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國家元首的司法管轄豁免
[拼音]：Gao'erji
[英文]：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
蘇聯俄羅斯作家。原名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16日生於下諾夫哥羅德城（今高爾基市）。父親是木匠，母親是小業主的女兒。幼年喪父，在外祖父家度過童年。11歲開始到“人間”謀生，做過裝卸工、烤麵包工人。80年代在喀山曾參加具有民粹派觀點的知識分子的祕密自學小組。1888至1889年和1891年曾兩次到俄國各地遊歷。在這期間進行過一些祕密宣傳活動，並在第比利斯參加進步工人與革命者祕密小組。1889年10月被捕，獲釋後即一直處於警察的監視之下。1892年開始發表作品。1898年，兩卷集《隨筆與短篇小說》出版，轟動俄國文壇，成為馳名歐洲的作家。
90年代，高爾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尚未形成，藝術方法也處於摸索階段，他的早期作品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風格雜然並存，反映了他探索新的藝術方法的嘗試。浪漫主義作品《馬卡爾·楚德拉》、《伊則吉爾老婆子》(1895)等讚美了酷愛自由、嚮往光明和英雄業績的堅強個性，《鷹之歌》(1895)表現了渴望戰鬥的激情。作家歌頌的已經不是憤世嫉俗的個人主義英雄，而是以自己燃燒著的心為人們照亮前進道路的丹柯。他的現實主義作品大部分是描寫人民生活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流浪漢的短篇小說，如《切爾卡什》、《柯諾瓦洛夫》、《淪落的人們》等。這些作品描繪了人民的苦難和他們的美好品德，表達了他們的憤怒和抗議情緒。在現實主義作品中還有一部分是揭露資產階級、抨擊市儈知識分子的。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數都是在極力思考生活意義、尋找新的生活道路、充滿著激烈的內心衝突的人物。90年代在《薩馬拉報》、《尼日哥羅德新聞》等地方報紙任編輯、記者，寫了多篇鍼砭時弊的政論。
《讀者》 和《保爾·魏爾蘭和頹廢派》 等短篇小說和評論都表現了作家早期的文藝觀點。高爾基認為，文藝應負有改造現實的社會使命，應象“報警的鐘聲”“在人的心靈中喚起恥辱、憤怒和勇氣”。在同醜惡和庸俗進行鬥爭時，文藝應該起“匕首”的作用。高爾基堅決反對文學中的自然主義和頹廢派，指出自然主義者所標榜的客觀主義實質上是迴避現實中的重大問題，頹廢派所標榜的“自由藝術”、“純藝術”實際上是宣揚悲觀主義、唯美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有害的、反社會的現象”。
在19和20世紀之交，高爾基寫成他最早的兩部長篇小說。其中《福瑪·高爾傑耶夫》(1899)通過資產階級兩代人的形象展示這個階級在俄國的發展及其歷史命運，刻畫了資產階級各種型別的人物。福瑪對本階級的背叛象徵這個階級已經從內部開始瓦解。《三人》(1900)描寫3個出身社會底層的青年的3種生活道路，否定了追逐私有財產和逃避鬥爭的道路，肯定了革命道路。這兩部小說顯示出作家在塑造正面人物方面又前進了一步。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準備時期，高爾基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社會民主工黨的聯絡日益密切。他支援籌建並且熱心閱讀《火星報》，積極參加黨領導的革命活動。1900年初，他參加並主持知識出版社，把很多具有民主主義傾向的作家團結在出版社周圍。1901年春，他在彼得堡寫傳單揭露政府鎮壓示威學生的暴行，號召推翻專制制度。同年，因受黨的委託建立祕密印刷所而被捕與放逐。
1905年革命前夕，群眾的迅速覺醒使高爾基感到已經出現了具有新的生活態度的人，並推動了他的文藝思想的發展。他指出文藝的任務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優美的、誠實的也就是高貴的東西”表現出來，“激起人對自己的自豪心”；“需要英雄人物的時代已經到來了”，舊的現實主義必須向更高的階段發展。
戲劇是最能直接影響廣大群眾的藝術，這引起了高爾基從事戲劇創作的興趣。他從1900年開始寫作劇本，有的劇本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上演時曾引起群眾的示威遊行。《小市民》(1901)通過父子兩代人的衝突，揭露了資產階級保守派與自由主義者的矛盾，劇中的尼爾是俄國文學中第一個以新的精神面貌出現於現實生活中的工人形象，體現了無產階級要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的決心和樂觀精神。在《底層》(1902)中，高爾基尖銳地提出了勞動者的出路問題，批判了消極期待幸福的幻想，劇本的中心主題是揭露消極人道主義的危害。消極人道主義的實質是不相信人有力量、有可能解放自己，因而以消極的同情和美好的謊言安慰人們，使人們安於現狀，但幻想的破滅使人們失去最後一線希望而陷入精神上的絕境。作家通過劇中人薩金宣佈：“人這個字聽起來多麼自豪！”“要尊敬人！”緊接著，又在1903年譜寫了人的讚歌《人》。1905年革命前夕，高爾基還寫了一組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劇本：《避暑客》、《太陽的孩子們》、《野蠻人》，反映了知識分子在革命年代的分化，斥責了拋棄革命理想的人，揭穿了科學能夠自由、獨立、超脫於階級鬥爭的幻想。
在1905至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期間，高爾基積極投入了鬥爭。1月9日流血事件後，他當即以目擊者的身份寫了傳單，揭露並號召推翻沙皇政府，因而遭到逮捕。政府懾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予以釋放。以後高爾基積極參加出版布林什維克最初的公開報紙《新生活報》和《戰鬥報》以及為起義籌備武器與經費等活動。1905年夏加入社會民主工黨。11月，在一次討論起義問題與《新生活報》問題的會議上第一次與列寧會晤。在革命的準備過程中，高爾基以犀利的筆鋒寫了一系列政論，抨擊阻礙鬥爭深入發展的各種思想。《談談小市民習氣》(1905)就是其中的優秀政論之一，它分析了小市民習氣的社會根源與心理特徵，指出了當前社會最基本的矛盾與激烈鬥爭的必然性，在社會、哲學、美學等領域撕下小市民習氣的形形色色的偽裝，得到列寧的稱讚。1906年初，高爾基祕密離開俄國，赴美國宣傳俄國革命，併為黨籌劃經費。在美國寫了揭露並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的政論《我的訪問記》和特寫《在美國》。同年秋前往義大利的卡普里島定居。1907年5月參加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高爾基在1905年的革命中加深了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及其英勇精神的認識。他深切感到文學必須表現新的現實和新的英雄人物。1906年寫成劇本《敵人》和長篇小說《母親》。《敵人》是高爾基第一次在同資產階級鬥爭的典型環境中表現工人群眾的作品。劇本顯示了工人群眾的覺悟的提高，揭露了資產階級各派在維護本階級利益上的一致性。《母親》是在1902年索爾莫沃工廠工人“五一”遊行事件與1905年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小說描繪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壯麗圖景，在鬥爭的發展與人物的成長過程中顯示了社會主義理想改造現實的強大力量。小說塑造了巴維爾這一自覺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鮮明形象。曾經是逆來順受的母親所走的道路反映了廣大群眾在革命的年代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小說滲透著對歷史進步的堅強信念，體現了在革命的發展中表現現實的創作原則。列寧最初看到《母親》的手稿時，就肯定了它的現實意義。
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高爾基同各種反動的、頹廢的思潮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他接受了鮑格丹諾夫等人的造神論的思想，並參與了組織卡普里黨校和“前進派”集團的派別活動。
高爾基在這個時期寫的《論犬儒主義》、《個人的毀滅》、《再論“卡拉馬佐夫氣質”》及《俄國文學史》等重要論文和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流露了“觀念複合”、“經驗組織”、造神論等錯誤觀點。受造神論影響最嚴重的是長篇小說《懺悔》(1908)。高爾基在小說中本想用民間英雄史詩的手法表現人民集體的力量，但在造神論的支配下，試圖創造以崇拜人民集體的力量為宗旨的新宗教，歪曲了人民的形象和現實。
列寧對高爾基的錯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指出造神論的唯心主義實質及其在客觀上所起的麻痺人民的作用。在列寧的關懷下，高爾基逐漸認識錯誤，脫離了“前進派”集團。
在俄國革命重新走向高漲的年代，高爾基的文學活動基本上都是與布林什維克的報刊聯絡在一起的。他積極支援布林什維克的《明星報》和《真理報》，親自主持《啟蒙》雜誌的文藝欄，熱情參加《真理報》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1914年編輯、出版了《無產階級作家文集》。
1913年底，高爾基返回俄國。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高爾基在政論文章中堅決譴責戰爭和沙文主義思潮。1915年，他創辦《紀事》雜誌，揭露戰爭的掠奪性質；建立了“帆”出版社，介紹俄國各民族文化。但是，《紀事》的部分專欄為馬赫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分子所掌握，因而沒有完全採納布林什維克對戰爭與革命的路線，引起列寧的注意。
1907至1917年間，高爾基雖然犯過錯誤，但是，從他這個時期的全部活動來看，他的主導傾向是積極的，充滿革命的戰鬥精神。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剛開始，高爾基在給列寧的信中就提出“必須經常不斷地同政治上的頹廢、變節、消沉等現象進行鬥爭”，列寧表示“萬分同意”。高爾基在他的政論和文學評論文章中提出了當代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各種迫切問題。《論犬儒主義》和《個人的毀滅》（約1908）抨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民主革命傳統和理想的背叛以及他們的消極頹廢情緒；讚揚人民不僅是物質財富，而且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文章指出，犬儒主義是反動統治階級及其思想家反對革命的武器。作家考察了資產階級的個人毀滅的原因及其必然規律和表現形式。《俄國文學史》(1909)從文學與人民、文學與社會的聯絡的角度，考察俄國文學發展的規律。在文學發展的分期、浪漫主義文學型別的劃分、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係和對某些作家的評價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見解。兩篇論“卡拉馬佐夫氣質”的文章(1913)是抗議莫斯科藝術劇院改編、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的。高爾基在這些年代對新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創作方法的特徵從理論上進行了許多探索，提出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觀點。他要求作家不要作生活印象的俘虜，要從未來的高度觀察現實，要反映1905年後的新的現實。
高爾基在兩次革命之間的創作成果十分豐碩，反映的生活面極為廣闊。在《夏天》(1909)中，描寫了農村的尖銳矛盾和被1905年革命喚醒的青年一代的成長。中篇小說《沒用人的一生》（1907～1908）和劇本《最後一代》(1908)描寫政府的密探和警察的腐朽、墮落和空虛，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反人民本質及其統治的虛弱。劇本《瓦薩·日烈茲諾娃》(1910)以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的瓦解表明，作為專制制度的另一個支柱的資產階級，它的沒落是歷史註定的，任何力量都無法挽回。《奧古洛夫鎮》(1909)和《馬特維·柯熱米亞金的一生》 (1910～1911) 是作家在反動時期寫的兩部有重要意義的小說，刻畫了小市民保守、落後、動搖的心理特徵及其社會根源，指出了小市民習氣是滋生種種消極的、不抗惡的社會思潮的土壤。在後一部作品中已經可以看到，新生的力量正在衝破小市民習氣的禁錮，健康地成長著。《俄羅斯童話》(1912～1917)諷刺了文學中的頹廢悲觀傾向、知識分子的背叛行為和政府的反動政策。
1911年前後，高爾基敏銳地察覺到革命又呈現出日趨活躍之勢。他的作品也洋溢著日益濃厚的樂觀氣息。《義大利童話》（1911～1913）塑造了為光明、幸福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民集體的形象，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團結友愛精神，讚揚了擺脫掉剝削階級道德的人的尊嚴和精神的美。列寧和《真理報》高度評價了這部作品。《俄羅斯遊記》（1912～1916）真實地再現了充滿殘酷、野蠻和落後的80至90年代的俄國生活，但也顯示了人民中蘊藏著的巨大力量。自傳體三部曲《童年》 (1913～1916)、《在人間》(1913～1916)和《我的大學》(1922～ 1923)是高爾基遺產中最優秀的部分之一。三部曲描寫了作家從生活的底層攀上文化高峰、走向革命的道路，同時也反映了俄國一代勞動者在黑暗中尋找真理、追求光明的艱難曲折歷程。
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準備、進行過程中，高爾基過低估計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革命的力量和貧苦農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積極性，誇大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作用，因而否認在即將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工農聯盟的可能性，反對在二月革命後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主張無產階級應與代表先進科學技術力量的知識分子結成聯盟，以科技知識武裝人民，各階級同心協力從事建設，改變人的精神面貌，為未來的革命創造條件。他在對待戰爭問題上，也採取了錯誤態度。高爾基在他自己於1917年4月參加創辦的孟什維克傾向的《新生活報》上發表的一組題為《不合時宜的思想》的政論，反映了他的錯誤觀點。十月革命後一個短時期內，他又以革命過程中的某些缺點和陰暗的現象為依據，繼續在《新生活報》上發表《不合時宜的思想》，指責革命。列寧對他的錯誤進行的嚴肅批評，蘇聯人民保衛十月革命和創造新生活的英勇精神，教育了高爾基。後來，他在《列寧》等作品、文章與通訊中多次談到自己的錯誤。1918年初， 高爾基開始改變對革命的錯誤態度。 從1918至1921年，他進行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組織工作，如組織書籍出版，建立世界文學出版社，擔任改善學者生活條件中央委員會主任。
1921年夏，在列寧的敦促下，高爾基出國就醫。在國外曾從事組織救濟俄國災民的工作，宣傳蘇聯的成就，譴責白衛分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從1931年起，定居國內。他在組織、團結文學隊伍、培養青年作家、反對文藝界的宗派情緒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強調學習古典文學遺產和民間創作的重要性，對創作中的自然主義、形式主義等錯誤傾向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他還擔負了繁重的編輯和出版工作。高爾基是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的組織者和主席。1935年被選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2至1923年高爾基完成了自傳體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我的大學》。在國外期間寫成具有獨特藝術風格和重要文獻價值的回憶錄。《列夫·托爾斯泰》 (1919～1923) 再現了托爾斯泰豐富、複雜、矛盾的內心生活，指出了他的偉大與弱點。《列寧》(1924～1931)寫於列寧逝世時，後經數次修改。作家在列寧的形象中看到了“大寫的人”的理想的體現。1924到1925年，創作了長篇小說《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小說在從農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廣闊歷史背景上，描寫了阿爾塔莫諾夫家族三代人對事業的態度，從心理上、道德上表現了資產階級的衰落。1925年，高爾基著手創作具有史詩氣魄的鉅著《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小說描寫了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40年的變遷。作家通過作品人物的思想情緒和政治、哲學、美學、宗教等觀點的變化，生動地再現了歷次重大事件，並且使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的檢驗中暴露出他們的觀點和行為的階級本質。小說深刻剖析了中心人物克里姆·薩姆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的心理，揭露了他的“超黨派”的獨立、自由的偽裝。作品中人民始終都作為積極的力量活動在歷史舞臺上。作家著意描述了歷次重大事件中人民群眾的思想情緒的變化。人民陣營的代表是布林什維克庫圖佐夫及其他革命者。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30年代初期，高爾基以戲劇的形式反映了垂死的資本主義與新生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劇烈衝突，著有劇本《耶戈爾·佈雷喬夫等人》 (1932)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1935年改寫劇本《瓦薩·日烈茲諾娃》。
高爾基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特寫和政論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和對一切阻撓生活前進的現象的憎恨。《蘇聯遊記》（1929）記述作家在各地旅遊參觀的印象。他的政論尖銳地抨擊了新生活中的小市民習氣，痛斥了“機械的公民們”和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分子。作家肯定了無產階級人道主義，揭露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虛偽。
高爾基是無產階級文學和蘇聯文學的奠基人。他在確定蘇聯文學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上作出了卓越貢獻。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提出，應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作為新時代文學創作的方向。革命後，對蘇聯文學的創作方法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1933年寫了《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文，採納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的創作方法。以後，又在《論劇本》、《蘇聯的文學》等文章、講話、書信中闡述了這一創作方法的基本原則。高爾基認為，蘇聯的現實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空前的變化，文學應該“用更鮮明的色彩來描寫英雄的現代生活”（《論文學及其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以社會主義經驗為基礎的現實主義的形象思維”（《論短視與遠見》），它要求作家善於從“現在所達到的成就的高峰，從未來的偉大目標的高峰”觀察現在和過去（《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因此，作家應該知道過去、現在、未來這三種現實。他強調指出，從第三種現實即未來的目標的高度觀察、描寫現實，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根本標誌，“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會理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是什麼”(《我國文學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文學》)。有了這個高度，文學才“能夠激勵起對現實的革命態度，即以實際行動改造世界的態度”，體現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認定存在是行動，是創造”的原則（《蘇聯的文學》）。對現實的積極態度也表現在“同‘舊世界’的殘餘”進行堅決的鬥爭上。“不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任務在於激起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世界觀和處世態度”（1935年2月給亞·謝·謝爾巴科夫的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並不是要求作家按照理想去寫現實中不存在的東西，而是要“在不使人脫離現實的條件下，把他提升到現實以上”（《論劇本》）。高爾基認為，塑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肯定精神的主要表現。為了塑造英雄形象，作家必須學會運用虛構、誇張的藝術手法。
高爾基於1936年6月18日逝世。
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對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一貫是深切同情、熱情讚揚和積極支援的。他的作品早在 20世紀的頭 10年裡，就被介紹到中國。“五四”運動後則被大量翻譯過來。瞿秋白很早就譯出了《海燕之歌》。1930年夏衍譯的《母親》出版，推動了無數的讀者走向革命。高爾基的作品和文學理論對中國革命文藝的成長髮生過深遠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除大量的作品單行本、戲劇集外，已出版過20卷的選集。一種新的規模更大的文集也開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