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編

[拼音]：Yu Dafu

現代小說家、散文家。原名鬱文，浙江富陽人。1896年12月7日生。父鬱士賢曾為塾師兼中醫，後在富陽縣衙當小職員。郁達夫3歲喪父，家道衰貧。7歲開始在家鄉受啟蒙教育，繼到嘉興、杭州等地求學。1913年即隨長兄鬱華赴日本學習，1922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郁達夫從少年時代起就愛讀小說、戲曲，對中國古典詩文和小說戲曲有濃厚興趣，在日本留學期間又廣泛涉獵了外國文學，深受近代歐洲、日本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薰陶，從而促使他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921年，他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發起成立創造社，同時創作了新文學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1923年又完成第2本小說集《蔦蘿集》。兩部小說的出版，震驚了國內文壇。在此期間，他參加了《創造》季刊、《創造週刊》、《創造日》的編輯工作，並先後在安慶政法學校、北京大學任教。1925年又到武昌師範大學文科教課。1926年3月，同郭沫若赴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同年12月回上海編輯《洪水》半月刊和《創造月刊》，並主持創造社出版部事務。這時郁達夫的思想比較激進。1927年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發表《廣州事情》一文，揭露廣州政府的窳敗。3月，又發表《在方向轉換的途中》一文，認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全民眾的要求解放運動”，“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實現”，並敏銳地感到隱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叛賣革命的危機，指出“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的最大危險”，是“封建時代遺下來的英雄主義”。由於《廣州事情》一文的發表，引起創造社內部的不同意見，復因整頓創造社出版部事務所產生的糾紛，郁達夫於1927年8月脫離創造社。同年秋，參加革命政論性刊物《民眾》的編輯工作。1928年6月，郁達夫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又主編《大眾文藝》，並與錢杏邨一起為中國革命濟難會編輯文藝性半月刊《白華》。1930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郁達夫是發起人之一；3月，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慶齡、蔡元培主持的民權保障同盟。在蔣介石政府白色恐怖威懾下，同年4月他舉家由上海移居杭州，過著流連山水的隱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現消沉。1936年2月，就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郁達夫又振作起來，重新投入時代的洪流，1936年冬應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學，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陳侵華之非計；並專程探望亡命日本已近10年的郭沫若。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郁達夫奔赴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末，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逐漸逆轉及家庭發生變故，客居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報》副刊編輯，並任《華僑週報》主編，在海外堅持進行抗戰宣傳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參加華僑文化界的抗日工作。日軍逼近新加坡後，撤退到荷屬小島石叻班讓，後又輾轉到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在該地以辦酒廠為掩護，化名趙廉隱居下來。不久為佔領印尼的日軍脅迫，到武吉丁宜日本憲兵部當翻譯約達7、8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他暗中幫助和營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華僑，獲悉了日本憲兵部許多祕密罪行。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後，在9月17日被日本憲兵部祕密殺害於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

郁達夫一生為新文學的發展和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國留日學生身在異鄉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國後又遭到社會歧視，為個人生計備受顛沛流離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寫了當時青年處於軍閥統治下在黑暗現實中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心理。《沉淪》、《茫茫夜》、《蔦蘿行》以及《採石磯》等小說問世後，引起廣大青年讀者的強烈共鳴。這些創作雖然充滿感傷情調和變態性心理的描寫，當時被認為有“頹廢派”的傾向，但總的說來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時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真實。他在思想上、創作上受到盧梭、赫爾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葛西善藏、谷崎潤一郎和佐藤春夫等影響，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表現自我的真摯感情。在傾訴對舊社會的反抗情緒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悶心理方面，充滿大膽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濃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說創作上成為前期創造社浪漫主義傾向的突出代表，並且為一些後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影響，在20年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筆調寫小說的藝術流派。1923到1927年間，他還寫了《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等自己認為“多少帶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的小說。但在參加進步的文學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他仍然在1927年寫了《過去》、《迷羊》等刻畫病態心理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32年發表了《她是一個弱女子》（後改名《饒了她》），小說反映了從“五四”經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到1931年日軍在上海發動淞滬戰爭期間，在社會大變動中的三個女性知識分子的分化和遭遇，並控訴了日軍侵華的罪行；同年末又發表了在思想上藝術上最具有他晚期創作特色的小說《遲桂花》。以後，除在1935年發表最後一篇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為背景的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小說《出奔》外，他主要以寫作遊記、隨筆等散文小品為主，如《釣臺的春晝》、《移家瑣記》及《寂寞的春潮》等，以閒適的筆調寄託自己感時憂國的心情。和小說一樣，他的散文表現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雲流水，很有藝術魅力。晚年則主要寫舊體詩抒發愛國的情感，其中《毀家詩紀》、《離亂雜詩》曾被海內外文壇傳誦。在新文學作家中，他是以擅長寫作舊體詩著稱的。

郁達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滿浪漫主義感傷色彩的小說、散文和詩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創作歷程，也表現出“五四”以來一個複雜而不平常的現代作家鮮明的創作個性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他以一種單純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撻自己，使這些作品對讀者充滿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百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又同意李初梨所說，“達夫是摩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並把郁達夫的性格特徵和思想品質概括為“卑以自牧”（《論郁達夫》、《再談郁達夫》）。

郁達夫才華洋溢，具有濃厚的詩人氣質。雖身為“五四”新文學健將，思想上屬於激進的民主主義，但在文學創作上接受了不少19世紀末歐洲文學的影響，本人又始終沒有完全擺脫中國舊式傳統文人的積習，深深沾染了中國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劉伶等竹林七賢那種“放浪形骸之外”的處世態度。他的生活和創作都因此包含著深刻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曲折性的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個富有才能、力求進步的知識分子艱苦的思想歷程，反映了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苦悶心理和關於人性解放的強烈的呼聲。胡愈之曾對他作了這樣的評價：“他的偉大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一個人文主義者，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

1928年起，郁達夫曾陸續自編《達夫全集》出版。《全集》包括《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斷線集》，加上《懺餘集》共 8卷。還有《日記九種》、《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達夫自選集》、《達夫所譯短篇集》、《徒然草》（所譯日本兼好法師的隨筆集之片斷）、《屐痕處處》、《達夫日記》、《達夫遊記》及《閒書》等多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和他的長兄鬱華(在日軍佔領上海時期為日偽殺害)均被人民政府追認為“為民族解放事業殉難的烈士”，並在他的家鄉建亭紀念。1981年起廣州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編輯出版了《郁達夫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則出版了他在國內外大部分尚未公開發表過的《郁達夫詩詞抄》。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達夫研究資料》2卷。在日本，則出版了有關郁達夫的資料性專著《郁達夫集》（上、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