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邏輯思維的五大缺陷
著名學者宋懷常曾在其著作《中國人的思維危機——中國教育扼殺了中國人的思維能力》裡指出了“中國人思維的五大邏輯缺陷”，據此淺談一些我所觀察到的中國人常見的邏輯缺陷。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關於，歡迎借鑑參考。
1、概念模糊
概念***Concept***是思維的基本元素，而中國人對於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
當人們討論某個問題時，首先要明確概念。如果對於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那麼後面的問題就沒法討論了，討論下去也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談的是不同的東西，結果就是南轅北轍!
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幾個人討論馬。
第一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000斤重的馬。
第二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釐米長的馬。
第三個人說，哪裡有重達萬斤的馬?更不會有10釐米長的馬!
第一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河馬!”
第二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海馬。”
正是因為他們對“馬”這一概念定義和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討論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如，我們討論美女時，一個人說這個女孩好漂亮，另一個人說一般，又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是個恐龍嘛!之所以產生這種差別，因為在他們心中，美女的標準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標準來討論，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經濟學家陳志武在《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講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提出的很多條款都是籠統和模糊的，比如：美國應該為中國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
什麼叫“應該”?什麼叫“更多”?什麼叫“管理人才”?怎麼樣算“培養”?
每一項都是模糊的，雙方都難以執行，美國完全可以不認賬，“應該”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現這種情況，便是思維能力不足造成的，缺乏嚴謹的法治思維，概念模糊。
而這些參加談判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專家，連這些人的思維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別說其他了。
2、不懂集合概念
中國人的集體觀念比較強，這就產生一個普遍現象：對於中國人來說，往往是批評個人就等於批評集體;批判集體就等於批評集體裡的每一個人。
這就是“集合概念”錯誤。實際上，說某個群體具有一個特點的時候，不代表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具有這個特點。
比如，我們說南方人善於做生意，這裡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個南方人都善於做生意;再比如，我在這裡談到的“中國人缺乏思辨力”，這裡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並不說明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
黎鳴先生寫過《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國人很不滿，說按照黎鳴的觀點，黎鳴也很愚蠢，因為他也是中國人。這種結論，反映的也是此類邏輯謬誤。
3、類比推理，生拉硬扯
我們常說的一些諺語，比如“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都是用的類比推理，這些話真的很有道理嗎?
值得中國人注意的是，中國人在生活中使用類比時，經常會忘記了類比推理的或然性，經常把類比的結論當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亂比一氣。
比如談到取消戶口管制、自由遷徙問題，有人就說，那全世界為什麼不能自由遷徙?美國應該開啟國門，讓外國人自由遷入。這種說法混淆了國際關係與國內關係的不同。
再比如，對於移民到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中國人，或者經常批評中國現狀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諺語來教育他們要愛國：“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
但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這個推理是站不住腳的，孩子和狗是兩回事情，國民和狗之間的差別則更大。狗不嫌家貧和母子關係、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沒有什麼可比性，硬把他們歸在一類，其實是概念不清、生拉硬扯。
再者，醜和貧都是沒有道德內涵的詞語，如果是一個虐待兒童的惡母呢，還能要求孩子愛她嗎?如果養狗的是一個殘忍無情的屠夫呢，狗難道不能嫌嗎?
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流傳久遠的成語、諺語都是用類比的方式。如“無風不起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這些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是不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
無風也會起浪，印度洋海嘯的浪大吧，不是風引起的;蒼蠅也會叮無縫的蛋，只需給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許多人正是通過造謠生事來詆譭別人的。
過多地使用類比，說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維能力較差，不善於通過概念、定義、判斷、推理等形式進行嚴謹的論證，不用類比，他們便不知道如何去說明一個道理。
4、非黑即白，二元思維
郎鹹平在某大學演講中說，我們的企業不要追求做大做強。
大學的高材生就問他：“難道要做小做弱嗎?”
這是推論錯誤，不要追求做大做強並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好壞人思維、非黑即白思維。
這種思維只看到了事物相反的兩面或兩端，忽視了其他方面或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情況，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間情況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維是中國人常見的思維，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維，小孩就會的好壞人思維，很多中國人上了這麼多年的學，思維還處在小學生水平，情何以堪?
爭議很大的唐太宗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比較明顯，很多中國人把歷史人物分成明顯的好與壞兩類，將好的神聖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沒有缺點的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一無是處。
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對待現代人同樣如此，中國人很容易將某一地區、某一階層或是某一職業的人妖魔化。
在二元思維下，政治思想界的左與右，也往往走向極端，我們的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教訓。
5、亂立靶子，錯誤推理
我們在與人的討論中有時會發現這種現象：你說的話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某人卻認為你就是這個意思，然後他根據這個錯誤的理解對你進行批駁。
對於這種行為，有人給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樹立了一個靶子，卻說是別人的靶子，然後對著這個靶子進行猛烈地攻擊。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多次談到同性戀的問題，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有個人在網上發評論說：“我是個醫學院的教授，我認為同性戀不宜提倡。”
這裡面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因為李銀河從來沒有說過要提倡同性戀，只是說政府和公眾要正視，而不要裝作看不見而已。
這位教授的邏輯是：你替同性戀說話，你就是提倡同性戀。他所反駁的觀點根本不是李銀河的觀點，這不是***嘛!並且，此人還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確，顯示了其無知與自大，格調更低一等。這種思維的錯誤就在於從別人的論述中推不出反駁者所理解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