“河南地”。漢初，與匈奴大體上相持於今蘭州、固原、橫山、榆林、托克托一線的邊塞。
漢高祖消滅異姓諸王的過程中，其封國鄰接匈奴的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結匈奴內侵。高祖於七年(前200)進擊投降匈奴的韓王信時，曾被匈奴圍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以後，匈奴常常寇邊，擄掠人畜。婁敬向漢高祖建議與匈奴結“和親”，勸高祖以嫡長公主嫁給匈奴冒頓單于，厚備奩資，每年饋贈絮繒酒食等禮物，以緩和匈奴的侵擾。婁敬說，冒頓單于在世，是漢家的女婿；死後兒子做單于，是漢家的外孫，外孫自然不敢與外祖分庭抗禮。高祖用婁敬之議，取“家人子”為公主，與匈奴結和親，並開放漢與匈奴之間的關市。
文景時期，繼續與匈奴和親，厚予饋贈，但是匈奴仍然不斷侵犯邊境，每次入塞，都要搶走人畜，毀壞莊稼。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遊騎迫近長安。為了抵抗匈奴的侵擾，文帝用晁錯之議，募民遷徙塞下，墾田築城，加強邊防。晁錯所倡入粟邊塞者得以拜爵的辦法，正是在匈奴威脅嚴重的時候提出來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縣，越、漢雜居。秦末，秦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佔據嶺南，絕道聚兵自守，自立為南越王。趙佗依靠漢越地主貴族，採用秦和漢初的政治制度，進行統治。他治理南越很有條理，秦時由中原謫徙嶺南的居民，在戰亂中得以少受損害，而越人各部彼此攻擊的習俗，也大有改變，在一定的時期內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高帝十一年（前196），派陸賈出使南越，冊封趙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趙佗接受了漢朝封號，願為藩輔。呂后統治時期，嚴邊防之禁，不許把銅、鐵、農具和母畜運往南越。趙佗反對這項政策，一度自稱南越武帝，與漢朝皇帝相抗衡。他還進攻長沙國，控制閩越、西甌，使南越成為“東西萬餘里”的大國。呂后派周灶率軍出征南越，軍未逾嶺而罷。漢初漢軍使用過的兩幅帛制長沙國南部地區地圖，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圖。
文帝為了“休養生息”，儘量避免對南越用兵。他按照趙佗的要求，罷省邊界戍軍，併為趙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東南）祖墳，給趙佗在故鄉的兄弟以官職和賞賜。在這種情形下，陸賈再次出使南越，趙佗答應取消帝號，恢復藩屬關係。
閩越貴族無諸和搖，率部眾參加過反秦起義，以後又助漢滅楚。漢初，無諸受封為閩越王，都東冶（今福建福州）；搖受封為東海王(又稱東甌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東甌王、閩越王都參預了七國之亂，但景帝對他們沒有追究。
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
鐵農具、牛耕的普遍使用和農業的發展
漢初至文、景的六十多年內，社會經濟逐漸由凋敝狀態中恢復過來並且走向發展，到武帝時，便出現了一種繁榮富庶、國庫充足的景象。據司馬遷說，當時太倉和城鄉倉庫糧食豐積，陳陳相因，以至於腐敗不可食；府庫貨財充斥，錢串都朽斷了。
西漢初年，鐵製農具已推廣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區。武帝時冶鐵製器歸國家壟斷，鐵農具的傳播更為迅速。不但在中原地區，而且在今遼寧、甘肅、湖南、四川等省以及更遠的一些地方，都有西漢的鏟、?、鋤、鐮、鏵等鐵製農具出土。出土鐵犁鏵數量很多，寬窄大小不一。這是各地區因地制宜地發展犁耕技術的結果。最大的鏵寬達四十二釐米，這也許是為開溝作渠等農事需要而鑄造的農具。
漢代兼用馬耕和牛耕，但主要靠用牛。從考古所獲西漢牛犁模型、牛耕壁畫和犁鏵實物等看來，西漢普遍使用所謂二牛抬槓的犁耕法。《漢書·食貨志》中所說的二牛三人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槓。由於扶犁人使用牛轡穿牛鼻導引耕牛，省去了牽牛的人力，出現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這是犁耕法的重大進步。西漢末年，又出現了一牛一人的犁耕法，可能是用於熟地的耕作。武帝以後，隨著大規模徙民邊陲，進行屯田，牛耕技術傳到西北。為了保護耕畜，秦漢法律都規定，偷盜馬和牛，要加重懲罰。與犁耕技術傳播的同時，播種用的耬犁也開始使用，西漢晚期，耬犁已傳到遼陽一帶，遼陽的漢末村落遺址和北京清河漢代遺址中，都發現鐵製耬足。
武帝時由於大規模戰爭的消耗，耕馬、耕牛嚴重不足，價格昂貴，北方一度出現以人挽犁的現象。經濟落後的淮南地區，還是蹠耒而耕。江南大部分地區仍處於伐木燔萊，火耕水耨的階段，同北方的農業生產水平相差很遠。
西漢初期，農民已有“深耕穊種，立苗欲疏”的經驗。武帝末年，趙過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土地開成深廣各一尺的溝，叫做甽，甽旁堆成高廣各一尺的壟。下種時把種子播在甽中，可以防風保墒。苗長出後進行耨草，用壟上的土和耨除的草培植苗根。盛夏壟土用盡，甽壟培平，作物的根既深且固，不畏風旱。甽壟的位置每年互相調換，輪流種植，以恢復土壤肥力。代田法在長安附近試驗的結果，每畝產量比縵田（不作甽的田）超過一斛甚至二斛以上，所以很快就被推廣。邊遠各郡也使用了代田法，居延漢簡上有代田記載。趙過除了推行代田法以外，還改進了農具，頗為便巧。
西漢時期，水利事業很發達。武帝時，關中開鑿了許多渠道，形成一個水利網。漕渠自長安引渭水東通黃河，便利了漕運，還能溉地萬餘頃。涇水與渭水之間，修建了白渠，與原有的位於涇洛之間的鄭國渠平行，溉田四千五百頃。當時有歌謠讚美這一渠道說：“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水流灶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鬥，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其他如龍首渠、六輔渠、靈軹渠、成國渠等溉田都很多。龍首渠在洛水旁，由於渠岸易崩，它的某些段鑿成若干深井，井與井間有水流通，叫做井渠。這種修渠方法，在沙土地帶特別有用。京畿以外，關東地區也興修了一些水利。如漢初羹頡侯劉信在舒（今安徽廬江西南）修造七門三堰，灌溉田畝。文帝時文翁在蜀郡穿湔江以灌溉繁縣土地。武帝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引黃河及川穀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東海郡引鉅定澤，泰山郡引汶水，都穿渠溉田各萬餘頃。其他各種小的水利工程，更是舉不勝舉。南陽太守召信臣調查郡中水泉，開溝瀆，起堤閘，溉田至三萬頃。西漢時中原種植水稻，主要就是依靠這種水利灌溉。至於鑿井灌溉，北方到處都有，甚至居延邊地，也鑿井開渠，進行屯墾。西漢時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黃河。文帝十二年（前168），黃河在酸棗（今河南延津西南）決口；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黃河又自瓠子（今河南濮陽附近）經鉅野澤南流，灌入淮泗，氾濫達十六郡。丞相田蚡封地在鄃（今山東高唐東北），地在黃河以北，他為了使自己的封地不受水災，力阻修復故道，所以黃河氾濫越來越嚴重。元封二年（前109），武帝發卒數萬人堵塞決口。武帝曾巡視工地，並命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負薪填決河。經過這次修治，黃河才流歸故道，八十年中未成大災。
鐵農具、牛耕的普遍使用，水利的發達，農業技術的進步，使西漢時的農業生產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昭帝、宣帝以後，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全國經濟發展更為顯著。據西漢末年的統計，當時全國有戶一千二百二十多萬，口五千九百五十多萬（據郡國人口數核算，實得口五千七百四十餘萬）；全國墾田數達到八百二十七萬多頃。這就是西漢農業發展規模的一個約略的說明。
手工業的發展
在西漢的手工業中，冶鐵業佔有重要地位。西漢冶鐵技術比戰國時有了重大的發展。西漢後期，吏卒徒開山採銅鐵，每年用人十萬以上，規模是很大的。漢代東至東海，西至隴西，北至遼東，南至犍為，包括某些諸侯王國在內，都有鐵官，這些大體上就是漢武帝以後冶鐵製器的基地。山東、河南等省都發現冶鐵遺址，其中河南鞏縣、鄭州的冶鐵遺址規模最大。包括礦坑、工場以及從開採礦石到製出成品的全部生產裝置。鞏縣鐵生溝遺址發現了礦石加工場所，發現煉爐、熔爐、煅爐共二十座。鄭州古滎遺址的鍊鐵爐，是現知漢代鍊鐵爐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計日產生鐵可達一噸。古滎遺址資料表明，當時生鐵冶煉和加工工藝有較大的進步。遺址中鍊鐵的燃料，除木材外，還有原煤和煤餅，這是現在所知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用煤的遺存。淬火法已開始應用，這大大提高了鐵器的堅韌和鋒利程度。出土鐵器，有農具，也有工具，出土的地點非常多。漢初的鐵兵器，各地常有發現；武帝以後，鐵兵器更多，替代了銅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西漢中期以後，鐵製的日用器皿也逐漸增多。
西漢的採銅和銅器手工業也很發達。銅主要產在江南的丹陽郡和西南的蜀、越巂、益州等郡。漢初准許私人仿鑄貨幣，所以鑄錢場所分佈在一些郡國中。武帝時鑄幣權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鑄錢。西漢貨幣發現極多，鑄幣用的銅料、鑄範以及鑄所遺址也有發現。銅器製造主要屬少府和蜀、廣漢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於私人作坊。由於鐵器漆器的興起，銅器在漢代已失去了昔日的獨特地位，但皇室、諸王和大官僚仍然喜愛精美的銅製器皿。銅製器皿的生產規模頗大。銅鏡、銅燈、銅薰爐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銅鏡，是日用必需品。
絲織業是西漢的重要手工業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業。臨淄（今山東臨淄）和襄邑（今河南睢縣）設有規模龐大的官營絲織作坊，產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時，臨淄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長安的東西織室規模也很大，每年花費各在五千萬錢以上。織縑帛一般用比較簡單的所謂腰機。高階絲織品已採用提花織造，但工藝複雜，產量有限。鉅鹿陳寶光妻的綾機用一百二十鑷，能織成各式各樣花紋的綾錦，六十日始能織成一匹，匹值萬錢。長沙馬王堆西漢侯夫人墓中，出土大量絲織物，包括完整的服裝和其他雜品。絲織物有絹、縑、綺、錦、紗、羅等種類，花紋色澤豐富多彩。對這些絲織物的科學研究，證明西漢人民在植桑育蠶、繅絲紡紗、織造印染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西漢的絲織物通過饋贈、互市或販賣，大批輸往邊陲各地，遠至中亞各國和大秦。（見彩圖）
西漢漆器出自蜀、廣漢以及其他各處工官，漆器加鎏金釦或銀釦，稱為釦器。漆器和釦器都是名貴的手工業品，《鹽鐵論》所舉當時富人使用的銀口黃耳，金錯蜀杯，就是這類器物。在國內許多地方的漢墓中，出土漆器釦器很多。馬王堆漢墓，出土漆器達一百八十多件，多數是木胎，少數是夾紵胎、竹胎，色澤光亮，造型精美。朝鮮平壤的樂浪王盱墓及其他墓葬中，蒙古諾顏烏拉匈奴貴族墓中，也發現了大量的漢代漆器和釦器。漆器製作複雜，分工精細。見於漆器銘文的工名有素工、髹工、上工、銅耳黃塗工、畫工、工、清工、造工等多種，這說明《鹽鐵論》中“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此外，煮鹽（包括海鹽、池鹽、井鹽）、釀造等業，在西漢時都是重要的手工業行業，生產規模和技術都超過前代。
漢代人民衣著所需的織物，就全國總產量而言，大部分出自男耕女織的家庭手工業，其中，北方農村以絲為主，南方農村以麻為主。家庭手工業品主要供農戶自用，多餘的在市場出賣。至於官府手工業品，除鹽、鐵等在武帝以後由官府壟斷者外，一般說來質量雖精，數量並不多，在全國總產品中不佔很大的比重。
在上述各種手工業中，官營作坊的勞動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數傭工；私營作坊主要是僮僕、傭工，其中很多來自逃亡農民。
商業的發展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繁榮起來了。據《史記》記載，西漢時期全國已形成了若干經濟區域，每個區域都有大的都會。關中區域膏壤千里，最為富饒。
首都長安戶八萬餘，口二十四萬六千，是全國最繁華最富庶的城市。長安城周圍六十五里（據實測，周長二萬五千七百米，合當時六十二里強），有十二門、八街、九陌、九市、一百六十閭里，它的佈局，基本上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長安城的每個城門都有三個寬達六米的門道，以三條並列的道路通向城中，城市街陌也是三道並列。長安城的中部和南部是宮殿和官署。西北隅的東西九市，是長安城內的商業和手工業區，與居民閭里鄰近。考古發掘所顯示的長安城內這種政治區和經濟區的佈局，與《周禮·考工記》所說“面朝背市”的都市建築制度符合。長安市上除有本地和附近的各種物產包括官府手工業的產品出售以外，還有從全國各地運來的貨物出售。
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當時合稱五都)、番禺等城市，是全國主要的都會。薊、陽翟、壽春、江陵、吳等，也都是一方的都會。全國各地區、各都會之間，有大道相聯。在這些大道上，驛傳羅布，車馬雜沓，貨物轉輸，絡繹相屬。江南多水，船是比車更重要的交通工具。吳王濞所造航行於長江的船隻，一船所載相當於北方數十輛車。今廣州、長沙等地的漢墓中，發現有木車、木船和陶船的模型，從模型看來，當時的船有錨、舵，結構堅固，可載重致遠。廣州曾發現漢代造船遺址。
出現在通都大邑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穀物、果菜、醬醋、水產、帛絮、染料、木材、木器、銅鐵器等類。奴隸被當作一種商品，在市場上出賣。高利貸也成為一種重要行業，它的盛行，是促使農民破產的原因之一。大高利貸者被稱為子錢家，列侯封君都向他們告貸。
西漢中期以後，對外貿易發達起來。自河西走廊經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通向中亞、西亞以及更遠地區的道路，已經暢通。沿著這條道路，運入各種毛織物和其他奢侈品，運出大宗絲織品。西方人稱這條道路為“絲綢之路”。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今廣東廣州)。近年來廣州、貴縣、長沙等地，經常發現玻璃、琥珀、瑪瑙等物，其中一部分是從海外運進來的。
西漢社會各階級的狀況
在西漢封建社會中，基本的階級是彼此對立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包括皇帝、貴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是封建統治階級。農民階級包括自耕農、佃農和僱農。手工業者的經濟地位相當於農民。農民和手工業者是主要的被統治階級。商人的經濟地位比較複雜，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小商販的經濟地位類似手工業者和自耕農，是被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除此以外，還有數量頗大的奴婢，他們的身分和經濟地位最為低下。他們雖然不是漢代封建社會的基本階級，但是在生產中還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各個階級都在一定程度上起著變化。地主階級和大商人迅速擴充勢力，強佔民田，役使和盤剝農民，掠奪財貨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發展成豪強大族。農民階級中的自耕農，經過漢初一個較穩定的發展時期後，少數上升為地主，多數則逐步陷入困境，從中分離出大量的人，成為“遊食”的小商販，或者成為佃農、傭工和奴婢。
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掌握著政權，擁有大量的土地。居於這個階級最上層的，是以皇帝為首，包括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號）的貴族地主。參加過反秦起義，在漢初獲得官、爵的軍功地主，是地主階級中的一個重要階層。皇帝在全國（主要是在直轄郡內），諸侯王在王國內，列侯和其他高爵的軍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內，憑藉國家機器，強迫農民繳納租賦，提供無償勞役。中央政權的租賦所入，由大司農掌管，用來養活官吏和軍隊。皇帝還以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作為“私奉養”，置少府官主領。最晚到漢武帝時，少府以及一些別的官府開始向貧民出假公田，榨取租稅。武帝置水衡都尉，統一鑄幣是其職能之一，鑄幣贏利亦入少府。元帝時，百姓賦錢藏於都內（大司農屬官）者四十萬萬，同時，水衡藏錢二十五萬萬，少府藏錢十八萬萬。少府、水衡錢供皇帝私奉養者數目十分巨大。
地主階級掠奪土地日趨嚴重，官僚地主更為突出。蕭何在關中賤價強買民田宅，田蚡向竇嬰強索長安城南田，霍去病為生父中孺買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後荼、太子遷、女陵和衡山王賜，都侵奪民田宅。成帝丞相張禹買涇渭之間膏腴上田至四百頃，又請成帝賜與平陵(昭帝陵)附近的肥牛亭部地，成帝詔徙亭它所，而以其地賜禹。甚至成帝自己也置私田於民間。西漢中期以後，擁有土地三四百頃的大地主為數不少，個別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頃以上。如武帝時酷吏寧成買陂田千餘頃，哀帝寵臣董賢得哀帝所賜苑田竟至兩千餘頃。
農民階級
西漢政權繼續使用者籍制度控制人戶。舉凡姓名、年紀、籍貫（郡、縣、裡）、爵級、膚色、身長、家口、財產(田宅、奴婢、牛馬、車輛等及其所值)，都要在戶籍上一一載明。漢代州郡，每年都要通過“上計”，向中央申報管內的戶口數和墾田數。在列入戶籍的編戶齊民中，人數最多的是自耕農民。
西漢封建國家對自耕農的剝削，較之秦代有所減輕。但是就西漢生產力水平而言，農民租賦負擔仍然沉重。據文帝時期晁錯的估計，五口之家的農戶，種地百畝，不計副業收入，每年約收粟百石。丁壯日食五升，通家合計，一年食用當佔所收的大半。漢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歲納百二十錢，叫做算賦；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歲納二十錢（武帝時增至二十三錢），叫做口賦。賦錢之重，大大超過三十稅一的田租。漢代農民兵徭負擔也很重。通常的農戶，每戶應服兵徭的男丁約為兩口，為了不誤耕作，就要以每人若干錢的代價僱人代役。農家賣粟納口賦、算賦和僱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餘無幾甚至沒有剩餘。進行再生產所需的種子、耕畜、農具等項支出，以及農民衣著、雜用所費，還未計算在內，這些費用能否籌到，就要視副業（主要是紡織）收入的有無多寡而定了。
西漢時期，糧食和土地價格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但一般說來是偏賤的。糧價如前所述，文景時每石高不足百錢，低則十餘錢。田價則關中和洛陽上田，每畝千餘、兩千、三千錢不等；居延邊地，每畝約值百錢。但是農民所需耕牛，一頭值數千錢以至萬餘錢。西漢耕作，一般是二牛一犋，農戶當備置二牛。馬當時也是耕畜，由於戰爭的需要，更為昂貴，每匹低則四千，高則若干萬。鐵器、衣物和食鹽，價格都不賤。物價的這種不平衡狀態，對於地主、商人的剝削兼併有利，對於農民極為不利。農民賤價出賣穀物，甚至出賣土地，高價購買耕畜、農具和其他必需品，進出之間，損失很大。何況納稅季節，地主、商人乘農民之急，還要將粟價壓而又壓。這也是農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還在號稱“無兼併之害”的文景時期，晁錯就尖銳地指明這種危及統治秩序的現象。他說：農家終年辛苦，無日休息，除了納稅服役之外，還會碰上水旱之災，或者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暮改，納稅季節，有糧谷的人家被迫半價出賣，沒有糧谷的人家只有倍息借錢。於是有的人就不得不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了。這種情況，到武帝以後更為普遍。《鹽鐵論》中賢良、文學敘述農家入不敷出的情況說，田租雖是三十稅一，但加上口賦更徭之役，大概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有時農民盡其所得，不夠應付租賦更徭，只好求之於高利貸。所以百姓雖勤力耕作，仍不能免於飢寒。
破產的農民，多數被迫依附於大地主作佃客。大地主大量招納逃亡農民，官吏畏勢，不敢督責，反而加重對窮苦百姓的壓迫。百姓不堪其苦，轉相仿效，紛紛流亡遠去，他們的租賦徭役又被官吏轉嫁給尚未流亡的中等農家。這樣，就出現了未流亡者為已流亡者納租服役的惡性迴圈。流亡問題越來越嚴重，而豪強地主所招納的佃客和兼併的土地也越來越多。豪強寧成役使貧民至數千家。佃客一般以對分的比率，向地主交納地租。邊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記載，計田六十五畝，收租二十六石，每畝合租四鬥。漢代不見佃客免徭賦的法令，佃客還要受徭賦之苦。
還有一些破產農民，迫於生計，為傭作餬口。秦末陳勝為人傭耕，起義以後，故人為傭耕者都來軍中謁見。西漢傭工種類，見於文獻的除傭耕、僕役以外，還有采黃金珠玉、治河、築陵、為酒家傭保等等。武帝筦鹽鐵以前，豪強大家冶鐵煮鹽，一般都是招納流亡農民為之，這些人有一部分是僱傭身分。筦鹽鐵後，鹽鐵生產除用官奴婢外，還用徭役勞動，由於道遠作劇，農民無法自行服役，不得不出錢僱人代替。僱人所需，一說每人每月兩千錢，一說每月三百錢，後說似近史實。官僚地主甚至憑藉權力，僱工而不給傭值。
在漢代社會裡，僱傭勞動在社會生產中不佔重要地位。傭工還要受種種封建束縛，庸和奴的稱謂有時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分低下。漢昭帝始元四年（前83）詔書裡，有歲儉乏食，“流庸未盡還”之語，可見在剝削壓迫稍見緩和，或年景稍佳之時，流亡為傭的人是可以返回鄉里的。
商人
西漢初年，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西漢繼承秦代重農抑商政策，限制商人。但是，經商是剝削者方便的致富之道，商人通過賤買貴賣，不勞自肥。當時俗語所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所以商人都用各種手段逃避限制，擴大經營，抑商法令等於具文。文景以後，商人力量有蒸蒸日上的趨勢。晁錯看到這種情況，向文帝說：“令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西漢前期，出現了許多大鹽鐵商，大販運商，大子錢家。卓氏在臨邛，即山鑄鐵，行銷滇蜀，有奴僮千人。程鄭在臨邛，也以冶鐵致富，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交易。孔氏在南陽大規模冶鐵，佔奪陂池，致富數千金，多和諸侯王交接。曹邴氏以鐵冶起家，兼營高利貸和運輸，與富有的吳王濞齊名。山東刁間驅使奴隸，逐魚鹽商賈之利。洛陽師史專事販運，車輛成百，遍行諸郡國。宣曲任氏在楚漢之戰時從事糧食囤積致鉅富。子錢家無鹽氏在七國之亂時以千金貸給從軍東征的列侯封君，一歲獲息十倍，富埒關中。許多貴族、官僚、大商人鑄錢牟大利，鄧通和吳王濞最有名，所鑄的錢流通天下。上述卓氏、程鄭、孔氏的先人，都是戰國末年東方諸國的大工商主，秦始皇時成為所謂“山東遷虜”，但子孫仍然致力工商。秦漢時期多次遷徙六國貴族於關中，其中齊國的田氏族姓繁衍，世多貨殖，漢代關中富商大賈，很大一部分出于田氏。
在西漢社會中，“以末致財”的大商人，雖然家資數千萬乃至成萬萬，但仍須“用本守之”。這就是說，經商致富的人，需要掠奪土地，成為大地主，才能守住產業。所以大商人無不規陂池，求田宅，憑藉財富役使貧民。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營商業，以圖暴利。宣帝時楊惲糴賤販貴，從事糧食買賣。貢禹奏請自尚書諸曹和侍中以上的皇帝近臣，都不許私自經營商業，可見那時大官僚經營商業的普遍。
大商人兼併土地，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流亡。他們還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助長分裂割據。因此封建國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終於導致漢武帝劉徹打擊大商人的結果。
至於人數眾多的小商人，他們有的列肆販賣，有的負貨求售，有的兼為小手工業者自制自銷，有的以車僦載收取運費。他們多數由農民或城市貧民轉化而來，同樣受剝削壓迫，同大商人不同。小商人無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國家的徭役徵發，也往往首先落到他們頭上。秦漢的七科謫，即以七種人為物件的謫發遠戍的制度，有四科是謫發商人或他們的子孫。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數量頗大。
官奴婢的來源，一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屬沒官為奴者；一為原來的私奴婢，通過國家向富人募取或作為罪犯財產沒官等途徑，轉化為官奴婢；一為以戰俘為奴。官奴婢用於宮廷、官府服役，用於苑囿養狗馬禽獸，也用於官府手工業、挽河漕、築城等勞作。西、北邊地諸苑養馬的官奴婢有三萬人。元帝時長安諸官奴婢遊戲無事者，有十萬人之多。
私奴婢主要來自破產農民。他們有的是被迫自賣為奴；有的是被人掠賣為奴；有的是先賣為“贅子”，無力贖取而為奴。官奴婢由統治者賞賜給私人，即轉化為私奴婢。邊境少數民族人民，有為統治者掠為奴婢者，例如來自西南夷中的“僰僮”。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陳平以奴婢贈陸賈，數達一百。市場出賣奴婢，通常是與牛馬同欄。賣奴婢者在市場上給被賣奴婢飾以繡衣絲履，以圖高價。奴婢價格，一萬、兩萬不等。經營奴婢買賣的大商人，每出賣一百個奴婢，獲利約二十萬。漢代有不許任意殺奴以及殺奴必須報官的法令，也有因違令殺奴被罰的事例。但在通常情況下，主人對奴婢有“專殺之威”，奴婢生命實際上是沒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從事家內服役以外，也有許多被驅使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產或商業活動。季布為朱家奴，被用於田間勞動；張安世家僮七百，都有手工業技術；刁間的奴隸被驅迫運輸商品。王褒所作《僮約》，列舉了奴隸服勞役的專案，包括家內雜役、種田種園圃、放牧、作工、捕魚、造船、修屋乃至經商等等。《僮約》雖然是一篇遊戲文章，但所列奴僮為主人服役專案，當符合西漢社會實際狀況。
漢代奴隸在生產中還佔有一定地位，是奴隸制時代的“遺產”。封建統治者無法消除它，無法制止破產的農民淪為奴婢。殘酷的封建法律，也還以相當的規模和速度繼續“製造”奴婢。統治者只能把它納入封建制軌道，使之為地主階級服務。因此，從奴隸制殘餘中獲得利益的，正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而不是一個獨立於他們之外的奴隸主階級。
漢武帝時期統一的鞏固和專制主義
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
漢武帝劉徹統治的五十餘年（前140～前87），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在經濟繁榮、府庫充溢的基礎上，漢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力圖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以適應統一國家的需要。
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
漢武帝時期，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是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威脅著西漢中央政權。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諸侯王除了由嫡長子繼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按照漢制，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推恩詔下後，王國紛請分邑子弟，於是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西漢王朝不用黜陟的辦法而使王國的轄地縮小。武帝以後，每一王國轄地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於郡。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諸侯王問題解決後，全國還有列侯百餘。漢制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諸侯王和列侯獻“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列侯酎金斤兩成色不足為名，削奪一百零六個列侯的爵位。還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陸續失爵。不過此後仍不斷有功臣侯、恩澤侯之封，列侯的數量還是不少。
漢初貴族養士的風氣很盛，強大的諸侯王都大量招致賓客遊士，扈從左右，其中有文學之士，有儒生、方士，還有縱橫論辯之士。諸侯王策劃反漢時，賓客遊士往往是他們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壓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賜被告謀反，武帝於元狩元年（前122）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致死的據說達數萬人。接著，武帝頒佈《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規定王國官為“左官”，以示歧視，後者限制士人與諸王交遊。從此以後，諸侯王惟得衣食租稅，不能參與政事，其中支脈疏遠的人，就與一般富室無異了。
實行察舉制度建立太學
漢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職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師為郎，叫做“任子”；擁有資產十萬錢(景帝時改為四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備衣馬之飾，也可以候選為郎，叫做“貲選”。郎是皇帝的侍從，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內守門戶，出充車騎。郎在郎署嫻習“漢家故事”，以備補授別的官職。西漢初年，地主階級子弟為郎，是他們出仕朝廷的一個重要階梯。在這種選官制度下，較高的官吏多數出於郎中、中郎等郎官和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財富為準，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難以適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來，漢朝在各郡縣推選“孝悌力田”，復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人。文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這種詔舉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拔。無論選孝悌力田或舉賢良方正等，都還沒有成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兩人，以給宿衛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物件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時的詔舉較為完備。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此以後，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制度就確立起來了。
察舉制初行的頭幾年，郡國執行不力，有的郡不薦一人。武帝為了督促察舉制度的實行，規定二千石如果不舉孝，就是不奉行詔令，應當以不敬論罪；不舉廉，就是不勝任，應當免官。
武帝以後，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御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從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過這類察舉屬於特科性質，並不經常舉行。此外，還有獻策上書為郎，射策甲科為郎，隴西等六郡良家子為郎等選官途徑。武帝時四方人士上書言得失者達千人，其中當有以此得官者。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言事稱旨為大鴻臚，數月即超遷丞相。
武帝在長安城外，為太常博士的弟子興建學校，名為太學，使他們在太學中隨博士受業。博士弟子共五十名，由太常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當，入學後免除本人徭賦。還有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縣擇人充當。這些人學成經考試後，按等第錄用。武帝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封建官僚，但是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實行察舉制度和建立太學後，大官僚和大豪富子嗣壟斷官位的局面有所改變，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門徑比過去寬廣了，少數出自社會下層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機會。在這種新的制度下，皇帝通過策問（見對策）和考試，可以在較大的範圍內按自己的意旨選擇稱職的官吏。這對於網羅人材，加強皇權統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削弱丞相權力
西漢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舊，沒有大的改變。漢高祖以功臣封侯者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對皇帝敢於直言不諱，甚至敢於言所不當言。惠帝時曹參為丞相，無所事事，惠帝託參子曹窋婉轉進言，曹參不改變自己的態度，反而要求惠帝也跟他一樣，垂拱無為。文帝倖臣鄧通對丞相申徒嘉禮意怠慢，申徒嘉嚴斥鄧通，還對文帝說：陛下幸愛群臣，可以給他們富貴，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由於丞相權重，皇帝與丞相之間，容易出現矛盾。
景帝時，高祖功臣死盡，陶青、劉舍等人以功臣之子受封為列侯，繼為丞相，丞相位望有所削弱，但是皇帝與丞相在權力問題上仍然潛伏著矛盾。武帝時丞相田蚡驕橫，他所薦舉的人，有的一開始就被授與二千石的官位，侵犯皇帝的用人權力。武帝甚至問他“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因此，削弱丞相權力是加強皇權的一個迫切問題。元朔五年（前124），武帝任命公孫弘為相，然後才封平津侯。公孫弘起自“布衣”，在朝無所援接，只有唯唯諾諾，不敢稍違皇帝旨意。從此以後，功臣列侯子嗣獨佔相位的局面結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職“充位”而已。他們動輒得咎，自殺或下獄死者甚多。公孫賀有鑑於此，拜相時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得已始起而視事。幾年以後，公孫賀也被族滅。
武帝從賢良文學、上書言事的人以及現任官當中，先後拔用了文才出眾的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嚴安等人，在他們的本職以外，另給侍中、常侍、給事中等加官，讓他們出入禁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與大政。武帝曾經令嚴助等內侍腹心之臣與朝廷公卿大夫辯論政事，彼此以義理之文相對答，公卿大夫屢屢詘服。尊貴臣僚如衛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皆加侍中，其中衛青任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任大司馬驃騎將軍，權勢超過丞相。武帝還參用宦官為中書，掌尚書（少府屬官）之職，侍從禁省，出納文書。這種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漸形成一個宮內決策的機構，稱為“中朝”或“內朝”，與以丞相為首的政務機關“外朝”相對應。皇帝依靠中朝，加強統治；中朝則恃皇帝之重，凌駕外朝。這樣，專制制度就進一步加強了。
武帝臨死前，用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後來霍光又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輔佐昭帝，權傾內外。昭帝死後，霍光擬廢繼立的昌邑王賀，百官自丞相以下皆唯唯從命，而領銜上奏的仍然是丞相楊敞。這說明丞相雖還有一定的位望，但實際職權已微不足道了。
加強中央軍力
西漢時期，兵役制和徭役制結合在一起。制度規定：男子自傅籍之年（漢初十五歲，景帝時二十歲，武、昭後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的期間內，服兵役兩年，稱為正卒。正卒一年在本郡為材官（步兵）、樓船（水軍）或騎士；另一年在京師屯戍，稱為衛士。他們還須在邊郡屯戍一年，稱為戍卒。除此以外，每年還要服徭役一月，稱為更卒，親自服役的稱為踐更，不願服役的可納錢三百僱人代理，叫做過更。由於僱人代役的越來越多，過更錢就逐漸演變為丁男的一種賦稅，叫作更賦。漢代兵徭制度迄無定論，上述說法似近史實。在地方，軍事由郡尉或王國中尉主管，他們統領本地的正卒，進行軍事訓練。每年秋季，郡太守舉行正卒的檢閱，叫做都試。皇帝發郡國兵時，用銅虎符為驗，無符不得發兵，和秦代一樣。
在京城，駐有南北二軍。北軍守京師，士卒多由三輔（京兆、馮翊、扶風）選調，由中尉率領；南軍保衛皇宮，衛士多由三輔以外各郡國選調，由衛尉率領。南北軍力都不甚大。南軍衛士數目，西漢初年為兩萬人，武帝即位，減為萬人。衛將軍以皇帝詔令統領南北軍，但視需要而定，不常置。
按照漢初的軍事制度，軍力分散於全國各地，都城無重兵。這樣的軍制，自然不能適應武帝時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擴充中央兵力，並建立可以由中央隨時調遣的“長從”軍隊，起強幹弱枝作用。
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建立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虎賁、胡騎等七校尉，常駐京師及其附近。七校尉兵都統於由中尉屬官中壘令演變而來的中壘校尉，所以又合稱八校尉。八校尉屬北軍系統，每校兵力約為數百人至千餘人，大概多以募士為之，是長從軍隊。
漢代宮廷裡侍從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領，是皇帝的儀衛，也是一支武裝力量。建元三年（前138），武帝設期門軍；太初元年(前104)，設羽林軍。期門約為千人，羽林七百人，選隴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當，相當於郎。這些都是屬於南軍系統的長從軍隊。漢代名將多出於期門、羽林，可見期門、羽林在全國軍事系統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來又取從軍戰死者的子孫養於羽林軍中，加以軍事訓練，號稱羽林孤兒，以加強宿衛力量。
八校尉和期門、羽林相繼建立後，京師軍力得到加強。宣帝神爵元年（前61）發胡騎、越騎以及羽林孤兒出擊羌人，可見這支軍隊已經用於邊境的戰爭了。
此外，武帝軍中有“勇敢士”，衛青、霍去病出徵匈奴時有“私負從”者。這些當系招募而來。武帝以後，募兵在漢軍中所佔比例就越來越大了。
設定刺史
惠帝三年（前192），相國曹參請派御史監三輔，部分地恢復了秦的御史監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前167），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並督察監郡御史，時置時省。文帝還常常派特使巡行。
漢武帝時，中央統轄郡國數達百餘，比漢初大為增加。為了加強統治，建立監察郡國的制度就成為必要。元封五年（前106），武帝把全國地區除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和弘農以外，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域，叫十三州部（冀、青、兗、徐、揚、荊、豫、益、涼、幽、並、交趾、朔方）(見兩漢州部)，每州部設部刺史一人。刺史沒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考察吏治，懲獎官員，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這六條詳細規定了刺史監察的範圍，其中一條是督察強宗豪右，五條是督察郡國守相。刺史所舉劾者，由丞相遣使案驗。徵和四年（前89），武帝置司隸校尉。司隸校尉率領官徒捕捉巫蠱（被指為以巫術害人特別是詛咒皇帝的人），監督大奸猾；後罷兵，督察三輔、三河和弘農郡，職權同部刺史相當。刺史和司隸校尉的設立，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起了強幹弱枝的顯著作用。
刺史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時代表中央，可以監察二千石和王國相，也可以監察諸王。刺史權責雖重，但不直接處理地方行政事務。所以刺史的設立得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監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嚴刑法
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些豪強，他們宗族強大，武斷鄉曲，既欺凌農民，也破壞封建法度。濟南瞷氏，潁川灌氏，都是西漢前期著名的豪強大族。豪強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間，除了上下依恃的關係以外，顯然還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那個時期，還有一些人以遊俠著名。遊俠以義氣俠行相標榜，振人於窮急，脫人於厄困，權行州域，力折公侯。朱家、劇孟、郭解都是漢初著名的遊俠。但是有些遊俠“作奸剽攻”、“睚眥殺人”；有些遊俠形同盜賊。遊俠在破壞封建法度方面同豪強類似，有些遊俠本身就是豪強。
為了打擊不法的豪強遊俠，出現了酷吏。景帝時，郅都為濟南守，族滅瞷氏首惡。寧成為中尉，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傑，人人恐懼。郅都、寧成是西漢最早的酷吏，他們的活動，是漢武帝打擊豪強遊俠的先聲。
漢武帝除了遷徙強宗大姓，不許他們族居以外，還大批地任用酷吏，誅鋤豪強。張湯為御史大夫，誅鋤豪強併兼之家。周陽由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張湯、周陽由這樣的內外官吏，當時比比皆是。除了對付豪強遊俠以外，有的酷吏專伺人主意旨為獄，大肆網羅。杜周為廷尉，以詔令捕人至六七萬之多。
但是酷吏同豪強、遊俠並不是絕對對立的勢力。酷吏寧成罷官回鄉，役使貧民達數千家；酷吏義縱少年時無行，攻剽為群盜。這些人自身就是豪強或遊俠。所以他們治郡的時候，也往往以當地的“豪傑”為爪牙，對人民為非作歹。酷吏王溫舒殺河內豪強，竟至株連千餘家，流血十餘里。
在誅鋤豪強的同時，酷吏張湯、趙禹等人條定刑法。經過他們條定以後，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之罪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死罪判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刑法的條定，雖然與誅鋤豪強、打擊不法的需要有關，但是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鎮壓百姓。由於刑法繁密駁雜，郡國治獄時無法運用，常有罪同而論異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羅織成獄，上下其手，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勝數。《漢書·刑法志》說：“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宄不勝。”《漢書·酷吏傳》說：由於郡國守相多效法王溫舒的殘暴殺人行為，所以“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可見用酷吏和刑法來加強專制皇權，勢必要激化階級矛盾。
條定繁密的刑法與獨尊儒術（見罷黜百家），都是在漢武帝時期出現的，這說明漢武帝的統治具有外儒內法的性質。所以漢宣帝劉詢說，漢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雜而用之。
統一貨幣
漢武帝連續發動了許多次對邊境各族的戰爭，長期而激烈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的財富，文景時期留下來的府庫積蓄都用盡了。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錢、入粟以拜官或贖罪，又設武功爵出賣，力圖籌措軍資。元狩中，他正式打破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任用大鹽商東郭咸陽、大冶鐵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任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主持計算。這些人憑藉強大的專制政權，統一貨幣，筦鹽鐵，建立均輸、平準制度，企圖抑制商人活動，穩定市場，擴大財政收入。漢初以來，貨幣質量低劣，幣面文曰半兩（十二銖），實際重量只有八銖、四銖，有的甚至更輕，薄如榆莢，被稱為莢錢。對於私鑄，政府有時禁止，有時允許。市面貨幣輕重大小不一，郡縣又各不同，法錢不立，折算困難。幣制的混亂，破壞了國家財政制度，影響國庫收入，也不利於經濟的發展。文帝企圖整頓幣制，鑄四銖半兩錢，使民仿鑄，諸王、達官、豪商大量鑄錢，以牟巨利。私鑄者不遵守官定質量要求，雜以鉛鐵，以此獲罪者一縣百數。武帝即位，恢復秦始皇時貨幣“重如其文”的制度，改鑄三銖錢，實重與幣面文字所示一致。同時禁止私鑄，盜鑄者罪至死。元狩五年（前118）以五銖錢代替三銖錢，重如其文，但是盜鑄之風不減，據說吏民坐盜鑄金錢罪死者達數十萬人。
除了禁止私鑄以外，元鼎四年（前113），武帝取消郡國鑄錢的權力，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鐘官、辨銅、均輸（一說為鍾官、辨銅、伎巧）三官，負責鑄造新的五銖錢，名為三官錢。他還責成各郡國把以前所鑄的錢一律銷燬，所得銅料輸給三官。這次禁令很嚴格，新幣質量又高，盜鑄無利可圖，所以幣制得到較長期的穩定，五銖錢乃成為由此至隋代七百餘年中國家鑄幣的主要形式。漢武帝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統一了貨幣，而貨幣的統一又使國家的經濟力量得到加強，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獲得一種經濟上的保證。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法、平準法
筦鹽的辦法，是在產鹽區設立鹽官，備置煮鹽用的“牢盆”，募人煮鹽，產品由官家收購發賣。筦鐵的辦法，是在產鐵區設立鐵官，採冶鑄造，發賣鐵器。西漢鹽官有遍及二十八郡國的三十五處，鐵官有遍及四十郡國的四十九處。鹽鐵官統屬於中央的大農令(秦名治粟內史，後又更名大司農)。諸侯王國原來自置的鹽鐵官，也由大農所設鹽鐵官代替。鹽鐵官吏，多用鹽鐵商人充任。
均輸法是大農向各郡國派遣均輸官，把應由各郡國依例輸京而京師並不需要的物品，從出產處轉運他處出賣，通過輾轉交換，把京師所需的貨物運達長安。均輸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品質量差，運費有時超過貨物所值的不合理現象，並且使大農諸官得以掌握所需的各地貨物，充實府庫（見兩漢均輸）。
平準法是由大農在京師設平準官，接受均輸貨物，按長安市場價格漲落情況，貴則賣之，賤則買之，用以調劑供需，節制市場（見兩漢平準）。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使大農控制了鹽鐵生產和許多貨物買賣，使富商大賈難以牟大利，也使物價不致暴漲暴落。同時，使一部分手工業和商業利潤歸於國家，供給漢武帝巡狩、賞賜的揮霍和軍事費用。這樣，人民的賦稅負擔未增加，國家的用度卻得以充裕。
西漢以來，豪強大家從煮鹽、冶鐵、鑄錢中獲取大利，一些企圖進行政治割據的人，如景帝時的吳王濞，也在深山窮澤中和海邊上，聚眾千百人從事鹽鐵鑄錢，積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所以桑弘羊在論證筦鹽鐵和實行平準、均輸的必要性時說：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是用來掌握經濟命脈和控制諸侯王的。他又說：現在實行筦鹽鐵的辦法，並不只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為了重農抑商，離散豪強聚集的力量，禁止過度的奢侈，斷絕對農民的兼併。由此可見，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還起著控制諸侯王和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
西漢王朝經營鹽鐵和商業，也不可避免地給人民帶來了一些痛苦。例如官鹽價昂味苦，農具質劣不適用等等。以後一部分賢良、文學反對筦鹽鐵和平準、均輸制度，即以此作為一個重要理由。這些措施和制度，實際上難於長期有效地施行下去。
算緡和告緡
漢武帝還採取了直接打擊大商賈的措施，這就是算緡和告緡。元狩四年（前 119），武帝開始實行“算緡錢”，規定商人、兼營手工業的商人以及高利貸者，無論有無市籍，其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都必須向政府申報，每兩千錢納稅一算，即百二十錢；自產自銷的手工業品，每四千錢一算。軺車，除了屬於規定免算者以外，一乘一算；商人軺車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產不報或報而不實，罰戍邊一歲，沒入資財。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許佔有土地，違令者沒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前114）武帝下令“告緡”，鼓勵告發，並規定以所沒收違令商人資財的一半獎給告發人。武帝命楊可主持告緡，命杜周處理告緡案件。在這次告緡中，政府沒收的財物以億計，沒收的奴婢也是成千上萬；沒收的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機構設定農官，分別經營沒收的郡縣土地。沒收的奴婢則主要用於飼養狗馬禽獸和在官府擔任雜役。告緡沿續近十年，中家以上的商賈，有許多都以此破產。算緡告緡以後，上林苑財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商人們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所以算緡、告緡的措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起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
周邊各民族西漢王朝同
周邊各族的關係
西漢時期，中國各民族之間，出現了比以前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也發生過一些戰爭。漢朝（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對各族的戰爭，有的屬於防禦性質，起了維護安全、保障生產的作用；有的則是對少數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壞。但是總的看來，漢武帝以後各民族之間的聯絡加強了，許多民族地區正式歸入中國的版圖，漢族的經濟和文化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周圍各民族，有些民族還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漢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統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進步的結果。
越
東甌、閩越的君主，多次率部參加過中原的政治鬥爭。留居本地的東甌、閩越人受中原文化影響不大，他們沒有城郭邑里，居溪谷篁竹之間，與外界很少聯絡。漢初以來，他們的社會經濟有了發展。武帝初年，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越人準備進攻郡縣時，往往先離開深山，耕種於餘干(今江西餘干)界中以積軍糧。劉安所說情況，正是東甌、閩越人農業生產能力有所提高的表現。南越出產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吸引了許多北方的商賈。除了呂后統治時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維持著正常的關市貿易，鐵農具和耕畜通過關市，源源輸入南越，促進了南越的農業生產。南越和西南地區也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絡。廣西貴縣出土的據認為是西漢初年西甌高階武將的墓葬，隨葬品頗豐富，但有人殉。
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求援於漢。漢武帝派嚴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東甌，援兵未達，閩越已退走。東甌人為了避免閩越的威脅，請求內徙，漢朝把他們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間，他們從此成為西漢的編戶齊民。
建元六年，閩越又攻南越邊地，南越向漢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會稽、豫章兩路攻閩越。閩越王郢之弟餘善殺郢，漢退兵。漢封原閩越王無諸之孫繇君醜為越繇王，以後又封餘善為東越王，封越人貴族多人為侯。
元鼎六年（前111），東越攻入豫章。元封元年(前110)冬，漢軍數路攻入東越。越繇王和東越貴族殺餘善，漢封越繇王和其他貴族為列侯，把越人徙處江、淮之間。江、淮之間的東甌人和閩越人此後逐漸同漢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則分散在山嶺中，與漢人來往較少，社會經濟仍停留在比較落後的階段。
漢朝和南越的關係，較為複雜。建元三年，嚴助率漢軍解除了閩越對南越邊邑的威脅；六年，嚴助又受命出使南越，南越王趙胡派太子趙嬰齊一度宿衛長安。後來嬰齊之子趙興繼嬰齊為越王，按其生母太后邯鄲人摎氏的意見，上書武帝，請求同內地諸侯王一樣三年一朝，並請漢朝撤除邊境關塞。南越丞相呂嘉代表越人貴族勢力，反對趙興和摎太后，並殺趙興、摎太后以及漢朝使者，立嬰齊長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為王。元鼎五年（前112），路博德、楊僕等率漢軍攻入南越， 招納越人，奪得番禺，俘呂嘉和趙建德，越人貴族很多人受漢封為列侯。南越的桂林監居翁，也諭告西甌四十餘萬口，一起歸漢。漢以南越、西甌及其相鄰之地立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廣州象崗山發現南越王墓，墓主著玉衣，有“文帝行璽”金印、“趙昧”玉印等印章同出。由此可推斷墓主當是史籍所見趙胡，趙胡可能就是趙昧。隨出物有銅鐵器、漆木器等，青銅器有中原漢式，南方楚式，亦有南越式，有的可斷為本地所造。還出有藥石、平板玻璃。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於西漢諸侯王制度。從這些情況看來，南越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相當的水平，與中原維持著頻繁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很可能有海外貿易。但是墓內人殉多至十餘，這又反映南越社會落後的一面。
匈奴
漢初以來，匈奴族的領袖冒頓單于以其三十餘萬精銳騎兵，東敗東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即月氏）。匈奴的統治區域起自朝鮮邊界，橫跨蒙古高原，與氐、羌相接，向南則伸延到河套以至於今晉北、陝北一帶。冒頓把這一廣大地區分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頓自轄，與漢的代郡(今河北蔚縣境)、雲中郡（今內蒙古托克托境）相對。左部居東方，與漢的上谷郡（今河北懷來境）相對；右部居西方，與漢的上郡（今陝西榆林境）相對，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賢王）分領。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各領一定的戰騎和分地。單于的氏族孿毬氏，以及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是匈奴中最顯貴的幾個氏族。
匈奴人以遊牧為生，逐水草遷徙，但在某些地點也建有城堡，並有少量的農業生產。匈奴各部經濟發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開始使用鐵器，在一些西漢匈奴墓葬中，有鐵馬具、鐵武器和鐵工具出土。匈奴的法律規定，坐盜者沒入其家。匈奴人作戰時，得人以為奴婢。匈奴貴族死時，近倖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這種種情況，說明匈奴社會已處於奴隸制階段。
白登之圍以後，西漢與匈奴結和親， 通關市， 厚饋贈，但仍無法遏止匈奴鐵騎的侵犯和虜掠。元光二年（前133），漢武帝劉徹命馬邑人聶翁壹出塞，引誘匈奴進佔馬邑，而以漢軍三十餘萬埋伏近旁，企圖一舉殲滅匈奴主力。單于引騎十萬入塞，發覺漢的誘兵計劃，中途退歸。從此以後，匈奴屢次大規模進攻邊郡，漢軍也屢次發動反擊和進攻。在這長期的戰爭中，影響較大的有漢攻匈奴的三次戰役。
元朔二年（前 127），匈奴入侵，漢遣衛青領兵從雲中出擊，北抵高闕（陰山缺口，在今內蒙古杭錦後旗東北），迂迴至於隴西，奪回河套一帶，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漢在那裡設定朔方郡（治今內蒙古杭錦旗北），並重新修繕秦時所築邊塞。同年夏，漢王朝募民十萬口徙於朔方。
漢得朔方後，匈奴連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漢軍在衛青指揮下數度出擊。元狩二年（前 121），武帝命霍去病將兵遠征。霍去病自隴西出兵，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東南）千餘里，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擊，逾居延海，南下祁連山，圍殲匈奴。這次戰役，沉重地打擊了匈奴右部，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四萬餘人歸漢。漢分徙其眾於西北邊塞之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後又遷徙關東貧民七十二萬餘口，以其絕大部分充實隴西、北地、上郡、西河之地。西漢王朝又在渾邪王、休屠王故地陸續設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漢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絕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絡，而且溝通了內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這對西漢和匈奴勢力的消長，發生了顯著作用。匈奴失水草肥美的河西地，經濟受到很大損失。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由於漢軍的多次打擊，匈奴單于庭向北遷徙。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帶領十萬騎，“私負從”軍者十四萬騎，步兵及轉運者數十萬人，兩路窮追匈奴。西路衛青軍從定襄郡出發，在漠北擊敗單于，單于率殘部向西北潰走，漢兵北至寘顏山趙信城(約在今蒙古杭愛山以南)而還。東路霍去病軍從代郡出發，出塞兩千餘里，與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戰獲勝，至狼居胥山，臨瀚海而還。這次戰役以後，匈奴主力向西北遠徙，漠南不再有單于的王庭。漢軍佔領了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漢在上郡、朔方、西河以及河西諸地設立田官，用六十萬人屯田戍守，逐漸開發這一地域。
經過這幾次重大戰役以後，匈奴力量大為削弱，除了對西域諸國還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東發展。百餘年來，北方農業區域所受匈奴的威脅，到此基本解除。漢軍在這幾次戰役中，損失也很大。元封、太初以後至武帝之末，漢同匈奴雖然還發生過不少戰事，但是這些戰事的規模和影響都不如過去了。
西漢王朝戰勝匈奴以後，北方邊地出現了新的局面。邊郡和內地之間，郵亭驛置相望於道，聯絡大為增強。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涼的原野上開闢耕地，種植谷、麥、糜、秫等作物。中原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水利技術，通過屯田的兵民，在邊郡傳播開來。從令居（今甘肅永登境）西北至酒泉，再向西至於玉門關，修起了遮蔽河西走廊的長城，敦煌以西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一作鹽水，當今孔雀河），也修建了亭燧。北方舊有的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在今包頭、呼和浩特附近的長城沿線，還設定了許多建有內城、外城的城堡。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燧，吏卒眾多。邊塞的烽燧系統逐步完善起來。屯田區、城堡和烽燧，是西漢在北方邊境的政治、軍事據點，也是先進經濟、先進文化的傳播站，它們對於匈奴以及其他相鄰各遊牧民族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武帝太初三年（前 102），路博德為強弩都尉，出屯張掖居延，於其地修障塞，開屯田。居延屯兵戍守，持續至東漢時，烽燧遺址至今仍在。近數十年來，居延附近多次發現駐軍遺存的簡牘，累積達三萬餘枚，被稱為居延漢簡。今甘肅、新疆的許多地方都有漢簡以及晉簡出土。其他省區，也發現大量漢簡。這些都是漢代歷史包括漢代邊疆歷史的珍貴資料。
匈奴人向西遠徙以後，部落貴族發生分裂，出現五單于爭立的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韓邪單于歸漢，引眾南徙於陰山附近。竟寧元年（前33），漢元帝以宮人王嬙（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恢復了和親，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同匈奴之間的戰爭局面。今包頭等地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出土，正是這一時期漢、匈關係和洽的實證。
西域諸國張騫通西域
西漢以來，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方，被稱作西域。今新疆境內的西域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為塔里木盆地，北部為準噶爾盆地。西漢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國，絕大多數分佈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緣，有且末、扜彌、于闐、莎車等國（南道諸國）；在盆地的北緣，有尉犁、焉耆、龜茲、姑墨、疏勒等國（北道諸國）。盆地東端有樓蘭國，其遺址已於今羅布泊西北發現。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只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國的人口一般只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人口最多的龜茲，才八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
在盆地西南，還有蒲犁、依耐等小國，有的城居，有的遊牧，發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是一個遊牧區域。盆地以南的天山缺口，由車師（姑師）控制著。西部的伊犁河流域，本是塞種人居住的地方。漢文帝時，原來遊牧於敦煌、祁連一帶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遷徙到這裡，趕走了塞種人。後來，烏孫人擺脫匈奴控制，又向西遷徙，把月氏人趕走，佔領了這塊土地。烏孫人有十二萬戶，六十三萬口，不田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
西漢初年，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置“僮僕都尉”於北道的焉耆、危須、尉犁之間，榨取西域的財富。匈奴在西域的統治非常暴虐，西域東北的蒲類，本來是一個大國，其王得罪匈奴單于，單于徙其民六千餘口，置於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貧羸的蒲類人逃亡山谷間，才儲存了蒲類的國號。
自玉門關出西域，有兩條主要的路徑。一條經塔里木盆地東端的樓蘭，折向西南，沿崑崙山北麓西行至莎車，稱為南道。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月氏、安息。另一條經車師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稱為北道。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奄蔡。
與今新疆相鄰的中亞諸國，當時也被稱為西域。其中大宛在蔥嶺西北，口三十萬，產稻、麥、葡萄和良馬。大宛西南，是大月氏。大月氏由敦煌、祁連遷於伊犁河流域，又由伊犁河流域遷於媯水（今阿姆河）北，營遊牧生活。原住媯水以南的大夏人，被大月氏所臣服。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商賈車船周行旁國。在安息的北面，大宛以西，今鹹海以東的草原，則由遊牧的康居人控制著。
漢武帝聽說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聯絡他們夾攻匈奴。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 139）率眾一百餘人，出隴西向西域進發。張騫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獲，他保留漢節，居匈奴十年左右，終於率眾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那時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西遷到媯水流域，張騫乃經康居到達大月氏。大月氏自以為新居之處肥饒安全，又與漢距離遙遠，所以不願意再東還故地，張騫不得要領，居歲餘而還。他在歸途經過羌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 126），張騫回到長安，元朔六年受封為博望侯。張騫出使西域，前後達十餘年，歷盡各種艱險。他的西行，傳播了漢朝的聲威，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所以司馬遷把此行稱為“鑿空”。
張騫東歸後，元狩元年（前 122），武帝遣使探求通過身毒國（今印度）開闢一條不經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第二年，漢軍擊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帶。從此，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漢與西域之間的道路終於打通了。
元狩四年，張騫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並與西域各國聯絡。張騫此行率將士三百人，每人備馬兩匹，並帶牛羊以萬數，金幣絲帛鉅萬。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於元鼎二年（前 115）偕同烏孫使者數十人返抵長安。隨後，被張騫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國的副使，也同這些國家報聘漢朝的使者一起，陸續來到長安。從此以後，漢同西域的交通頻繁起來，漢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幾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幾百人，小的百餘人。使者中有許多人以所攜官物為私產，到西域牟利，所以使者隊伍實際上也就是商隊。
那時候，西域諸國仍未完全脫離匈奴的控制，西域東端的樓蘭和車師，受匈奴控制嚴密。漢使往還時，沿途需索飲水食物，使樓蘭、車師等國應接不暇。所以樓蘭、車師人在匈奴的策動下，常常劫掠漢使，遮斷道路。為了確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 108），王恢率輕騎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數萬擊破車師。元封六年，西漢以宗室女細君與烏孫王和親，企圖東西聯合，迫脅匈奴。細君死，漢又以宗室女解憂和親。和親鞏固了漢與烏孫的聯絡，使烏孫成為鉗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並獲得大宛的汗血馬，武帝於太初元年（前 104）派貳師將軍李廣利領軍數萬擊大宛，無功而還。太初三年，李廣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大宛國都外城，迫使大宛與漢軍言和，漢軍獲得良馬幾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漢在西域的聲威大振。昭帝時漢政府在輪臺、渠犁等地各駐兵數百，進行屯墾，置使者校尉領護，以保護往來的使臣和商旅。這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定軍政機構的開始。
車師是匈奴進入天山南麓諸國的主要門戶。漢在車師一帶仍屢次與匈奴發生戰爭。宣帝時匈奴分裂，西部的日逐王於神爵二年（前60）歸漢，匈奴設在西域的僮僕都尉從此撤銷，匈奴日益衰弱。漢乃在西域設立都護，首任都護為鄭吉。都護治烏壘城(今新疆輪臺以東)，並護南道和北道各國，督察烏孫、康居諸國動靜。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臣屬關係，至此完全確定。元帝初元元年（前48）漢在車師地區設立戊己校尉（今新疆吐魯番東南），管理屯田和防務。
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發西域各國兵遠征康居，擊殺了挾持西域各國並與歸漢的呼韓邪單于為敵的郅支單于，匈奴的勢力在西域消失，漢和西域的通道大為安全了。
西域道暢通以後，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內地聯為一體，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遠地區之間，經濟、文化聯絡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陸續向東土移植；西域的良馬、橐駝、各種奇禽異獸以及名貴的毛織品，也都源源東來。中原地區則向西域輸送大量的絲織品和金屬工具，並把鑄鐵技術，可能還有鑿井技術傳到西域。這種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西域社會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漢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中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分佈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漢以西，西北接西域諸國。羌人有火葬習俗，人死，焚屍而揚其灰。羌人人口增殖，分為很多部落，但是不立君長，沒有統屬關係。部落中的強者可以分種為酋豪，弱者則為人附落。戰國初年，羌人無弋爰劍被秦人拘執為奴，後來逃回本族，被推為豪，爰劍和他的子孫，從此就成為羌人世襲的酋長。羌人營田畜牧，日益興盛。
西漢初年，羌人臣服於匈奴。漢武帝擊走匈奴後，從令居（在今甘肅永登境）向西築令居塞，並在河西陸續列置四郡，以隔絕羌人與匈奴的交通。羌人曾與匈奴連兵十餘萬攻令居塞，圍枹罕（今甘肅臨夏）。漢遣李息等率兵十萬征服了羌人，並設護羌校尉統領。宣帝時，羌人與漢爭奪湟水流域的牧地，漢將義渠安國斬羌豪，鎮壓羌人，羌人遂圍攻金城郡（今甘肅永靖西北）。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六萬，屯田湟中，相機進攻，取得了勝利，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今青海西寧以北孫家塞漢墓中，發現木簡約四百枚，記載了西漢軍功爵級、軍隊編制、操練法規、作戰陣法等重要內容，還有《孫子兵法》的片斷佚文。據實地考查，墓主馬良，當是趙充國屬下將校。昭宣以後，部分羌人逐漸內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王莽時在羌人地區設西海郡，徙漢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區，分佈著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民族，漢朝時統稱為西南夷。大體說來，貴州附近有夜郎、且蘭，雲南滇池區域有滇，洱海區域有巂、昆明，四川西昌有邛都，雅安附近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甘肅南部的白馬氐，當時也列在西南夷中。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結髮為椎髻，從事農耕，有邑聚，有君長。巂、昆明等族人民編髮為辮，過著遊牧生活，沒有君長。氐和冉有火葬習俗。
戰國時期，楚將莊領兵溯沅水西上（一說自巴蜀南下）略地。莊經夜郎至滇，適值黔中地為秦國所奪，莊蹻歸路被截斷，乃留滇為王，全軍變服從滇俗。以後秦朝的勢力達到西南夷中，在今宜賓至昭通一帶開通“五尺道”，並在附近各地設官統治。
西漢初年，西南各族地區與巴蜀等地維持著交換關係。漢人商賈從西南夷中運出筰馬、髦牛和僰僮(奴隸)。巴蜀的鐵器和其他商品也運入西南夷中，有的還經由夜郎浮牂柯江轉販到南越。建元末年，番陽令唐蒙在南越發現了蜀地出產的枸醬，探知從蜀經西南夷地區有路可以通達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發夜郎兵浮江抄襲南越的建議。武帝派唐蒙領千人，攜帶繒帛食物，到夜郎進行活動。稍後，漢在巴蜀之南置犍為郡（今四川宜賓），併發巴蜀卒修築自僰道（在今四川宜賓）通向牂柯江的山路。武帝又命司馬相如深入邛、筰、冉，在那裡設定都尉和十餘縣，但不久就罷省了。
張騫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發現邛竹杖和蜀布，據說來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與身毒可以交通。武帝根據這一情況，於元狩元年（前 122）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從那裡通向西域。經過這些活動，漢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漢對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強了。但由於巂、昆明等族的阻攔，尋求從巴蜀通身毒道路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
元鼎五年（前 112），漢發夜郎附近諸部兵攻南越，且蘭君以此反漢，殺漢使者及犍為太守。第二年，漢兵從巴蜀南下，攻下且蘭，設定牂柯郡（今貴州黃平西）。漢又以邛都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東南），筰都為沈黎郡（今四川漢源北），冉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北），白馬為武都郡（今甘肅成縣西）。元封二年（前 109），武帝發兵臨滇，降滇王，賜印，以其地為益州郡（今雲南晉寧）。
雲南晉寧石寨山陸續發掘出的幾十座滇人貴族墓葬中，除出土滇王金印以外，有戰國至東漢初的大量古滇國遺物出土。戰國末至西漢初的滇國青銅製品，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器物年代越晚，受中原影響也越深。出土的大量滇國青銅農具，說明農業在滇人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滇國器物上的影象，表明滇人牧養牛、馬、豬、羊、犬，獵取鹿、虎、野豬，畜牧和狩獵經濟都相當發達。青銅鑄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業，銅器相當精美。鐵器數量不多，有些鐵器實際上是銅鐵合體。《後漢書·西南夷傳》說，滇人之地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這與滇國遺物所表現的滇人社會的經濟情況大致相符。
滇人社會處在奴隸制階段，滇國銅器上也有許多反映奴隸和俘虜生活的鑄像，如奴隸在主人監督下織布，以奴隸作犧牲，捕捉俘虜，俘虜被裸體懸掛等等。奴隸多編髮或披髮，同滇人奴隸主的椎髻不同，他們可能是從巂、昆明或其他外族俘虜來的奴隸。滇人墓中殉葬物豐富精美，可以印證《後漢書·西南夷傳》的記載：滇人奴隸主性豪幊，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烏桓鮮卑
烏桓是東胡的一支，漢初以來，活動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烏桓山一帶。烏桓人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他們也經營農業，種植耐寒耐旱的穄和東牆。烏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婦女能刺繡，善於編織毛織品。烏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帥，但還未出現世襲的酋長。他們推舉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為“大人”。血族復仇的風習，在烏桓社會中還很盛行。烏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還未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西漢初年，烏桓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於匈奴，每年向匈奴輸牛馬羊和毛皮，過時不納，要受到匈奴統治者的懲罰。武帝時霍去病率軍擊破匈奴左地後，把一部分烏桓徙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今河北北部及遼寧南部），設護烏桓校尉監督他們，讓他們替漢軍偵察匈奴動靜。昭帝以後烏桓漸強，常常騷擾漢幽州邊郡，也常常攻擊匈奴。
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言語習俗與烏桓大致相同，但比烏桓落後。鮮卑自從被冒頓單于擊破後，遠徙遼東塞外，南與烏桓相鄰，沒有同西漢發生直接聯絡。
階級矛盾的發展與王莽改制
漢武帝末年的農民暴動
西漢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是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併過程，也是農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過程。還在所謂文景之治的昇平時期，就隱伏著深刻的階級矛盾。賈誼為此警告文帝說：“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賈誼筆下的“盜賊”，指的就是行將出現的農民暴動。
漢武帝統治時期，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到頗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則農民大致可以勉強自給；另一方面，豪強之徒兼併土地，武斷鄉曲的現象，比以前更為嚴重。官僚地主無不追逐田宅、產業和牛羊、奴婢，交相壓榨農民。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積蓄，加重了農民的困苦。貧困破產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受地主的殘酷剝削。農民賣妻鬻子，屢見不鮮。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曾建議“限民名田”，“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和“薄賦斂，省徭役”。他認為，如果富者足以表現尊貴而不至於驕奢，貧者足以維持生活而不至於憂苦，那麼，財富不匱，上下相安，維持統治就容易了。顯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議，著眼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無法實行。從此以後，農民的困苦更是有加無已。
武帝前期，東郡（治今河南濮陽）一帶有農民暴動發生。以後流民愈來愈多。元封四年（前 107），關東流民達到二百萬口，無戶籍者四十萬口，天漢二年（前99）以後，南陽、楚、齊、燕、趙之間，農民起義不時發生，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在關中，也有所謂“暴徒”阻險。起義農民建立名號，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至於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里搶奪地主的糧食財物，更是不可勝數。漢武帝派“直指繡衣使者”分割槽鎮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復聚，據險反抗，不屈不撓。漢武帝又作《沉命法》，並規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時發覺並鎮壓暴動，罪至於死。
在農民反抗鬥爭逐漸興起的時候，漢武帝劉徹認識到要穩定統治，光靠鎮壓是不行的，還要在施政上有所轉變，使農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於“仁恕溫謹”的“守文之主”衛太子（即以後所稱的戾太子）。他曾對衛太子之舅、大將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凌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但是此時漢武帝還沒有實現這一轉變的決心。在他遲疑不決的時候，徵和二年（前91）直指繡衣使者江充以窮治宮中巫蠱的名義逼迫衛太子，激起衛太子在長安的兵變。結果，江充被殺，衛太子也兵敗自經而死。經過這一段曲折過程以後，武帝追悔往事，決心“與民休息”。他在徵和四年斷然罷逐為他求仙藥而傷民糜費的方士，拒絕在輪臺（今新疆輪臺）屯田遠戍，停止向西修築亭障，並且下詔自責，申明此後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養馬者得免徭役）以補缺，只求不乏武備而已。同時，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以示鼓勵農業生產。這樣，農民暴動暫時平息了。
昭、宣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武帝死後，霍光輔佐八歲的昭帝，繼續實行武帝晚年的政策，“與民休息”。短短的幾年內，流民稍還，田野益闢，政府頗有蓄積，西漢統治相對穩定。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辯論施政問題。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官，以示節儉，並進而對於內外政策提出許多主張。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桓寬的《鹽鐵論》一書，即根據這次辯論寫成。賢良、文學之議，對於“休養生息”政策的繼續實行，對於安定局面的繼續維持，起了促進作用。但是他們關於鹽鐵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多未被西漢政府採納。始元六年七月，詔罷郡國榷酤和關內鐵官，其餘鹽鐵等政策，仍遵武帝之舊。
漢宣帝劉詢是戾太子之孫，起自民間。他繼位後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並繼承昭帝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階級矛盾繼續得到緩和，農業生產開始上升。由於連年豐稔，谷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過去，每年需要從關東漕運糧食六百萬斛，以供京師所需，宣武五鳳年間（前57～前54）大司農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各郡糴粟運京，關東漕卒因此罷省半數以上。這是三輔、河東等地農業有了發展的具體說明。沿邊許多地方這時都設立了常平倉，谷賤則糴，谷貴則糶，以調劑邊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邊的西河郡（今內蒙古東勝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農都尉，都因長期的屯田積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農調撥的錢穀。
官府手工業繼續得到發展。齊三服官，蜀、廣漢以及其他各郡工官，東西織室，生產規模都很寵大。銅器及鐵器製造等手工業呈現繁榮景象。所以班固稱讚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間很難趕上。
漢宣帝被封建時期的歷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讚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文帝）之時。但從另一方面看來，當時西漢統治集團積弊已深，豪強的發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難於遏止，所以階級鬥爭的形勢外弛內張，實際上比文帝時要嚴重得多。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展到攻打官府、搶奪囚徒、搜尋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困，“盜賊”不止。
西漢末年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元帝時，西漢社會險象叢生。農民由於受鄉部胥吏無端勒索，儘管由政府賜給土地，也不得不賤賣從商，實在窮困已極，就只有起為“盜賊”。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制度也放棄了。儒生京房曾問元帝當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成帝大興徭役，加重賦斂。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於記載。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等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於王氏門下。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佔墾草田至幾百頃之多，連貧民開闢的熟田也在佔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產千萬者不多；他們後來家財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擬於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內暴斂的結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權勢，大佔良田，丞相張禹買田至四百頃，都有涇渭渠道灌溉，地價極貴。土地以外，他們的其他財物也極多。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兩千餘頃，賢死後家財被斥賣，得錢竟達四十三萬萬之巨。
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抬頭。長安、洛陽等地多有資財數千萬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羅裒壟斷巴蜀鹽井之利，還厚賂外戚王根、倖臣淳于長，依仗他們的勢力，在各郡國大放高利貸，沒有人敢於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建始四年（前29），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侯毋闢領導的暴動。陽朔三年(前22)，有潁川（今河南禹縣）鐵官徒申屠聖等的暴動。鴻嘉三年（前18），有自稱“山君”的廣漢（今四川金堂）鄭躬所領導的暴動。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並等和山陽（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蘇令暴動經歷十九郡國，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為浩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佔田以三十頃為限；佔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佔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們的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農民處境如當時的鮑宣所說，“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哀帝採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治的危機。他自己改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將”。這充分暴露了西漢統治者空虛絕望的心情。
王莽代漢和改制
在農民戰爭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後出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后王氏（即原來的元帝王皇后）表示，願意把王氏家族除冢塋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給貧民。平帝時，王莽復任大司馬，屢次損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異已，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不附王氏的郡國豪傑，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援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稱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關中二十三縣民十餘萬群起響應，一度震動長安，但都被壓平了。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 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曰新。為了解決西漢遺留的社會矛盾，王莽陸續頒佈法令，附會《周禮》，託古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 9），王莽下詔，歷數西漢社會兼併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和奴婢問題。詔令說到權勢之家佔田無數，而貧弱之人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又置奴婢市場，把奴婢同牛馬關在一起，專斷奴婢性命。針對這種情況，詔令宣佈：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稱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九百畝)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者按一夫百畝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違抗者，流放四裔（見王田私屬）。
王莽頒佈這個詔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和奴婢的社會地位，而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以圖緩和土地兼併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在此以後，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詔令。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改變這個詔令，宣佈王田皆得買賣；犯買賣奴婢罪者也不處治。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很快就失敗了。不過王莽所定王田、私屬之制和山澤六筦之禁，名義上還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權徹底崩潰前夕，才正式宣告廢止。
始建國二年，王莽下詔實行五均六筦，企圖以此節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並且使封建國家獲得經濟利益。五均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設立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每季的中月，司市師評定本地物價，叫做市平。物價高過市平，司市師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五穀布帛絲綿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師按本價收買。民因祭祀或喪葬需錢，可向錢府借貸，不取利息；欲經營生計而缺乏本錢的，也可低利借貸。
六筦是由國家掌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項事業，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向在名山大澤中採取眾物的人課稅。六筦中除五均賒貸一項是平準法的新發展以外，其餘五項都在漢武帝時實行過。王莽用來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賈，這也同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一樣。但是武帝憑藉強大的國家力量，能夠基本上控制為國家服務的商人；而王莽則沒有這樣的力量可以憑藉，所以對這些人也無能為力。這些人乘傳巡行，與郡縣通同作弊，盤剝人民，損公肥私。所以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實行同類措施相比，其結果也就各異了。
居攝二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幣，規定錯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錢一值五十，與原有的五銖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五十者並行，並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始建國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對王莽錢幣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銖錢，王莽又加嚴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於民憤，暫廢龜、貝等物，只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入為奴婢。地皇元年，王莽又盡廢舊幣，改行貨布、貨泉二品。
貨幣不合理的變革，引起了經濟混亂，加速了王莽財政的崩潰和人民的破產。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復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鐵索繫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達鍾官以後，還要易其夫婦，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張。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縣名和行政區劃，都大大加以改變。他還恢復五等爵，濫加封賞。官吏俸祿無著，就想方設法擾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他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繼續玩弄符命的把戲，一面發動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爭。沉重的賦役徵發，戰爭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據官吏報告，人民苦於法禁煩苛，手足無措；盡力耕耘，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受鄰伍鑄錢挾銅的株連。奸吏煩擾人民，人民無路可走，不得不起為“盜賊”。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五千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雲湧。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爭也不斷髮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鬥爭發生聯絡。在西漢統治的窮途末路中登上歷史舞臺的王莽，不能解脫社會危機。更始元年（公元23），王莽政權終於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徹底崩潰。
綠林、赤眉大起義
綠林軍
反對王莽政權的農民起義，首先發生在北方邊郡地區。王莽為了出擊匈奴而進行的徵發，在邊郡比在內地更為嚴重。邊境數十萬駐軍，不但仰給邊民供應，而且還大肆騷擾，邊民不堪其苦，鋌而走險，聚眾反抗。始建國三年（公元11），邊民棄城郭流亡，隨處暴動，幷州、平州一帶更為猛烈。天鳳二年（公元15），五原、代郡民舉行暴動，數千人為群，轉入旁郡。
接著，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也相繼出現了農民暴動。天鳳四年，臨淮人瓜田儀在會稽長洲(今江蘇蘇州西南)起義，出沒於湖海之間。同年呂母在海曲(今山東日照)起義，殺縣令，入海堅持戰鬥。此起彼伏的暴動，預示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即將來臨。
天鳳年間，荊州一帶遇到連年的大饑荒，農民相率到野澤中掘荸薺為食。他們人數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裝力量，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鳳為首領，不時攻擊附近的鄉聚。他們隱蔽在綠林山中（今湖北京山北），因而被稱作綠林軍。幾月後，綠林軍發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時他們還沒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轉，能夠返回田間。
地皇二年（公元21），王莽的荊州牧發兵進攻綠林軍，綠林軍出山迎擊獲勝，部眾增至數萬人。地皇三年，綠林山中疾疫流行，綠林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領，西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稱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鳳、馬武等率領，北上南陽，稱新市兵。新市兵攻隨縣時，平林人陳牧、廖湛率眾響應，於是綠林軍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漢宗室劉玄這時也投身於平林兵中。
南陽大地主劉、劉秀兄弟也是漢宗室，他們以“復高祖之業”相號召，聯絡附近各縣地主豪強，並且把宗族、賓客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軍隊，稱為舂陵軍，參加反對王莽的行列。舂陵軍與王莽軍接戰不利，乃與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約定“合縱”。這時綠林軍連敗莽軍，發展到十多萬人。綠林軍領袖為了擴大影響，於宛城南面的淯水上擁立劉玄作皇帝，恢復漢的國號，年號更始（公元23年）。劉玄在宗室中是沒落的一員，參加起義雖早，卻無兵權。綠林軍領袖擁劉玄為帝，這是他們受到劉漢正統思想影響的表現；但是立劉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劉，又是綠林軍領袖疏遠劉、劉秀的結果。
綠林建號以後，王莽發州郡兵四十二萬，由王邑、王尋率領，阻擊綠林軍。六月，王莽軍前鋒十多萬人，圍綠林軍於昆陽（今河南葉縣）。綠林軍八九千人，由王鳳、王常率領，堅守昆陽，劉秀則突圍徵集援兵。那時昆陽城外圍兵數十重，列營百數，圍兵挖掘地道，又用撞車攻城，積弩亂髮，矢下如雨。劉秀等十三騎突出圍城，發郾、定陵營兵數千人援昆陽，王邑、王尋一戰失敗，王尋被殺。城中守軍乘勢出擊，裡外合勢，莽兵大潰，士卒相踐踏，奔走百餘里。綠林軍在這一戰役中奪獲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數。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昆陽之戰。昆陽戰後，海內聞風響應，起兵誅殺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更始詔命。顯然，這次戰役對於綠林軍入關和王莽覆滅，起了決定作用。
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功績，劉又奪得宛城，勢力逐漸凌駕農民軍，因此新市、平林諸將勸更始帝把劉殺了。接著，綠林軍分兵兩路進擊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領，攻克洛陽。更始帝在洛陽派遣劉秀到黃河以北去發展勢力，劉秀北上後，逐步脫離了農民軍的控制。另一路由申屠建、李鬆率領，西入武關。析縣人鄧曄起兵攻下武關，迎入綠林軍，合兵直取長安，關中震動。這時長安發生暴動，王莽被殺，長安被綠林軍迅速攻克。更始二年初，更始帝遷都長安。
進入長安的綠林軍紀律嚴明，府庫宮室一無所動，長安市裡不改於舊。綠林軍瓦解了一批關中的豪強武裝，迅速平定三輔。但是不久以後，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宮廷生活中，地主儒生大肆活動，起義軍內部離心離德的現象便逐漸出現了。
赤眉軍
比綠林軍發動起義稍後，琅邪人樊崇等在莒縣起義。樊崇作戰勇敢，青、徐各地起義領袖逄安、徐宣、謝祿、楊音等都率部歸附他。他們在泰山、北海一帶進行鬥爭，擊敗田況所部莽軍。參加這支起義軍的都是為飢餓所迫的農民，他們同綠林軍一樣，起初並無攻城徇地的意圖。他們因襲漢朝鄉官、小吏稱號，把各級首領分別稱為三老、從事、卒史，彼此之間以巨人相呼。他們沒有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口頭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為了作戰時與敵人相區別，他們把眉毛塗紅，因而獲得赤眉軍的稱號。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率軍十多萬，進攻這一支起義軍。王匡、廉丹的軍隊殘害百姓，十分橫暴，百姓作歌道：“寧逢赤眉，不逢太師（王匡），太師尚可，更始（廉丹）殺我。”赤眉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擊敗莽軍，殺廉丹，勢力大為擴充套件。當劉玄進入洛陽時，赤眉軍也在中原活動，樊崇等二十多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號。劉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脫離劉玄，轉戰於今河南一帶。
赤眉軍雖然連戰獲勝，但是部眾思歸。赤眉領袖認為部眾回鄉必散，於是率領他們西攻長安。公元25年，赤眉軍進至華陰，有眾三十萬。赤眉領袖在巫師慫恿下，在軍中找到一個沒落的西漢宗室、十五歲的牛吏劉盆子作皇帝。接著，赤眉軍進攻長安，推翻了劉玄的統治。
農民起義失敗劉秀建立東漢王朝
赤眉入關時，劉秀也派兵向關中進發。在此之前，當劉秀於更始元年（公元23）冬渡河北上時，黃河以北有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部農民軍。他們各領部曲，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據說有數百萬人。除了農民軍以外，各地豪強地主武裝和王莽的殘餘勢力也還不少。豪強地主在邯鄲立詐稱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為帝，聲勢最大。劉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縣）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縣西北）人劉植、宋子（今河北趙縣東北）人耿純等地主武裝的支援，又得到上谷（治今河北懷來東南）太守耿況、漁陽（治今北京密雲西南）太守彭寵的援助，擊敗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劉秀為蕭王，並令他罷兵去長安。劉秀羽翼已成，拒不受命，留在河北坐觀關中的變化。他逐個吞滅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軍，關中一帶把他稱作“銅馬帝”。
公元25年，當赤眉軍迫近長安時，劉秀在鄗縣（今河北高邑東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號，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不久，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同年九月，赤眉軍入長安。長安附近的豪強地主隱匿糧食，武裝抵制赤眉。赤眉軍糧盡不支，西走隴阪，尋找出路。赤眉在那裡受到割據勢力隗囂的阻擋和風雪的襲擊，折返長安，引眾東歸。這時，劉秀的軍隊已經扼守殽函地區，截斷了赤眉東歸道路。赤眉軍奮勇力戰，但終因糧盡力絀，於建武三年（公元27）春失敗。
漢光武帝劉秀繼續鎮壓河北農民軍餘部，並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於建武五年統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區。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據天水的隗囂，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東漢時期封建經濟的發展
和豪強勢力的擴張
生產的發展南方經濟水平的提高
漢光武帝劉秀在國內統一戰爭中，利用農民戰爭造成的有利形勢，於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連續六次頒佈釋放奴婢的詔令。詔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飢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連續頒令：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西漢後期和王莽統治以來，“賣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復，奴隸問題的嚴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這些詔令，體現了農民戰爭對奴隸制殘餘的掃蕩，也起了動搖青、徐、涼、益等州割據勢力的作用。
光武帝對於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決辦法。東漢的土地兼併和人口蔭附問題，一開國就很嚴重。以光武帝為首的新的統治者本來是大地主集團，此時更是憑藉政權，進一步蒐括土地，佔奪人口，都城洛陽地區和光武帝家鄉南陽地區特別嚴重。但是在農民戰爭之後，腐敗的政治有所更新，農民處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農業和手工業得以向前發展。
東漢時的農業生產比西漢時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鍤、鋤、鐮、鏵等，數量之多，大大超過西漢。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較過去的犁鏵堅固耐用，便於深耕。大型鏵比較普遍，其他農具，一般也比過去寬大。東漢出土的曲柄鋤和大鐮，便於中耕、收穫。迴轉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槓），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較輕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較落後的淮河流域和邊遠地區，也在推廣牛耕和鐵鏵犁。南方的蜀郡發展了蠶桑業。長沙、桂陽、廬江等郡，蠶桑業也在逐步推廣。
黃河的修治，是促進東漢前期北方農業恢復和發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時黃河決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氾濫數十縣。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為了使自己的田園免除河患，樂於以鄰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黃河以南的兗、豫等地人民，受災達六十年之久。明帝時，以治水見長的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作浚儀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與王吳又率卒幾十萬修治黃河、汴渠。王景、王吳在從滎陽東到千乘（今山東高青）海口的地段內勘察地勢，開鑿山阜，直截溝澗，疏決壅積；還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門，控制水流。他們用這個辦法終於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河工告成後，明帝把濱渠下田賦與貧人，不讓豪右獨佔。
關東地區以至於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了鴻郤陂（在今河南汝南、息縣間），以後鮑昱繼續修整，用石閘蓄水，水量充足。南陽太守杜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境）引水溉田，開闢稻田八千多頃。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修復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境內得以豐稔。在芍陂舊址，曾發現一處東漢時的以夾草泥土修築閘壩的水利工程遺存。江南的會稽郡在稍晚的時候修起了鏡湖，周圍築塘三百多裡，溉田九千多頃。巴蜀地區的東漢墓葬中，有許多池塘、水田的陶製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間，連以渠道，這是巴蜀地區水利灌溉發達的實證。廣東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興復或修建的陂湖渠道還有不少。
最晚到兩漢之際，中國已出現了水碓，據說它在穀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踐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
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據《九章算術·衰分》命題，一畝產粟二斛，當符合東漢初年實情。《東觀漢記》記載，章帝時張禹在徐縣開蒲陽舊陂，墾田四千餘頃，得谷百萬餘斛，每畝產量在二三斛之間。漢末仲長統在《昌言》中談及當時的農田畝產量和租率時說：“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所謂畝產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鬥；畝產三石合每市畝產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漢書·食貨志》所記西漢的畝產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產量即更高:“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史籍所記東漢戶口數和墾田數都比西漢的最高數字略少，這是由於東漢地主隱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過西漢，不能據以判斷東漢農業水平。
東漢初年，各地原有鐵官多未恢復，不少人私自冶鐵鑄器。南方地區也逐漸出現了冶鐵和鐵器製造業。桂陽郡（治今湖南郴縣）的耒陽出鐵，別郡的人常聚集在這裡冶鑄；衛颯任桂陽太守，上章請求於耒陽置鐵官，罷斥私鑄，每年增加收入五百餘萬錢。章帝時曾擬全面恢復筦鹽鐵舊制，沒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罷鹽鐵之禁。從此各地私鑄日盛。東漢鐵器出土地點遠比西漢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紹興、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東漢鐵器出土。這個時期，主要兵器全為鐵製品，鐵兵器外形也比西漢時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賈公開製造兵器，質量比官器要好。據桓帝時崔寔為五原（治今內蒙古包頭西北）太守所見，武勇的邊民都用私家制造的兵器，而不肯用官器。鐵製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發現。這種種情況，說明鐵器的使用已遍及於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也說明鐵的總產量比過去大為增加。東漢初年，杜詩在產鐵地南陽任太守，他推廣水力鼓風用的水排，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是冶鐵技術史上一項重大改革。
鍊銅和銅器製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廣漢、蜀郡、會稽以及犍為屬國的朱提縣堂狼山（在今雲南昭通）等地，都有興盛的銅器製作業。廣漢、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規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銅器，數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銅洗，會稽的銅鏡，歷代出土都很多。銅鏡遠銷國外，日本、朝鮮多所發現。此外蜀郡、廣漢的漆器生產也有發展，出土漆器數量很多，也遠銷國外。北方各地品種繁多的精美絲織品，其質量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有所提高。東漢末年，成都織錦開始發達起來。此外，出土東漢畫像磚表明，巴蜀地區人民此時已經利用火井煮鹽。
東漢時期，在官府手工業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勞動。此前，在秦始皇陵側，漢景帝陽陵附近，分別有秦和西漢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東漢相比。洛陽城南的東漢刑徒墓，在已發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軀體上下有磚，刻有獄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內容。死者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可以想見他們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東漢時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業仍然發達。首都洛陽在今洛陽市東，東西約漢六餘裡，南北約漢九餘裡，與今實測城周長一萬三千零六十米之數相近。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是東漢商業最發達的城市。豪強富室操縱了大商業，船車賈販，周於四方，貨物積貯，滿於都城。他們還大放高利貸，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這個時期，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都捲進了商品流通範圍。官僚貴戚憑藉權勢，不僅大規模地從事內地貿易，還從事西域貿易國外和貿易。竇憲曾寄人錢八十萬，從西域購買雜罽十餘張；又令人運雜採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馬、蘇合香和毾。從建武十六年（公元40）開始，東漢重鑄五銖錢，其時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鑄幣能力卻不夠。貨幣數量既不能滿足需要，質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場比較混亂。整個東漢時期，縑帛和穀物都具有貨幣職能，在流通中起輔助作用。
東漢經濟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水平顯著提高，這在上述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煉、銅器製造和火井煮鹽等方面都有表現。與此同時，北方人口顯著減少，而南方人口卻大量增加。據《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約略比較，揚州人口概數從三百二十一萬增加到四百三十四萬，荊州從三百七十四萬增加到六百二十七萬，益州從四百五十五萬增加到七百二十四萬。其中荊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長沙郡四倍多，桂陽郡三倍多。南方戶口增加，除了本地孳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還由於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為東漢的編戶。今雲南地區當時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當即東漢時“徼外蠻夷內附”的直接結果。丹陽、豫章、長沙、零陵、桂陽等郡人口增長，自然與越人、蠻人成為東漢編戶有關。桓帝時抗徐試守宣城長，把深林遠藪中“椎髻鳥語”之人大量移徙縣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長，也是南方各民族社會進步和封建經濟領域在南方逐漸擴大的表現。
南方經濟的發展，使東漢後期得以屢次調撥荊州、揚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賑濟江淮地區和中原災民。明帝永平年間，東漢王朝發徒兩千人，重開今寶雞與漢中之間的褒斜道，並在沿途修建驛亭橋閣，便利了益州與中原的交通。據《華陽國志》記載，東漢府庫充斥西南財貨，朝廷也多西南人才，可見益州同揚州、荊州一樣，在東漢的政治、經濟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過益州富在蜀郡，巴郡則還相當落後。
光武帝對豪強地主武裝的妥協
封建經濟的發展，在西漢後期導致了豪強勢力的擴張。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豪強。南陽郡和河北諸郡響應劉秀的人，多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強地主。劉植、耿純以私兵隨劉秀，成為東漢開國勳臣，他們在病危時都指定子侄代統營眾，不願放棄私家武裝。在農民起義軍所至的地區，豪強地主多聚眾自保，待機漁利，如劉秀母舅南陽樊巨集作營塹以待劉秀；京兆第五倫聚宗族鄰里依險阻固，抗拒赤眉；南陽族姓馮魴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觀望等待。這些豪強地主都先後歸附劉秀，成為劉秀的有力支柱。
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強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土，抗拒政令。例如建武初年，趙魏豪右到處屯聚；清河大姓趙綱起塢壁，繕甲兵，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長思囚太守，據城池，等等。這種人既不願放棄自己割據鄉土的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號自守，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劉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儘量採取安撫的手段對待他們，企圖以官爵相誘，不戰而使他們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馮異代鄧禹取關中，劉秀告誡馮異不要用略地屠城的辦法，要力求作到平定安集。他還具體指明，營堡降者，遣渠帥謁京師，散小民歸農桑，壞其營壁使不能復聚。馮異如令而行，平輯關中。
但是在東漢建國以後的十餘年中，兵長、渠帥的活動迄未停止。他們散在郡縣，威福自行，權勢勝過官府。小民得罪天子，不過身死，得罪這些兵家，往往要滅門絕族。在光武帝的軍事壓力下，這些兵長、渠帥各生狐疑，他們彼此聯絡，擁眾戒備，長期不散。所以，儘管全國統一戰爭已經結束，地方豪強勢力仍然囂張，東漢統治還不鞏固。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採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強武裝。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強，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躪農民。農民被驅聚田中，遮道啼呼。光武帝以度田不實的罪名，處死了河南尹張伋以及諸郡守十餘人。接著，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到處攻劫，殺害長吏。郡縣出兵追討，他們就解散，郡縣撤兵，他們又屯結起來。這實際上是大姓兵長對度田的抗拒。光武帝發兵威脅他們，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它郡，賦田授廩，割斷他們與鄉土的聯絡。經過這次鬥爭後，豪強武裝轉為隱蔽狀態，形勢相對緩和了。度田與案比（案戶比民）的制度，在形式上成為東漢的定製，但實際上無法真正實行。
度田以妥協告終，豪強勢力並沒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併仍在繼續發展，廣大農民生活痛苦，怨氣滿腹。在這種情形下，光武帝憂心忡忡，甚至不敢貿然舉行封禪大典，說是不敢“欺天”。
明、章、和帝時，社會經濟雖然向上發展，但農民棄業流亡，“裸行草食”的現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屢下詔令，以苑囿地和郡國公田賦與貧民耕種。有時還要給予種糧，蠲免租賦，以緩和農民的不滿。
大地主的田莊
豪強地主雖然有很多人經營大商業，船車周於四方，但是他們勢力的基礎，是他們的大田莊。光武外祖南陽樊重的田莊，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莊裡種地三百頃，還放牧養魚。田莊經營絲麻手工業，自制各種器物，據說“巧不可言”。田莊內部“閉門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賴田莊外面的市場。在出土實物方面，四川各地的畫像磚，刻畫著地主宅院外面的稻田、池塘、山林和鹽井；山東滕縣巨集道院的畫像石，則表現了地主田莊中冶鐵的情景。這些資料，說明地主田莊經濟力量的強大和很高的自給自足程度。至東漢後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他們可以蔭庇自己的宗族、賓客作為依附戶，依附戶不用向國家繳納賦稅和服徭役。
東漢後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一書，是地主經營田莊的家歷。從書中所記的種植時令看來，它主要是根據中原地區特別是洛陽一帶的田莊情況寫成的。《四民月令》的資料，說明地主田莊中種有許多種類的穀物、蔬果、竹木、藥材和其他經濟作物，飼養各種牲畜，還有養蠶、繅絲、織縑帛麻布、染色、製衣鞋、製藥、釀酒醋、作醬等手工業。田莊主為了盤剝農民，除了放貸以外，還在各種產品的收穫季節分別收購這些產品，而在農民需要種子、食物、絹布的季節把這些物品賣出去，以圖獲取高利。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間天暖時購進農民禦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時賣出，從中取利，可見地主盤剝農民無孔不入。這些也就是上述樊重田莊“閉門成市”的一部分具體內容。
田莊裡被剝削的勞動者，是貧苦的宗族、親戚和賓客，其中宗族佔重要地位。一般說來，他們多是田莊主的依附農民，但依附程度不等。每年臘月，地主選配人力，安排田事，讓農民收拾農具，準備春耕。春凍一解，繁忙的農事正式開始，直到隆冬為止。農事稍閒的時候，農民還要為主人修理溝瀆，葺治牆屋。田莊主人對依附農民榨取實物地租，這種地租，按東漢初年馬援在苑川役屬賓客之例，是地主與田戶中分。如果加上勞役部分，則剝削率就要更大了。河南密縣出土的一種畫像石，所表現的可能是地主收租的情景。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的東漢墓的壁畫，再現了墓主的政治經歷，也描繪了田莊生產和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漢墓所在的定襄郡當時雖為邊郡，但壁畫所示的農桑畜牧情況，同《四民月令》中所述中原田莊相差無幾。
地主在一定的時節按不同的親疏關係“賑贍貧乏”，“存問九族”，“講和好禮”。樊重在田莊中，據稱也是“賑贍宗族，恩加鄉閭”。這樣就使封建剝削關係蒙上一層宗族“恩紀”的色彩，能夠更有效地束縛農民。東漢時修成的《白虎通》一書，從意識形態上反映了宗族統治秩序。
擁有大田莊的大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河北無極縣的甄氏族墓，上起兩漢之際，綿延五百年。陝西潼關縣的弘農楊氏族墓，自楊震以下歷數代之久。安徽亳縣曹氏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先輩多人。與家族勢力發展相應，厚葬習俗盛行。子孫為先人修墓，都極力經營墓室，多埋珍寶、人俑、車馬，用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加以裝飾，並且大起冢塋，廣建祠堂。當時的一些著作重視氏族源流的考察和記錄，王符《潛夫論》有《志氏姓》，應劭《風俗通》有《姓氏篇》，與司馬遷所見上古的《帝系》、《世本》、《譜牒》等記載帝王、諸侯、大夫世系者性質不同。這也是大族勢力發展的反映。
據《四民月令》記載，大地主的田莊裡，還擁有一支私家武裝。每當二三月青黃不接或八九月寒凍將臨時，地主糾集一部分農民，在田莊裡“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準備鎮壓可能出現的農民暴動。樊重田莊擁有“兵弩器械”，也說明存在著一支私家武裝。出土的一些東漢時期的陶製樓閣、院宅模型，帶有圍牆、角樓、望樓、飛橋，具有軍事性質。前述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亦於宅旁繪有望樓。持武器守衛於這類建築物內外的武士，自然都是地主的私兵。還有一些東漢農夫俑和持盾武士俑，兩者衣著相似，都佩戴環首大刀，表現了依附農民和私兵身分的一致。出土東漢畫像石和墓室壁畫中，常見以蘭錡（兵器架）陳設兵弩的影象。私人邸宅用蘭錡陳設兵弩以顯示威儀，西漢時僅限於顯貴官僚，所以極為罕見。東漢時蘭錡影象在一般官吏和地主墓中多有出現，也反映其時地主田莊私家武裝的普遍。
據《四民月令》看來，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設的，而是定期召集農民組成的，這與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裝“歲月不解”的情況，自然有所不同。這種私兵是維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實現國家鎮壓職能的補充力量，這與度田以前地主武裝公開割據反抗的情況也不一樣。但是這種私兵既然是封建經濟的產物，在一定條件下它就可能轉化為公開的割據武力，轉化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割據局面驟然出現，其根源就在這裡。
由於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東漢農民創造的物質財富，大部分不是作為賦稅流入國庫，而是作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所以對於東漢王朝說來，經濟的發展，不是像西漢那樣表現為封建國家的強大和統一的鞏固，而是表現為封建國家的貧弱和政治的不穩。
封建專制體制的完備和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封建專制體制的完備
西漢末年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交織的歷史，使東漢統治者怵目驚心。王莽代漢，赤眉、綠林起義，都是東漢統治者的嚴重教訓，他們力圖使這種歷史不致重演。他們面對著豪強地主強大的勢力，也力圖加以控制，儘可能把它納入東漢統治的軌道。在這種歷史教訓和現實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極力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完備起來，以此加強統治。
東漢初年，功臣眾多，封侯者百餘人，其中功績較大，在明帝時得以影象於雲臺的共二十八人。列侯封地大者六縣，超過漢高祖劉邦對功臣侯的封賞。但是在政治上，漢光武帝劉秀則一反漢高祖以功臣任丞相執政的辦法，不給功臣實權實職，剝奪他們的兵柄。功臣侯除了任邊將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只有鄧禹、李通、賈復等少數人，得與公卿參議大政。對於外戚，光武帝在經濟方面儘量優容，例如郭皇后家號為“瓊廚金穴”。但是鑑於王莽以外戚篡漢，光武帝不讓外戚干預政事，不給他們尊貴地位。馬援功勳很大，但以身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雲臺二十八將數中。漢明帝劉莊令外戚陰、鄧等家互相糾察。樑鬆、竇穆雖尚公主，但是都由於請託郡縣、幹亂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竇憲以賤價強買明帝女沁水公主園田，章帝甚至切責竇憲，還說“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對於宗室諸王，光武帝申明舊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讓他們蓄養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光武帝命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牽連而死者以千數。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結交方士，作符瑞圖書，楚王被迫自殺。永平十四年（公元71），明帝又窮治楚王之獄，被株連而致死徙的外戚、諸侯、豪強、官吏又以千計，繫獄的還有數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號稱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義上的政府首腦，實際權力在中朝的尚書檯。光武帝曾裁併其他許多中朝官職，所以尚書檯更能集中事權。尚書檯設千石的尚書令和六百石的尚書僕射，令、僕射以下有六曹尚書分掌庶政，每曹有丞、郎若干人。皇帝挑選親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錄尚書事”，實際上等於自己直接指揮尚書檯，所以尚書檯專權用事就是專制皇權的加強。宮內有些官職西漢時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參用士人，這時專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隨意指使。然而，皇權強固和相權微弱，在東漢後期王朝衰敗的條件下，卻導致外戚宦官挾主專權，這是東漢統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權方面，光武帝裁併四百多縣，這相當於西漢末年縣、邑、道、侯國數的四分之一。吏職減去了十分之九，邊塞的亭侯吏卒也陸續罷省了。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了減少開支。地方政權中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州的地位由監察區域逐漸變為具有郡以上一級地方政權性質的行政區域；刺史則相應地變為具有統郡職能的長官。刺史舉劾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驗，即可黜免；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須年終派計吏奏事，不復自詣京師。不過這是一個逐漸的變化，到東漢末年才算完成。另一個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廢除內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並其職於太守；取消郡內每年徵兵操練的都試，讓地方兵吏一律歸還民伍。廢除內郡地方兵後，國家軍隊常常招募農民或徵發刑徒組成，指揮權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這樣就有可能加強皇帝鎮壓和控制的力量，減少州郡豪強掌握本地軍隊的機會。不過終東漢之世，內郡地方兵並未全廢，有事的時候，仍常徵發郡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領作戰。內郡的都尉也常復置。但是內郡地方兵缺乏經常的訓練，戰鬥力不如西漢的正卒、衛士、戍卒。同時刺史領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軍政大權，開東漢末年州牧、刺史割據之漸。這些結果，也是同東漢統治者加強專制集權的願望背道而馳的。
光武帝深知儒學是封建統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別提倡講經論理，從儒生中選擇統治人才。早在建武五年，那時皇家宮室還未修飾，統一戰爭還未結束，光武帝就著手建立太學，設定博士，讓他們各以“家法”傳授諸經。明帝更是廣召名儒，自居講席，讓諸儒執經問難。郡國學校也紛紛建立起來。東漢除了通過學校培植統治人才以外，更重要的是用察舉孝廉、徵辟僚屬以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明經等科目，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作官。孝廉按郡內人口每二十萬人舉一人為率，每歲選拔，是儒生仕進的主要階梯。徵辟由三公及郡守為之，被徵辟的士大夫，往往由於“才高名重”而躐等升遷。光武帝對於隱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禮徵聘，表示他對封建名節的表彰，企圖以此使“天下歸心”。他以特禮對待隱居不仕的嚴光（嚴子陵），就是一個著名的例證。東漢王朝通過提倡經學，表彰名節，廣開仕宦之路，收攬和培育了大量的統治人才，養成了重名節的社會風氣，使它自己在豪強勢力迅速發展的時候仍然得以維持統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統治
東漢王朝專制體制的加強，在一定的時間內起著穩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但是和帝以後，當這個王朝趨於衰敗時，強化的專制體制又起著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專權和他們之間的鬥爭。
和帝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太后兄竇憲受命為侍中，內管機密，出宣誥命，實際上掌握政權。竇憲諸弟居親要之職，大批竇氏黨徒，都做了朝官或守令。竇憲以“仁厚委隨”的老臣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以與自己呼應。竇氏的奴客緹騎，殺人越貨，橫行京師。和帝在深宮中與內外臣僚隔絕，可以依靠的只有貼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他用宦官鄭眾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竇氏勢力。鄭眾從此參預政事，並受封為鄛鄉侯，這是宦官用權和封侯的開始。
安帝十三歲即位，實際掌權的是和熹鄧皇后和她的兄弟鄧騭等人。這期間，鄧太后除了並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楊震等，以圖取得士大夫的支援。鄧太后死，安帝與宦官李閏、江京等合謀，消滅了鄧氏勢力。此後李閏、江京等人大權在握，而皇后閻氏的兄弟閻顯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與外戚閻氏共同專權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擁立十一歲的濟陰王為帝（漢順帝），並且殺掉閻顯。順帝時，孫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權勢大為增長。他們不但可以充任朝官，還可以養子襲爵。後來，順帝也扶植外戚勢力，相繼拜後父樑商和商子冀為大將軍。
順帝死後，樑太后和樑冀先後選立衝（兩歲）、質（八歲）、桓（十五歲）三帝。樑太后也任用宦官，還擴充太學，盡力爭取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的支援，但是根本大權還是掌握在樑冀手裡。樑冀為大將軍平尚書事，專權近二十年。他的宗親姻戚充斥朝廷和郡縣，官吏升遷，都得先向他謝恩，滿足他的各種需索。他還派人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他又在洛陽周圍強佔土地，調發卒徒，興建私人苑囿，綿延近千里。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許別人觸動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誤殺，牽連處死的至十多人。他還佔奪幾千口良人作奴婢，名之曰“自賣人”。樑冀當政時期，對郡縣的調發比過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死於官府的箠楚之下。延熹二年(159)，樑皇后（桓帝后，樑冀之妹）死，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梁氏。樑冀被抄的家財達三十多萬萬，官府獲得這筆巨大收入後，得以在這一年減收天下租稅之半。
樑冀死後，宦官獨攬政權，同時封侯者五人。他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權勢達於頂點。宦官的兄弟姻親臨州宰郡，殺人越貨，與盜賊無異。宦官侯覽前後奪人宅舍竟達三百八十一所，奪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頃。
和帝以來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是封建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在專制制度下的尖銳表現。專制制度的完備，使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之手，皇帝成為一切權力的化身，覬覦權力的人，都力圖挾持皇帝。外戚易於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緣時會，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無論外戚或宦官當權，都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已繼續操縱。他們又都趁權力在手的時候排除異己，竭澤而漁。從封建士大夫看來，宦官是他們所不齒的微賤的暴發戶，所以在外戚、宦官的爭鬥中，外戚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援。但是也有一些士大夫攀附宦官， 苟且求進。隨著這種鬥爭的愈演愈烈，東漢統治癒來愈腐朽，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條件也愈來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形成門閥的出現
在宦官、外戚的反覆鬥爭中，還有另一種政治力量在起作用，這就是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
東漢時期，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徵辟出仕。郡國守相進行察舉，都儘可能選擇年少能報恩的人，這種風氣，在明帝時已是如此。徵辟的情形也是一樣。被舉、被闢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以君臣、父子之禮對待舉主、府主，甚至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舉主、府主死後，門生、故吏服三年之喪。順帝時，北海國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喪者凡八十七人。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家族，他們的弟子動輒數百人甚至數千人。通過經學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傳歐陽《尚書》之學的弘農楊氏，自楊震以後，四世皆為三公；世傳孟氏《易》學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後，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們由於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所謂門閥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這種種特徵的家族。東漢時期選士首先看族姓閥閱，所以門閥大族的子弟，在察舉、徵辟中照例得到優先。
門閥大族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階層。當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們聯結，甚至當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們周旋。門閥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勢力，更具有壟斷性質，太守蒞郡，往往要闢本地的門閥大族為掾屬，委政於他們。宗資（南陽人）為汝南太守，委政於本郡的範滂，成瑨（弘農人）為南陽太守，委政於本郡的岑晊，因而當時出現了這樣的歌謠：“汝南'太守'範孟博(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弘農成瑨但坐嘯。”操縱了本州本郡政治的門閥大族，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崔寔《政論》中記有這樣的歌謠：“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這表明地方官的文書，已超過皇帝詔書的力量。
清議和黨錮
東漢後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一種品評人物的風氣，稱為“清議”。善於清議的人，被目為天下名士，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鄉閭輿論，影響察舉，對士大夫的仕途進退有很大的作用。郭泰就是這樣一個“清談閭閻”的名士，人物經他品評，即成定論，往往“先言後驗”。汝南名士許劭與從兄許靖，喜歡在一起核論鄉黨人物，每月初一進行品評，所以有“月旦評”之稱。大官僚和門閥大族為了操縱選舉，進退人物，也都尊重名士，提倡清議，這種清議在士大夫中間多少能起一些激勵作用。但是風氣所至，士大夫相率讓爵、推財、避聘、久喪，極力把自己裝扮為具有孝義高行的人物，以圖博得清議的讚揚。許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有些人以此身敗名裂。
安帝、順帝相繼擴充太學，籠絡儒生，順帝時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太學生同官僚士大夫有著密切的聯絡，太學成為清議的中心。太學生為安帝以來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所震動，深感東漢王朝有崩潰的危險。他們認為宦官外戚的黑暗統治是引起農民起義，導致東漢衰敗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圖通過清議，反對宦官外戚特別是當權的宦官，挽救東漢統治。
在宦官外戚統治下，州郡牧守在察舉徵辟中望風行事，不附權貴的士人受到排斥。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舉六名孝廉，當權的貴人勳戚交相請託，佔據名額，名士入選的只有一人。桓帝以後，察舉制度更為腐敗，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趨炎附勢，交遊於富貴之門，助長了宦官外戚的聲勢。這種情形，使太學清議在攻擊腐敗朝政和罪惡權貴的同時，讚揚敢於干犯權貴的人。桓帝永興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貪汙的守令，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黨羽，被桓帝罰往左校服勞役。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表示願意代替朱穆服刑勞作，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皇甫規得罪宦官，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跟大官僚一起詣闕陳訴，使皇甫規獲得赦免。官僚、太學生的這些活動，對當政的宦官是一種巨大的壓力。郡國學的諸生，也同太學清議呼應。
太學諸生，特別尊崇李膺、陳蕃、王暢等人，太學中流行著對他們的評語：“天下模楷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與他交遊，被譽為“登龍門”，可以身價十倍。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懲辦不法宦官，宦官們只好小心謹慎，連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宮門。延熹九年，李膺殺術士張成，張成生前與宦官關係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誣告李膺與太學生及諸郡生徒結為朋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在宦官慫恿下，桓帝收系李膺，並下令郡國大捕“黨人”，詞語相及，共達二百多名。第二年，李膺及其他黨人被赦歸田裡，禁錮終身，這就是有名的“黨錮”事件。
黨錮事件發生後，士大夫聞風而動。他們把那些不畏宦官勢力，被認為正直的士大夫，分別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美稱，清議的浪潮更為高漲。度遼將軍皇甫規沒有被當作名士列入黨錮，甚至自陳與黨人的關係，請求連坐。
靈帝建寧元年(168)，名士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竇太后之父）共同執政。他們起用李膺和被禁錮的其他名士，並密謀誅殺宦官。宦官矯詔捕竇武等人，雙方陳兵對陣，結果陳蕃、竇武皆死，他們的宗室賓客姻屬都被收殺，門生、故吏免官禁錮。建寧二年，曾經打擊過宦官勢力的張儉被誣告“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受到追捕，黨人橫死獄中的共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達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州郡受命禁錮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黃巾起義發生後，黨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爭，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博得社會的同情，因此張儉在被追捕時，許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爭，只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東漢王朝的正常統治秩序。但是農民起義不但沒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還發展到從根本上危及東漢統治。這時候，被禁錮的黨人獲得赦免，他們也就立刻同當權的宦官聯合，集中力量來鎮壓起義農民。官僚士大夫與門閥大族息息相通，根深蒂固，總的說來力量比宦官強大。所以在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後，他們重整旗鼓，發動了對宦官的最後一擊，終於徹底消滅了東漢盤根錯節的宦官勢力。
周邊各民族東漢王朝同
周邊各族的關係
南匈奴北匈奴
東漢初年，當漢光武帝劉秀進行國內統一戰爭時，匈奴的勢力有所發展。建武二年（公元26），漁陽太守彭寵反對劉秀，曾結匈奴為援。割據三水（今寧夏同心境）的盧芳在匈奴的支援下佔據北邊諸郡，同匈奴一起經常向南寇擾。光武帝也曾遣使與匈奴修好，但是沒有取得結果，以後東漢派吳漢率軍抗擊匈奴，也經歲無功而返。統一戰爭結束後，盧芳於建武十四年逃入匈奴，東漢為了避免邊境衝突，罷省定襄郡（治今山西右玉南），徙其民於西河（治今山西離石）；徙雁門（治今山西朔縣東南）、代(治今山西陽高)、上谷（治今河北懷來東南）等郡吏民六萬餘口於居庸、常山以東。這樣，匈奴左部就得以轉居塞內。建武二十年，匈奴一度進至上黨、扶風、天水等郡，成為東漢王朝嚴重的威脅。
正在這時，匈奴人遇到連年的旱蝗，赤地數千裡，人畜死耗很大。東面的烏桓乘機進擊，迫使匈奴北徙。接著，匈奴貴族中又發生了爭奪統治權的內訌。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邊八部擁立為南單于，他襲用其祖父呼韓邪單于的稱號，率部眾到五原塞，請求內附，得到東漢的允許。從此以後，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
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入居雲中，不久又轉駐西河郡的美稷，分屯部眾於邊境各郡，助漢戍守。東漢王朝常以財物、糧食、布帛、牛羊等贈給南匈奴，供給之費，每年達一億錢以上。南匈奴同東漢和平相處，邊境安寧，原來內徙的邊郡居民，也多陸續迴歸本郡。和帝初年，南匈奴領有三萬四千戶，二十三萬多口，包括軍隊五萬人。南匈奴人逐步轉向定居和農耕生活，並且逐漸向東向南遷徙。
北匈奴離漢邊較遠。他們控制著西域，常常侵擾河西和北方郡縣，擄掠南匈奴人和漢人。東漢王朝為了避免這種侵擾，答應與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貴族因此對東漢發生懷疑，他們同北匈奴貴族暗中聯絡，準備共同反對東漢王朝。東漢為了隔絕南、北匈奴的交通，設定度遼將軍，統度遼營，屯兵於五原曼柏（今內蒙古達拉特旗東南）。章帝時，北匈奴貴族驅牛馬到武威與漢人“合市”，得到郡縣的隆重款待和東漢王朝的饋贈。
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東面的鮮卑、東南面的南匈奴的夾攻，又受到西域許多國家的反擊，勢力薄弱，部眾離散，大批地向東漢投降。東漢王朝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並相機恢復同西域的交通，發動了對北匈奴的進攻。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軍四路出擊:祭彤（或作肜）、吳棠出高闕塞，竇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張掖居延塞，來苗、文穆出平城塞。竇固、耿忠的軍隊追擊北匈奴至天山和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奪得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在那裡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竇憲、耿秉率師出擊北匈奴，北匈奴降者二十餘萬人。漢軍出塞三千餘里，直至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命班固刻石而還。
永元二年，漢軍復取伊吾。永元三年，漢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匈奴戰敗後離開了蒙古高原，向西遠徙。從這時起，匈奴東面的鮮卑族逐步西進，佔據了匈奴的故地。
西域諸國班超在西域的活動
王莽時期，西域分割為五十五個小國，其中北道諸國，復受制於匈奴。莎車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當匈奴入西域時，莎車王康保護著受匈奴攻擊的原西域都護吏士及其眷屬千餘人，並率領近傍諸國軍隊抵抗匈奴的侵犯。建武五年（公元29），莎車王康檄書河西，詢問中原情況，河西大將軍竇融承製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遣使到漢，請派都護，光武帝沒有力量，只好拒絕。此後匈奴遇到連年旱蝗，勢力衰竭，莎車則逐漸驕橫，攻掠近傍小國。在這種情勢下，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於建武二十一年遣王子入侍，再請漢派都護，光武帝仍然沒有答應。莎車王賢見都護不出，於是攻破鄯善，又殺龜茲王。鄯善王警告東漢朝廷：如果再不置都護，各國將臣服於匈奴。光武帝回答說：“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這樣，車師、鄯善、龜茲先後投降匈奴。此後，于闐攻滅莎車，勢力增強，稱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了。
明帝時，東漢開始發動了進擊匈奴的戰爭。永平十六年（公元73）竇固、耿忠所佔伊吾，是西域東部門戶，宜於種植五穀桑麻葡萄；其西面的柳中，也是膏腴之地。所以這一帶是東漢與匈奴爭奪西域的關鍵。永平十七年，東漢恢復了西域都護，以陳睦充任，並以耿恭、關寵為戊己校尉，分駐車師后王部和前王部。
竇固佔領伊吾後，派假司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各國，爭取它們同東漢一起抗拒匈奴。那時西域各國的一部分貴族，希望擺脫匈奴的野蠻統治，終止各國之間的糾紛，所以願意幫助班超。也有一部分貴族受匈奴挾持，憑藉匈奴勢力，與班超為敵。
班超先到鄯善。他夜率吏士燒匈奴使者營幕，殺匈奴使者，控制鄯善。接著班超西至於闐，迫使于闐王殺匈奴使者，歸服漢朝。
永平十七年班超前往西域西端，遣人從間道馳入疏勒，廢黜龜茲人所立的疏勒王，另立親漢的疏勒貴族為王。
當班超獲得進展的時候，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龜茲等國，在永平十八年發兵攻擊東漢都護，都護陳睦被殺。匈奴圍困關寵，車師也發兵助匈奴圍攻耿恭。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東漢援軍敗車師，擊退匈奴，救出耿恭和殘存的吏士二十餘人。東漢無力固守車師，於是撤銷都護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國。建初二年，東漢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門戶重又暴露於匈奴騎兵之前。
南道諸國怕班超撤退後匈奴捲土重來，都苦留班超，疏勒、于闐最為懇切。在這種情況下，班超決心留駐西域。班超壓服了疏勒一部分親匈奴的勢力，並且用東漢前後兩次援兵千餘人以及於闐等國兵，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屬國莎車投降，又擊敗了龜茲援助莎車的軍隊，西域南道從此暢通。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東漢竇憲率軍連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遠徙，西域的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漢的變化。永元二年，大月氏貴霜王朝發兵七萬，由其副王率領，逾蔥嶺入侵。班超堅壁清野，又遮斷其與龜茲的聯絡，迫使月氏撤軍。永元三年，北道龜茲等國降於班超。漢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守龜茲，徐斡為長史，駐疏勒，並復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焉耆等國歸漢，北道完全打通，西域餘國全部內屬，班超以此受封為定遠侯。
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甘英達到條支的海濱（今波斯灣頭），臨海欲渡，為安息人所阻而還，漢與大秦的直接聯絡沒有成功。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者來到洛陽， 是中國與羅馬帝國的首次接觸。
班超在西域堅持奮鬥，幫助西域人解除匈奴貴族的束縛，使西域重新與內地聯為一體。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九月病卒。
班超東歸以後，繼任的都護任尚失和於西域諸國，受到諸國的攻擊。接著隴西羌人與東漢發生戰爭，隴道斷絕。安帝永初元年(107)，東漢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護段禧及屯田卒東歸。西域交通中斷後，殘留於天山與阿爾泰山間的北匈奴，又乘機佔領伊吾，寇掠河西，殺害出屯伊吾的敦煌長史索班。東漢朝廷經過激烈辯論後，於延光二年(123)決定，派班勇為西域長史，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
班勇進駐西域後，陸續逐退了殘餘的匈奴勢力，再一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邊塞。班勇自幼隨父在西域成長，深悉西域道里、風土和政治情況。他編著《西域記》一書，是范曄撰《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根據。
班勇以來，東漢不再置西域都護，而以西域長史代行都護之職。桓帝時，長史常駐于闐。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維持到靈帝末年。當時刺史權力日益提高，這兩個官職便成為涼州刺史的屬官，西域也就成為涼州的轄區了。建安年間，涼州大亂，西域始與中原暫時斷絕聯絡。
近幾十年來，發現不少兩漢時期西域的考古資料。在羅布泊附近的古樓蘭國、尼雅河流域的古精絕國以及沿絲綢之路的其他各處遺址中，陸續發現許多漢代的精美絲織物、刺繡服物、銅鏡、錢幣，還發現冶鐵遺址、鐵工具以及麥粒、青稞等農作物遺存。這許許多多的遺物，表明兩漢時期中原與西域的經濟聯絡相當密切，也表明西域地區物質生活大有進步。西域是中亞、南亞商人薈萃的地方，塔里木盆地出有壓有漢文、佉盧文的大量“漢佉二體錢”，年代約當東漢晚期，即是證明。西域商人以及中亞、南亞商人沿著絲綢之路，向內地運來毛皮、毛織物、香料、珠璣等商品，交換內地盛產的絲織物和銅鐵器物。內地商人也經常遠到西域從事貿易。
烏桓鮮卑東北各族
東漢初年，烏桓常與匈奴聯結，朝發穹廬，暮至城郭，騷擾北方沿邊各郡。光武帝以錢幣、縑帛招服烏桓，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封烏桓渠帥八十一人為侯王君長，讓他們率領部眾入居塞內，為東漢偵察匈奴、鮮卑的動靜。東漢在上谷寧城（今河北萬全境）復置護烏桓校尉，兼領鮮卑，並管理與烏桓、鮮卑互市事務。此後百餘年，烏桓叛服不常。靈帝時，上谷、遼西、遼東、右北平烏桓大人皆稱王。中平四年(187)，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烏桓，為各郡烏桓元帥，寇掠今河北、山東一帶。稍後，烏桓王蹋頓強盛。河北地區的吏民為避豪強混戰之禍，投奔烏桓的達十餘萬戶。
東漢初年，鮮卑人常與烏桓、匈奴一起騷擾邊郡。光武帝末年，許多鮮卑大人陸續率部歸附東漢，東漢封他們為王侯，青、徐兩州每年給錢兩億七千萬以為常制。東漢擊走北匈奴後，鮮卑逐步向西發展，殘留的北匈奴人十多萬落，也自號鮮卑，與鮮卑人逐漸融合。從此以後，鮮卑趨於強盛。2世紀中葉，鮮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統一鮮卑諸部，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今山西陽高北）。檀石槐南抄東漢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他把領地分為東、中、西三部，右北平（今冀東一帶）以東為東部；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懷來）為中部；再西至敦煌、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總屬於檀石槐。鮮卑兵利馬疾，過於匈奴，連年寇擾幽、並、涼三州邊郡。光和四年(181)，檀石槐死，鮮卑分裂，力量漸衰。
在松花江流域，居住著以農業生活為主的扶余（即夫餘）人。扶余有宮室、城柵和監獄、刑罰，蓄養奴隸，盛行人殉，已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光武帝時扶余遣使奉貢，順帝時扶余王來朝京師。扶余東北今烏蘇里江流域有挹婁人，受扶余貴族控制。挹婁人穴居山林，以農業生活為主，好養豕，階級分化不明顯。
扶余東南鴨綠江流域的山地，聚居著能歌善舞的高句麗人，據說是扶余人向南發展的一支。相傳朱蒙在忽本立高句麗國，後人遷丸都城（或謂國內城，今吉林集安）。漢武帝時，設高句麗縣，屬玄菟郡。漢光武帝時，高句麗使臣曾至京師奉貢。高句麗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其社會中已出現了明顯的階級分化。
羌東漢王朝同羌人的戰爭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內，散佈在金城等郡，與漢人雜處。他們苦於官吏和豪強的侵奪，常常起而反抗。東漢於涼州置護羌校尉，並屢次派兵鎮壓羌人的反抗，把一部分羌人向東遷徙於隴西、漢陽、扶風等郡。
安帝永初元年(107)，東漢撤回西域都護和西域田卒，並徵發金城、隴西等郡羌人前往掩護。羌人害怕遠戍不還，行抵酒泉時紛紛逃散。東漢郡縣發兵邀截，並搗毀沿途羌人廬落，羌人多驚走出塞，相聚反抗。他們久居郡縣，沒有武器，只是用竹木當戈矛，用板當盾，屢次打敗了東漢軍隊。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時俱起，東攻趙、魏，南入益州，進擊關中，截斷隴道。各地的漢軍和地主大修塢壁，企圖節節阻拒，但羌人仍然所向無敵。永初五年，一部分羌人進至河東、河內，迫近洛陽。東漢詔令魏郡、趙國、常山、中山修築塢候六百餘所，以備羌人。沿邊的隴西、安定、北地、上郡，紛紛把治所內徙，同時還割禾拆屋，強徙居民。被迫遷徙的人流離失所，隨道死亡，有許多人同羌人合作，武裝抗拒東漢的官吏。漢陽（治今甘肅天水西北）人杜琦、杜季貢、王信等聯合羌人，起兵反對東漢統治，成為羌人隊伍的首領。羌人的反抗鬥爭持續了十二年。在這次戰爭中，東漢所耗戰費達二百四十多億錢。東漢王朝經過這次大震盪，根基動搖，內地的農民暴動也此起彼伏地相繼爆發了。
順帝時，涼州、幷州羌人又相繼發動反抗鬥爭，延綿十年之久，到順帝末始平息，東漢所耗軍費又是八十餘億錢。
桓帝延熹二年(159)以後，各地羌人又相繼對東漢進行了反抗鬥爭。東漢王朝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等人領兵作戰。皇甫規、張奐主張招撫羌人，並且懲治羌人所怨恨的貪虐官吏，羌人先後歸服的達二十餘萬人。段熲殘暴異常，羌人被他殘殺的達數萬人。
在羌人的反壓迫鬥爭中，羌人貴族分子和東漢軍隊同樣燒殺搶掠，戰火所及，羌人漢人同受摧殘。漢人或被迫當兵，或死徙流亡，以至生產凋敝，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桓帝初年的童謠反映這次戰爭破壞的情況說：“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從此以後，農民暴動更為激烈，東漢王朝也日益臨近崩潰。
南方各蠻族
在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山嶺地區，居住著古老的以犬為圖騰的槃瓠蠻，又被稱為武陵蠻、五溪蠻。他們稱族中渠帥曰精夫，自稱曰姎徒。他們很早以前就從事農耕，但是沒有關樑符傳和租稅之賦。西漢向他們徵收“賨（cong）布”，大口每歲一匹，小口二丈。東漢初年，武陵蠻強盛起來，攻擊郡縣。東漢在那裡增置官吏，加強對蠻人的統治，因此蠻人反對東漢的鬥爭延綿不斷，屢伏屢起。
在今鄂西、川東地區，居住著以白虎為圖騰的廩君蠻，又被稱為巴蠻或巴郡南郡蠻。廩君人以巴、樊、瞫、相、鄭五氏為著，最早居住於今湖北清江流域，溯江向西發展。戰國末年秦惠王並巴中後，以廩君蠻的巴氏為蠻夷君長，巴氏歲出少量賦錢，並且世以秦女為妻。廩君民戶，則歲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東漢時，廩君各部常常起兵反抗東漢，東漢軍隊屢次強徙廩君部民，置於江夏郡（治今湖北新洲）界中，因此廩君蠻亦得以逐步向東發展。
四川嘉陵江流域的閬中一帶，住有愛好歌舞的板楯蠻。相傳板楯蠻應募射殺白虎，秦昭襄王與他們約定“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楚漢之際，板楯蠻曾助漢高祖劉邦攻下關中，所以蠻中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渠帥得以免除租賦，一般蠻戶則歲納“賨（cong）錢”四十。板楯蠻亦有白虎夷、白虎復夷、賨（cong）等稱呼。西漢初年，板楯蠻的巴渝舞，已成為漢朝廟堂的一種歌舞。東漢時期，板楯蠻經常被徵發作戰，屢著戰功。板楯人苦於賦役和酷刑，常常邑落相聚，反抗東漢統治。直到中平五年(188)，他們還響應了巴郡黃巾的起義鬥爭。
在川西、川東、鄂西北、湘西等地，出土許多青銅器物，花紋形制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其中多數出於以獨木舟為葬具的船棺葬中。一般認為這些都是廩君蠻和板楯蠻的遺物。廩君蠻和板楯蠻都是先秦巴人的裔族，所以文化型別相同（見巴蜀）。
西南各族
東漢時期，西南地區除了夜郎、滇、巂、昆明、徙、邛都、筰都、冉等族以外，還有哀牢及其他許多部落或民族，在那裡開山闢土，放牧種穀。
哀牢人住在今雲南瀾滄江流域及其以西地區，以龍為圖騰，主要經營五穀桑麻，生產精美的絲織物和麻織物。哀牢地區富有銅鐵鉛錫金銀等礦藏，還出產各種珠寶和奇禽異獸。光武帝時期，一部分哀牢人歸附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人內附的達五萬餘戶，五十五萬餘口，東漢在瀾滄江以西置永昌郡(今雲南保山)。從那時起，東漢通過哀牢地區，同今緬甸境內的撣族，有了直接往來，發生了經濟文化聯絡。
東漢時期，西南邊徼以外的部落和民族，遣使貢獻方物和請求內屬的還有很多。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部相率內附，人數很多，白狼王還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作詩三章，紀念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稱作《白狼歌》。歌詞的漢字聲讀和意譯，儲存在《後漢書·西南夷傳》和注中。
東漢後期的階級鬥爭和黃巾大起義
東漢後期的階級鬥爭
和帝、安帝以後，東漢統治集團腐朽，豪強勢力擴張，輪流當政的宦官外戚競相壓榨農民，農民境況日益惡劣。長期戰爭加重了農民的苦難。水旱蟲蝗風雹和牛疫連年不斷，地震有時成為一種嚴重災害。沉重的賦役和癘疫、饑饉嚴重地破壞了農村經濟，逼使農民到處流亡。東漢王朝屢頒詔令，用賜爵的辦法鼓勵流民向郡縣著籍，但這不過是畫餅充飢，對流民毫無作用。流民數量越來越多，桓帝永興元年(153)竟達數十萬戶。地方官吏為了考績的需要，常常隱瞞災情，虛報戶口和墾田數字，這又大大增加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異鄉。
靈帝時，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敗達於極點。光和元年(178)，靈帝開西邸公開賣官，二千石官兩千萬，四百石官四百萬，縣令長按縣土豐瘠各有定價，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後加倍繳納。靈帝又私賣公卿等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州郡地方也多是豺狼當道。
流亡的農民到處暴動。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就有張伯路領導流民幾千人，活動於沿海九郡。順帝陽嘉元年(132)，章河領導流民在揚州六郡暴動，縱橫四十九縣。漢安元年(142)，廣陵人張嬰領導流民，在徐、揚一帶舉行暴動，時起時伏，前後達十餘年之久。桓帝、靈帝時，從幽燕到嶺南，從涼州到東海，到處都有流民暴動發生，關東和濱海地區最為突出。流民暴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從幾百人、幾千人擴充套件到幾萬人、十幾萬人。一些流民隊伍，還與羌人、蠻人反對東漢王朝的鬥爭相呼應。從安帝到靈帝的八十餘年中，見於記載的農民暴動，大小合計將近百次，至於散在各處的所謂“春飢草竊之寇”、“窮厄寒凍之寇”，活動於大田莊的周圍，更是不可勝數。那時，農民中流傳著一首豪邁的歌謠:“小民發如韭，翦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這首歌謠，生動地表現了農民前赴後繼地進行鬥爭的英雄氣慨。
東漢時期，起義農民首領或稱將軍、皇帝，或稱“黃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們無須假託當權集團人物來發號施令；後者表示他們懂得利用宗教組織農民。桓、靈之間流傳的“漢行氣盡，黃家當興”的讖語，是起義農民政治要求的一種表達形式。
分散的農民暴動，雖然在東漢軍隊和豪強武裝的鎮壓下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但是繼起的暴動規模越來越大，終於形成了全國性的黃巾起義。
黃巾大起義
順帝以後，以至於桓、靈時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廣泛地傳佈開來。鉅鹿人張角是太平道的首領。張角稱大賢良師，為徒眾畫符治病，並派遣弟子分赴四方傳道，得到農民的信任，歸附的人絡繹於途。張角還和洛陽的一部分宦官聯絡，利用他們作為內應。據說張角自己還曾潛伏京師，觀察朝政。
張角的活動，引起了東漢統治集團的注目。東漢王朝企圖以赦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張角影響下，仍然日益壯大。東漢王朝又準備用州郡武力大肆“捕討”。司徒楊賜深恐單純的鎮壓會加速農民起義的發動，因此主張責令郡國守相甄別流民，送歸本郡，以消弱流民群的力量，然後誅殺流民領袖。稍後，侍御史劉陶等人建言，要求漢朝下詔重募張角等人，賞以國土。東漢統治者所有這些策劃，都沒有達到破壞農民起義的目的。
張角的道徒，迅速發展到幾十萬，遍佈在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張角部署道徒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領，由他統一指揮；並傳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讖語，向人民宣告東漢崩潰在即，新的朝代將要代起。太平道徒廣為散佈“黃天泰平”的口號，並在各處府署門上用白土塗寫“甲子”字樣。經過這些醞釀和部署以後，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形勢，在城鄉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大方馬元義調發荊、揚等地徒眾數萬人向鄴城集中，又與洛陽的道徒相約，在三月初五日同時發動起義。但是，起義計劃由於叛徒告密而完全洩露，東漢王朝逮捕馬元義，誅殺洛陽通道的宮廷禁衛和百姓千餘人，並令冀州逐捕張角。張角得知計劃洩露，立即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義。中平元年二月，以黃巾為標誌的農民起義軍，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起，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組織、準備比較嚴密的農民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勢力強大的黃巾軍，有如下幾個部分：波才領導的潁川黃巾；張曼成、趙弘、韓忠、孫夏等人相繼領導的南陽黃巾；彭脫等人領導的汝南、陳國黃巾；卜已領導的東郡黃巾；張角、張寶、張樑兄弟領導的鉅鹿黃巾；戴風等人領導的揚州黃巾；今北京地區的廣陽黃巾，等等。黃巾人眾極多，聲勢浩大，東漢統治者誣稱為“蟻賊”。南陽黃巾殺太守褚貢，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和太守劉衛。鉅鹿附近的農民也俘虜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響應黃巾。黃巾軍攻佔城邑，焚燒官府，趕走官吏，震動京師。同年七月，漢中爆發了五斗米道首領巴郡人張修領導的起義，被統治者誣稱為“米賊”。此外，湟中義從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隴西、金城諸郡起兵，反對東漢統治。
東漢外戚何進受命為大將軍，將兵屯駐洛陽都亭，部署守備。洛陽附近增設了八關都尉。為了統一力量，東漢王朝宣佈赦免黨人，解除禁錮。東漢還詔敕州郡修理守備，簡練器械，並調集大軍，包括羌胡兵在內，對各部黃巾陸續發動進攻。
皇甫嵩、朱率軍四萬，進攻潁川波才的黃巾。波才打敗了朱軍，並在長社（今河南長葛境）把皇甫嵩軍圍住。波才缺乏戰鬥經驗，依草結營，在漢軍火攻下受挫，又被皇甫嵩、朱軍與曹操的援軍追擊，陷於失敗。漢軍接著向東進攻。擊敗了汝南、陳國黃巾。皇甫嵩又北上東郡，東郡黃巾領袖卜已不幸被俘。
南陽黃巾領袖張曼成戰死後，趙弘率十餘萬眾繼起，據守宛城。朱軍轉擊南陽，圍宛城三月，戰鬥非常激烈，趙弘戰死。十一月宛城陷落，這支義軍也失敗了。
鉅鹿黃巾領袖張角稱天公將軍，弟張寶、張樑分別稱地公將軍、人公將軍，號召力很大，是黃巾的主力。東漢先後以涿郡大姓盧植和率領羌胡軍隊的董卓進擊張角。張角堅守廣宗（今河北威縣）。八月，東漢以皇甫嵩代董卓進攻鉅鹿黃巾。那時張角病死，義軍由張樑統率應戰。十月，漢軍偷襲張樑軍營，張樑陣亡；又攻張寶於下曲陽（今河北晉縣），張寶敗死。東漢統治者對農民進行血腥的報復，對張角剖棺戮屍，又大量屠殺農民，在下曲陽積屍封土，築為京觀。
黃巾起義爆發以後，黃河以北的農民紛紛保據山谷，自立名號，反對東漢統治。他們是博陵張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飛燕（張燕）以及黃龍、左校、郭大賢、於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張燕聯絡太行山東西各郡農民軍，眾至百萬，號黑山軍，勢力最為強大。中平五年，各地農民又相繼以黃巾為號，起兵於西河、汝南、青州、徐州、益州和江南等地區。
黃巾起義發動的廣泛，計劃的周密，階級對立的鮮明，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但是黃巾起義發生在封建割據傾向迅速發展，豪強地主擁有強大武裝的年代，這種地主武裝同官軍聯合，處處阻截和鎮壓農民軍，迫使農民軍不能集中力量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起義高潮過去以後，黃巾餘部和黑山軍各部人數雖然很多，但是缺乏攻擊力量，在四面八方的敵人夾攻中相繼失敗。
黃巾起義取得了瓦解東漢王朝的偉大成果。極端黑暗的宦官、外戚集團失去了東漢王朝的憑藉，經過短暫反覆以後也就從歷史上消失了。
漢代的文化
儒學的獨尊
秦始皇統一六國，接著又統一文字，為文化學術的發展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頒令焚書，禁絕私學，只允許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又使文化學術受到嚴重摧殘。以後，項羽入咸陽，焚秦宮室，連國家典藏的圖書也蕩然無存，文化學術再次受到破壞。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七十員，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內，都可以立為博士。博士的職掌是通古今，備顧問，議禮議政，並教授弟子。坑儒事件使博士、儒生受到打擊。有些博士、儒生後來投奔陳勝，參加了反秦活動。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不廢秦代挾書之律，蔑視儒學和儒生。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術源流幾乎完全斷絕，除了叔孫通略定禮儀的事例以外，不見儒家有什麼活動。博士制度在漢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孫通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韓嬰、公孫臣等人為博士，但是博士人數不多，不過具官待問而已，不受當世的重視，在傳授文化方面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道家重視成敗存亡的歷史經驗，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適應農民戰爭後的政治形勢，適合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膠西蓋公好黃老之言，惠帝初年應齊丞相曹參之請仕於齊國。蓋公認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這個見解比齊國儒生的議論切合實際，在幫助曹參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經》，有可考的傳授源流，但是世無師說，學術內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隨時損益，使之切合當時統治者的具體要求。所以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言當作“君人南面之術”加以利用，而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
西漢初年陸賈的《新語》，包含了黃老的政治思想。陸賈針對漢初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討了“以寡服眾，以弱制強”的統治方法，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馬王堆出土漢文帝時墓葬中的《經法》等多種帛書，是當時流行的黃老著作。系統地闡明道家哲學思想的著作《淮南鴻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時淮南王劉安集賓客寫成的。《淮南子》問世時，黃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佔支配地位了。
在漢初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統治者無為而治，使農民生活比較安定。社會生產較易恢復，也使漢朝的統治秩序漸形鞏固。但是到了文、景時期，無為而治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王國勢力凌駕朝廷，商人豪強日甚一日地兼併農民，匈奴對漢無止盡地慢侮侵掠。因此，無為而治已不再適應經濟、政治的需要了。賈誼大聲疾呼，提出變無為為有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裡說：“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的趨勢。那時候，挾書令已被禁止，留存於民間的一些古籍陸續為世人所知。舊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餘篇，文帝曾使晁錯從他受業。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 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 儒家的《書》、《詩經》、《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兩家。這種情形，為漢武帝劉徹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武帝採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好黃老的竇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對，藉故把鼓吹儒學的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繫獄。儒家勢力雖然暫時受到打擊，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設定五經博士，儒家經學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齊備。建元六年竇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術的田蚡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並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兩千年間的正統思想。這種情況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在當時卻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義學說之外，吸取了陰陽家神化君權的學說，極力鼓吹封禪和改制。元封元年（前 110），武帝舉行封禪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頒令改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並採用以正月為歲首的《太初曆》，代替沿用了百餘年的以十月為歲首的《顓頊歷》。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併力圖用刑法加強統治。所以漢武帝一方面“外施仁義”，一方面又條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學引入法律，以《春秋》經義定疑獄，為判例二百餘則，稱為《春秋決獄》，亦稱《春秋決事比》。以後，漢宣帝劉詢宣稱漢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雜而用之，不主張純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獨尊，有董仲舒倡議其間，而且新儒學的思想內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境）人，習《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武帝時，他上《天人三策》，系統地闡明瞭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書。
董仲舒認為人君受命於天，進行統治，所以應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無道，天即降災異來譴告和威懾。如果人君面對災異而不思改悔，就會出現“傷敗”。因此人君必須“強勉行道”。這就是他的具有神祕色彩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認為《春秋》一書著錄了長時期的天象資料，集中了天人相與之際的許多解釋，所以後世言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
董仲舒主張“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和歷史觀。同時他又認為朝代改換，有舉偏補弊的問題。他認為秦朝是亂世，像“朽木糞牆”一樣，無可修治，繼起的漢朝必須改弦更張，才能“善治”，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應表現為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而且還應表現為去秦弊政。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專殺奴婢等要求的理論根據。不過在他看來，“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所以改制並不影響天道不變的理論，不影響封建統治的基礎。
董仲舒據《公羊春秋》立說，主張一統，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他的所謂一統，就是損抑諸侯，一統乎天子，並使四海“來臣”。但是如果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無以持一統。因此他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對於人君應當如何實行統治的問題，他主張效法天道。在他看來，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所以人君的統治必須陰陽相兼，德刑並用。天道以陽為主，以陰佐陽，因此人君的統治也應當以德為主，以刑輔德。他的所謂德，主要是指仁義禮樂，人倫綱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為王道之三綱，並認為三綱可求於天，與天地、陰陽、冬夏相當，不能改變。他主張設學校以廣教化，因為這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學說，主旨是維護封建秩序。它適應文、景以來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對於鞏固國家統一，防止暴政，緩和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有其積極作用。
武帝以來，儒學傳授出現了一個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學中不但經學完備，而且由於經學師承的不同，一經兼有數家，各家屢有分合興廢。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蕭望之、劉向、韋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閣會議講論五經異同，由他自己稱制臨決。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樑丘，《書》有歐陽、夏侯勝、夏侯建（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後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樑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經師，他們的任務是記誦和解釋儒家經典。他們解經繁密駁雜，有時一經的解釋達百餘萬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時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後遞增，成帝時多至三千人，東漢順帝時甚至達到三萬人。經學昌盛和博士弟子眾多，主要是由於經學從理論上辯護漢朝的統治，因此統治者對儒生廣開“祿利之路”的緣故。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蒐集與整理圖書的熱潮。漢武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還設寫書官抄寫書籍。當時集中的圖書數量頗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宮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以後成帝命陳農訪求天下遺書，又命劉向總校諸書。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巨集校兵書，尹鹹校數術（占卜之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每一書校畢，都由劉向條成篇目，寫出提要。劉向子劉歆繼承父業，完成了這一工作，並且寫出了《七略》一書。《七略》包括《輯略》（諸書總要）、《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總共著錄圖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國第一部目錄書，它著錄的書目，大致都儲存在《漢書·藝文志》中。
劉歆在校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經書的不同底本。原來西漢博士所用經書，是根據老儒口授，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的，而民間卻仍有用秦以前由古文字寫成的經書。劉歆宣稱他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他還說發現了《禮》三十九篇（《逸禮》），《尚書》十六篇（《古文尚書》），這兩種書是魯共王壞孔子舊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獻入祕府的。劉歆要求把這些書立於學官，並與反對此議的博士進行激烈辯論，指斥他們“因陋就寡”，“保殘守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這場論戰之後，經學中出現了今文和古文兩個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經解。王莽當政時，為了託古改制的需要，曾為《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古文經立博士。王莽還命甄豐是正經典文字。東漢初年，取消古文經博士，復立今文經博士，共十四博士。東漢時期民間立館傳經之風很盛，某些名學者世代傳授某經，形成了經書的“家法”，著錄生徒成千上萬人。在民間傳播的經學，有很多是古文經（見經今古文學）。
秦漢以來，出現了一種讖緯之學。讖是以詭語託為天命的預言，常附有圖，故稱圖讖。據說秦始皇時盧生入海得圖書，寫有“亡秦者胡也”，這是關於圖讖的最早記載。緯是與經相對而得名的，是託名孔子以詭語解經的書。當時的儒生以緯為內學，以經為外學。成、哀之際，讖緯流行。東漢初年，讖緯主要有八十一篇。儒生為了利祿，都兼習讖緯。讖緯的內容有的解經，有的述史，有的論天文、歷數、地理，更多的則是宣揚神靈怪異，其中充斥陰陽五行思想。這些內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古史傳說以外，絕大部分都荒誕不經，極便於人們穿鑿附會，作任意的解釋。王莽、劉秀稱帝，都曾利用過讖緯。漢光武帝劉秀把讖緯作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甚至發詔頒令，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讖緯，讖緯實際上超過了經書的地位。中元元年（公元56），光武帝頒佈圖讖於天下，更使圖讖成為法定的經典。漢章帝會群儒於白虎觀，討論經義（見白虎觀會議），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一書，這部書系統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和讖緯之學，使之與今文經學糅為一體。《白虎通》的出現，是董仲舒以來儒家神祕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發展。
讖緯的流行，今文經的讖緯化，使經學的內容更為空疏荒誕，一些較有見識的人如桓譚、尹敏、鄭興、張衡等，都表示反對讖緯。桓譚力言讖不合經，表示自己不讀讖書。桓譚提出精神居於形體，就像火在燭上燃燒這樣一個唯物主義見解。這個見解雖有重大缺陷，但在哲學史上還是很可貴的。
在反讖緯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儒生專攻或兼攻古文經。古文經學治學重在訓詁，解經舉其大義，不像今文經學那樣重章句推衍。東漢古文經大師賈逵、服虔、馬融等人，在經學上都有過一定貢獻。古文經學家許慎為了反對今文經派根據隸定的古書穿鑿附會而曲解經文，於是編成一部《說文解字》，共收小篆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其他古文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按部首編排，逐字註釋其形體音義。鄭玄兼通今古文經而以古文經為主，他網羅眾家之說，為《毛詩》、《三禮》等書作出註解。許慎、鄭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經和讖緯發展的作用外，對於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也有貢獻。熹平四年(175)，蔡邕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用隸書書寫五經（或雲六經）經文，鐫刻石碑，立於太學，這是中國最早的官定經本，後世稱為“熹平石經”。這對於糾正今文經學家臆造別字，對於維護文字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
在反讖緯的思潮中，思想家王充在哲學問題上跳出了經學的圈子，以唯物主義思想有力地攻擊了讖緯的虛妄，批判了經學的唯心主義體系。
王充，會稽上虞人，生於建武三年（公元27），死於和帝永元年間。王充出身於“細族孤門”，早年曾在太學受業，在洛陽書肆中博覽百家之言。後來，他作過短時期的州郡吏，其餘的歲月，都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居家教授，專力著述，寫成了《論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餘萬言。
王充自稱其思想違背儒家之說，符合黃老之義。他以道家自然之說立論，而對自然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他反對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說，主張“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他認為儒家天人感應說是虛妄的，因為天道自然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在他看來，天之所以無為，可以從天無口目，不會有嗜慾得到證明。他認為六經中常說到天，不過是為了教化無道，警誡愚者。
王充認為精神依存於形體，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根據這種道理，他反對人死為鬼之說。他說，人靠精氣生存，精氣靠血脈形成。人死後血脈枯竭，精氣消滅，形體腐朽而成灰土，哪有什麼鬼呢?他從無鬼論出發，反對厚葬，提倡薄葬。
王充對於傳統的學術和思想甚至對孔、孟和儒家經典，敢於獨立思考，提出懷疑。他在《論衡·問孔》中反對世俗儒者信師而是古，因而對孔子的言論反覆提出問難。他在《論衡》的其他部分，還分別對孟子、墨子、韓非、鄒衍等人進行了批判，其中所涉及的問題，有許多與漢朝的政治、文化設施有直接關係。
王充受當時生產水平和知識水平的限制，對於他自己引為論據的某些自然現象，有時理解錯誤，他無法透徹闡明唯物主義思想並把它貫徹到社會歷史分析中去。他無法瞭解社會的階級構成，不能正確說明人的主觀作用。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來解釋社會事物變化的終極原因，用骨相來解釋個人的貴賤夭壽，因而陷入了宿命論。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由於《論衡》對漢代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打擊，所以這部卓越的著作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公諸於世，直到東漢末年才流傳開來。
佛教和道教
佛教產生於印度，經由中亞傳入中國。佛教始入中國內地的年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 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即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佛）經，為佛教入中國內地之始。東漢明帝曾遣使者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即所謂《四十二章經》。其時楚王國內已有優蒲塞與沙門（在家的與出家的男性佛教信士），說明佛教已在中國內地傳播。
佛教入中國內地後，最早的信徒多為帝王貴族，如楚王英喜好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當時的人把佛當作一種祠祀，近於神仙方術；並且把佛教教義理解為清虛無為，省慾去奢，與黃老學說相似。因此浮屠與老子往往並祭，而且出現了“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聞。
桓、靈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婁迦讖(支讖)等相繼來中國，在洛陽翻譯佛經，規模較大。漢人嚴浮調受佛學於安世高，參預譯事。漢代所譯佛經，摻雜了許多祠祀的道理，佛教與道術仍然被聯絡在一起。所以東漢末年的中國佛教徒所寫佛學論文《牟子理惑論》雖然反對神仙方術，但仍用老莊無為思想來發揮佛教教義。
初平四年(193)，丹陽人笮融為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運，他斷盜官運，大起浮屠祠，造銅浮屠像，用復免徭役來招致信徒，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浴佛（紀念佛誕生的活動）的時候，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前來觀看和就食的達萬人，耗費巨大。這是中國佛教造像和大規模招致信徒之始。
東漢後期，民間流行的巫術與黃老學說的某些部分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思想和反映這種思想的著作。 琅邪宮崇以其師于吉於東海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即《太平清領書》呈上漢順帝，它的內容以陰陽五行為主，而多巫覡雜語。今存殘本《太平經》從《太平清領書》演化而來，是道教的主要經典。《太平經》推尊圖讖，多以陰陽之說解釋治國之道，還採摭佛教義理加以緣飾。《太平經》中的一些地方宣揚散財救窮，自食其力，這些經義易於為農民所理解和接受。東漢後期被統治者誣為“妖賊”的許多次農民暴動，就是農民用道教作為組織手段發動起來的。
靈帝時，鉅鹿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在冀州傳教，號為太平道。他自稱大賢良師，收養弟子，跪拜首過，並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張角向四方派遣弟子，傳佈太平道，組織徒眾進行黃巾起義。
與太平道形成和傳佈同時，還出現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順帝時，張陵學道於蜀地鵠鳴山中，以符書招致信徒，通道者出米五斗，有病則令自首其過。張陵死，子張衡、孫張魯世傳其道。張魯為益州牧劉焉督義司馬，保據漢中。他自號師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長吏。諸祭酒於途次作義舍，置義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民犯法，三原然後行刑。張魯保據漢中的二十多年中，漢中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滅張魯。此後五斗米道繼續流傳，後世以張陵為教主的天師道，主要就是從五斗米道發展而來的。
史學
官府撰修本朝歷史的傳統，在秦漢時期被繼承下來了。漢武帝時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的發展，提出了“通古今之變”的要求，這就需要整理古今歷史，用以說明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太史令司馬談次第舊聞，裁剪論著，開始了這一項繁重的工作，但是沒有完成。
司馬遷是司馬談之子，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前 135）或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死年不詳。司馬遷幼年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二十歲後遍遊長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還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並隨漢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廣泛的社會見識。元封三年（前 108），司馬遷為太史令。他繼承父業，遍閱國家藏書，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於太初元年（前 104）開始撰修《史記》。天漢二年（前99）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在朝廷為李陵辯護，被武帝處以腐刑。他效法古代一些著名人物在困厄中發憤著書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卷。它是一部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期的中國通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內容完整、結構周密的歷史著作。《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以表、書為輔，合編年、記事等體之長，創造了歷史書籍的紀傳體新體裁，成為此後兩千年中編寫王朝歷史的規範。
《史記》作為一種不朽的名著，可貴之處首先是在當時認識水平的基礎上，儘可能如實地和多方面地勾畫社會歷史。《史記》一方面把歷史上的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天文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與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並於一書，廣泛地反映了歷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醫生、學者、商賈、遊俠、農民領袖等人物的傳記，與帝王將相併於一書，反映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歷史動態。《史記》把許多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寫成列傳，更增加了歷史的完整性。
《史記》在記載某些人物時所持的態度，表現了這一著作的傑出的思想價值。它把項羽同秦始皇、漢高祖劉邦一起列入本紀，把農民領袖陳涉（勝）同諸侯一起列入世家。它敢於斥責歷史上的暴君，還敢於極言景帝之短。它在稱讚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它讚揚了遊俠的某些俠義行為，揭露了酷吏對人民的殘暴統治。由於這種背離傳統的褒貶態度，《史記》曾經被誣為“謗書”。
《史記》概括了大量的經過選擇的歷史資料，包括司馬遷親身採訪所得的古老傳聞。《史記》寫作以敘事為主，講求實事求是，不強不知以為知，不輕下斷語。《史記》中是非褒貶一般都寓於敘事之間，空泛論斷較少。
司馬遷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他相信天命，認為秦的統一是“天所助焉”，劉邦是“受命而帝”。他相信歷史的迴圈論，認為“三王之道若迴圈，周而復始”。此外，《史記》在敘事上也有疏略之處。
東漢班固所撰《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擬將《史記》續至西漢末年為止。班固繼承父業，用了二十餘年時間，完成了這一西漢歷史著作的絕大部分。班固由於外戚竇憲之獄的牽連，和帝時下獄死。據說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補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最後完成了《漢書》的編撰。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它基本上因襲《史記》的體裁，但比《史記》更為周密詳盡。《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的《表》、《書》裡所沒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倫常完全定型的東漢時期，歷史觀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嚴密束縛，缺乏批判性，比《史記》遜色。
東漢時期修成的史書，還有官修《東觀漢記》、趙曄《吳越春秋》和佚名《越絕書》等。前一種系東漢當代的紀傳體吏書，明帝以後各朝陸續編寫，至漢末修成一百四十三卷（現在只存輯本二十四卷），為後世各家後漢書的重要依據。後兩種專記一方之事，開後代地方史志之端。此外，建安時的荀悅還把班固的《漢書》縮編成為編年體的《漢紀》。
文學
漢代的文學作品，主要有漢賦、散文、漢樂府詩三種形式。
賦是散文韻文並用、體物寫志的一種文體，是直接從騷體演變而來的，與戰國諸子的散文也有重要關係。西漢早期的賦，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鳥賦》等，都是借物抒懷，文詞樸實。枚乘的《七發》，開漢武帝時大賦的先河。
漢武帝之世，是賦的成熟時期，賦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司馬相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這個時期賦的代表作。這些賦都是氣勢恢廓，景物迷離，詞藻華麗而奇僻，反映了西漢國家的巨集偉遼闊和物質世界的豐富多采。西漢後期，最著名的賦家是揚雄；東漢時期，則以班固、張衡最有名。除了他們之外，兩漢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幾乎都是賦的重要作者。但是漢武帝以來的賦，以文字雕琢和詞藻堆砌取勝，思想內容貧乏。賦家揚雄慨嘆作賦是“童子雕蟲篆刻”。有些賦家企圖以賦作為諷諫的工具，但是往往是勸而不止。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作《大人賦》進行諷諫，武帝反而“飄飄有凌雲之志”。
東漢後期，大賦稍趨衰歇，各種抒情寫物的小賦代之而興，這類小賦多少擺脫了大賦的鋪張刻板的格式，意境較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兩漢的散文文學，有很大的成就。西漢初年賈誼的《陳政事疏》、《過秦論》和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政論文，都是言詞激切，有聲有色，感情充沛，富於文采，對後代散文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漢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史記》中刻劃了社會各方面許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貫注了他自己愛憎的感情。《史記》敘事帶有強烈的故事性，善於使用繪聲繪色的對話，來揭露人物的性格。司馬遷的這些文學手法，大大加強了他的以敘事表現歷史的史學方法的效果。班固《漢書》也是一部文學名著。
漢代的樂府民歌，是中國文學寶庫中極有價值的遺產。樂府本來是政府的音樂機構，其設立當在漢武帝以前。漢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編制廟堂樂歌，歌詞主要由文人寫作。同時，樂府廣泛地在民間採風配樂，代趙秦楚的歌謠，都在樂府採集之列，樂府採集的民歌，經過加工配樂，後來就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樂府採集的民歌， 大部分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民間優秀作品，它們的內容，廣泛而深入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如兵徭的痛苦，官府的掠奪，貧民的亡命生活，婦女的悲慘命運等。這一部分樂府，是兩漢詩歌的最大成就。建安年間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在樂府中屬於雜曲歌辭一類，是漢代樂府民歌發展的最高峰。樂府詩散佚很多，到現在只剩下四十來首了。
五言歌謠，西漢時已經有了。東漢時期，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出現了一些模仿樂府寫成的五言詩。這些作品一般比樂府詩篇幅較長，敘事較曲折。《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的大部分，都是東漢的五言詩（其餘是入樂的樂府歌詞），《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容複雜，一般說來很少接觸最尖銳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所反映的生活是狹窄的。至於其中一部分哀嘆人生短促，要求早獲榮華和及時行樂的作品，反映了一些士大夫的庸俗感情，是古詩中的糟粕。從藝術價值看來，《古詩十九首》吸取了樂府的技巧，詞句平易動人，意境雋永，可以和樂府比美。
藝術
漢代繪畫藝術發達。今存馬王堆漢墓帛畫，畫幅長205釐米，畫面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分別表現天上、人間、地下的情景，描繪細緻，色彩絢爛，具有極其珍貴的藝術價值。（見彩圖）
漢代以來，裝飾性的壁畫流行，宮殿邸舍和墓室多有壁畫。宮殿壁畫題材，大抵如《魯靈光殿賦》所說:“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以這類人物鬼神入畫，目的在於彰善警惡。漢代黃門令（少府屬官）官署中有許多畫工。漢元帝時畫工毛延壽以人物畫稱著。東漢畫工種類更多，和熹鄧皇后詔令中，曾提到畫工三十九種。
漢代的墓室壁畫，儲存到現在的為數不少，其中以平陸、望都、遼陽等處的東漢彩色壁畫，藝術價值較高。這些壁畫的線條剛勁有力，色彩濃淡有度，畫面的立體感很強。壁畫內容多為人物車馬、樂舞狩獵、飲宴祭祀等，是東漢官僚地主生活的反映。
東漢時期，官僚地主常於墳墓或祠堂的石材畫像上，施以陰線或陽線的雕刻，一般稱之為畫像石。現存的畫像石以今山東嘉祥武樑祠、肥城孝堂山和沂南的石刻畫像最為著名。畫像石的題材豐富，有漁獵、耕織、宴饗、戰鬥、伎樂、舞蹈等場面，以及許多歷史故事。此外，近幾十年來在四川境內出土的一種畫像磚，表現了生產和生活的情景，線條清晰，形態逼真，與畫像石同是寶貴的藝術遺產和重要史料。(見彩圖)
漢代的立體雕刻藝術也很可觀。陝西興平霍去病墓前的石獸群，是利用天然石的形態略為加工而成，製作古樸，渾厚有力。山西安邑的西漢石虎，技法簡練，形象生動，可與興平石雕媲美。東漢時期，雕刻技術更為成熟，南陽宗資墓和雅安高頤墓前的石獸，都是神姿優美，氣魄雄偉。東漢陶俑出土也很多，其中以成都的說唱俑和洛陽的雜技俑造型最生動，是漢代藝術珍品。(見彩圖)
西漢初年，盛行楚歌、楚舞，巴渝舞也傳入了長安宮庭。武帝以後，琵琶、箜篌等樂器從西域或它地陸續傳入中土，豐富了漢人的音樂生活。樂府在採風的同時，創造了不少新聲樂曲，按音樂類別，除了價值甚微的郊廟歌詞以外，主要有鼓吹曲詞、相和歌詞和雜曲歌詞三大類，中國古典樂舞比過去更為豐富多采。漢朝民間酒會，祭祀喜慶，都是載歌載舞。窟子亦云魁子，即今之傀儡戲，本來是喪家樂，漢末始用之於嘉會。
角抵之戲，戰國和秦朝已有，秦二世胡亥曾在甘泉宮作角抵優俳之觀。漢武帝時安息以黎軒(亞歷山大城)善眩人獻於漢。安帝時撣國（在今緬甸境內）國王雍由調向東漢獻樂及獻大秦國（羅馬帝國東部）的幻人。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中國原有的角抵、跳丸諸戲，至此又增添了許多新內容。據張衡《西京賦》和李尤《平樂觀賦》的描繪，東漢洛陽平樂觀的角抵，不但有角技、眩變、假面之戲，而且還敷衍仙怪故事，演員中並雜有俳優。在現存的東漢畫像石上，還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樂舞百戲場面。
天文歷算
天象的研究，同頒行正朔和推定農時直接聯絡，歷來比較發達。關於天體結構，曾有三種不同的學說，即宣夜說、蓋天說、渾天說。宣夜說以為無限的宇宙是由“氣”構成的，日月眾星飄浮於宇宙虛空之中。此說東漢時已失師傳，詳細內容不復為人所知。蓋天說以《周髀算經》一書為代表，認為天像蓋著的斗笠，地像覆著的盤，日月星辰隨天蓋而運動。據東漢末年的蔡邕說，這一學說“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所以史官不用。渾天說認為天地之像如卵之裹黃，天外地內，天動地靜。這種說法在科學上雖然仍有很大缺陷，但比上述兩說近於實際，所以被史官採用，漢代史官觀象的銅儀，即是根據渾天說設計而成的。
渾天說的代表人物，是東漢的太史令張衡(78～139)。張衡是有名的文學家，反讖緯的思想家，也是傑出的科學家。他撰有天文著作《靈憲》一書，解釋天體演化的一些問題。書中正確地闡明瞭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於月球進入地影而形成的；還認識到行星運動的快慢與其距太陽的近遠有關。張衡在西漢天文學家落下閎、耿壽昌等人創造的渾天儀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新的渾天儀，以齒輪系統與漏壺相連，隨滴漏轉動，其中星宿出沒，與靈臺觀象所見完全符合。張衡鑑於東漢地震頻繁，還創造了候風地動儀，以測定地震的方位。張衡的這些創造，被當時人目為神奇，所以崔瑗在張衡的碑銘上，盛讚張衡“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
《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都詳細記載了周天二十八宿的名稱和部位。漢人從星辰執行中推算出一年的二十四節氣，其名稱和順序與後世通行的完全符合。武帝徵和四年（前89）關於日食的觀測記錄，成帝河平三年（前26）關於太陽黑子的觀測記錄，都是天文學史上的珍貴資料。
秦和漢初沿用《顓頊歷》、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星佔》殘篇、臨沂銀雀山出土的元光元年（前 134）歷譜，都用的是《顓頊歷》。但是這種曆法年代久遠，日月差數無法校正，甚至出現“朔晦月見”的現象。漢武帝命司馬遷與射姓、鄧平、唐都、落下閎等人造歷，於太初元年（前 104）頒行，稱為《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漢末劉歆調整太初曆為《三統曆》）。這是中國第一部記載完整的歷法。東漢元和二年（公元85），改用新的《四分曆》。
最晚到漢武帝時期，出現了中國第一部天文歷算著作《周髀算經》。《周髀算經》主張蓋天說，它記載了用竿標測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從而認識了勾股定理。除此以外，西漢張蒼、耿壽昌都整理過古代的算書，《漢書·藝文志》中還著錄了許商和杜忠兩家《算術》，但都已失傳了。
漢代最重要的算學著作是《九章算術》。《九章算術》是出於眾手，經過長期修改和補充而成的著作，它最後定型，當在東漢和帝時期。這部書是二百四十六個算術命題和解法的彙編，分為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命題包括田畝計算、土地測量、粟米交換、比例分配、倉庫體積、土方計算、賦稅攤派等，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提出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解答中，應用了分數計算方法、比例計算方法、開平方、開立方、二次方程和聯立一次方程的解法，還提出了負數的概念和正負數的加減法等等。《九章算術》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數學的完整體系的形成，在世界數學史上，《九章算術》也佔有重要地位。
農學
兩漢時期，在農業生產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農學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漢書·藝文志》裡著錄了農學著作九種，至少有三種可以確認為西漢著作，其中以《氾勝之書》最為重要。
氾勝之，漢成帝時議郎，曾在三輔教田，據說關中因此豐穰。他所著的《氾勝之書》概括了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農學著作。氾勝之根據關中地區的自然條件，細緻地探索了精耕細作的生產方法。他提倡複種、間種以及兩種作物混合播種，以增加土地利用率，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他的最大貢獻，是總結出了著名的區種法。
區種法（見區田法）要求掘坑點播，按不同的作物決定不同的行距、株距和掘土深度，並且要求大力進行中耕、灌溉、施肥。這種方法把大田的耕作提高到園藝的水平，因此每畝收成高達二三十斛乃至百斛。區種法在科學上很有價值，但是由於它對技術條件和人力條件要求過高，所以不能普遍推行。
氾勝之對植物栽培的一般過程進行了總結，認為耕作的根本要求是“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他掌握了各種不同作物的生長規律，確定了禾、黍、麥、稻以及桑、麻、蔬、果的不同栽種法。氾勝之提出的溲種法，即用肥料處理種子，以增加種子發育能力的方法，在農業科學上也很有價值。
東漢後期成書的崔寔《四民月令》，主要是地主經營田莊的家歷，記載了很多農業生產和管理經驗。《隋書·經籍志》把這部書列入農家著作。
醫學
中國醫學的完整體系，也是在秦漢時期建立起來的。編撰於戰國時期，西漢時最後寫定的《黃帝內經》，包括《素問》與《靈樞》（或稱《針經》）兩部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醫書。《素問》假託黃帝與岐伯的對話，用陰陽五行思想闡述許多生理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則記述針刺之法。漢代還有《難經》一書，用問難法解釋《內經》，對其中的脈法、針法內容，有所發揮。東漢出現的《神農本草經》，共收藥物三百六十五種，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藥物學著作。
西漢醫家，以淳于意（倉公）最有名，淳于意傳陽慶之方，治病多驗。《史記》所載倉公診籍二十餘例，是最早的病案。東漢時的涪翁、郭玉等，均以鍼灸見長。漢代太醫令還集中民間醫方，加以推廣。考古發現中有不少漢代醫藥方面的資料，如馬王堆漢墓出有《五十二病方》等，滿城漢墓出有醫具金針等，武威漢墓及居延均出有醫簡。
建安時期的張機（見張仲景）、華佗，是當時病理、醫術造詣最高的人。張機字仲景，南陽人，漢末長沙太守。建安中，南陽疾疫流行，張機宗族病死三分居二，其中死於傷寒（中醫所謂的各種熱病）的又十居其七。於是張機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傷寒雜病論》，後人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種。《傷寒論》對傷寒諸症分析病理，提出療法，確定藥方。《金匱要略》一書，則是雜病的病症、病方的彙集。張機被後世稱為醫聖，他的著作是後世醫家的重要經典。
華佗，沛人，精於方藥鍼灸。對於針、藥所不能治的疾病，華佗用外科手術加以治療。他先令病人用酒調服“麻沸散”進行麻醉，然後施行手術。華佗認為人體必須經常活動，才能飲食消化，血脈流通，少生疾病。他提倡“五禽之戲”，即模仿虎、鹿、熊、猿、鳥的活動姿態以鍛鍊身體。馬王堆出土有帛畫導引圖，五禽戲當和導引法類似。
化學的起源
兩漢時期，由於銅鐵冶煉和製陶、製革、染色、釀造等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人們觀察到生產過程中的一些物質的化學變化現象，積累了一些化學反應的知識。漢武帝時期，方士們一方面像戰國、秦代的方士一樣鼓吹入海求仙藥，另一方面試圖從丹砂中提煉出丹藥和金銀。方士煉丹術自然是無稽之談，但是他們通過煉丹的實踐，更多地瞭解到汞、鉛、硫黃等物質的屬性和它們在一定條件下的變化規律。東漢時會稽人魏伯陽根據自己煉丹的經驗，寫成《周易參同契》一書，是世界上最古的系統地論述煉丹的書籍，在化學史上有相當的地位。
紙的發明
中國古代的書寫材料有兩類，一類是竹簡木簡，一類是縑帛。秦漢時期簡帛並用，以簡用繩聯為冊的書籍稱為編，以縑帛曲捲成書，則稱為卷。但是簡編笨重，縑帛價貴，都不是合適的書寫材料。西漢末年出現了一種名叫赫蹄的薄小紙，是漂絮時積留在箔上的殘絲。這種紙價格仍然昂貴，不能大量製造和廣泛使用。
在出現赫蹄紙以前，已有人用植物纖維造紙。1957年，在西安灞橋的西漢早期墓葬中，發現過一些用麻類纖維製成的殘片，有人認為這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人造紙片，但是還有異說。西漢末年和東漢初年的植物纖維紙的遺存，20世紀以來在甘肅、新疆等地也常有發現。植物纖維造紙方法的大規模推廣，始於東漢和帝時。當時宦官蔡倫集中了前人的經驗，用樹皮、麻頭、敝布、破魚網造紙，價格低廉，質量適於書寫。以後全國普遍製造，產量增多，人們把這種紙稱作“蔡侯紙”。造紙技術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漸趨完善，到東晉末年，紙完全代替了簡帛，成為通常的書寫材料。中國的造紙術後來逐步傳入朝鮮、日本和中亞各國，又經阿拉伯傳入歐州，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