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歐陽修文獻學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歐陽修：文獻學；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歐陽修作為北宋著名的文獻學家，他在文獻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顯著特色，對他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主要體現在：一是“文”、“道”井重的創作理念；二是豐富多彩的創作特點。可見，歐陽修的文獻學是他文學創作的基礎。
一
歐陽修1007—1072在中國文獻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正如曾貽芬、崔文印所評價，他“不但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文獻學家”¨。我們也認為，歐陽修在文獻學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他收藏觀點精闢，私家藏書富有特色，尤其是開啟了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風氣，意義重大；預修了國家藏書目錄《崇文總目》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主編了《新唐書·藝文志》這部比較成功的史志目錄，編纂了第一部金石學專科目錄《集古錄跋尾》，還撰寫了許多學術價值很高的書序與跋；對校勘者的素質提出了很高要求，信守“慎改”的校勘原則，並首次大量使用了金石文字作為校勘資料，一生所校古籍數量驚人，質量精審；主張以聖人的言論判定真偽，大膽懷疑和考辨經書，批駁偽說亂經現象，並質疑《史記》所載的古史系統；提倡註釋者要“公心通論”，探求《詩》義，闡發《易》理，考究《春秋》大義，舍傳求經，自出己意，重在闡發義理。還有，在金石學上，他另闢蹊徑，用金石證史，收穫頗豐；在家譜學上，編修《歐陽氏譜圖》，確定了編撰義例和原則，以及創制新的譜圖法，影響極為深遠。
眾所周知，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大家，不僅文章成就很高，而且於詩、詞、辭賦都有獨特的成就，吳充稱讚他“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韓愈未能過”。歐陽修生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極大的熱情從事文獻學工作，其中具體涉及到文學方面的就有很多，如他收藏了許多當代著名學者的詩文集，並親自作序加以介紹和宣傳；一生勤勉於韓愈文集的校勘整理，還撰寫了大量的題跋文；著有《詩本義》，據文求義，以情論詩，立足於文學進行闡發；以及收藏金石銘刻，並對有些碑文如《隋太平寺碑》從文學批評角度發表議論等，①這些不僅直接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充裕的資料，而且還深刻影響著他的文學創作思想和方法。⑦以下著重從兩個方面進一步進行闡述：
其一，“文”、“道”並重的創作理念
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是11世紀40年代政治革新運動在文化領域裡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側翼。為了“求國家之治”，實現復興儒學的目的，歐陽修積極領導了當時的古文運動。如他受到韓愈的影響，提出了“文與道俱”、“道勝則文至”的觀點。他說：“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踟在《答吳充秀才書》中他又說：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云揚雄、仲淹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認為“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指出孔子作六經費時少而求道卻費時多，孟子、苟子也以求道為先務，而揚雄、王通由於“道未足而強言”，結果只能是模擬古人。
歐陽修認為，一個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思想道德品質，也就是文如其人，如他在《仲氏文集·序》中說：“餘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其它如評價晏殊“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讚譽石曼卿“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歐陽修還認為，只有高尚的道德修養，才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而要“道勝”，就必須以六經為師，他在《答祖擇之書》中說：“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在《與樂秀才第一書》中也說：
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言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灌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日“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指出古今學者由於人格修養的不同，以致文學成就有高低之別。他在《贈無為軍李道士》中還說：“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這些都特別強調了要學作文必先學做人，也就是加強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歐陽修在重視“道勝”的同時，又提出了“事信”，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說：
某聞《傳》日：“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書》、《易》、《春秋》，皆善栽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
歐陽修在引用孔子“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語錄加以發揮，併發出感慨說：“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而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而要做到“事信”，一方面就須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卯。；而另一方面，就要關心百事，他在《答吳充秀才書》說：
夫學者來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日：“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日：“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指出如果只是“職於文”而“棄百事不關於心”，就不能求道的最高境界。
不過，雖然歐陽修說過“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但他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館；認為文采還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
歐陽修既是儒學復興的重要人物，又是疑古辨偽思潮的代表，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這三者在他身上實現了完美而和諧的統一。
其二，豐富多彩的創作特點
歐陽修文獻學中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他的文學研究和創作有深刻影響。他所著《歸田錄》，是一部筆記體小品文集，記述了當時社會、政治、人物等許多掌故和軼聞，其中大多是他自己見聞和親身經歷的事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而許多內容被後人引用。他說：“《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此外，他所著《詩話》，點評歷代詩歌得失，對不可解處，也主張存疑待問。如：
李白《戲杜甫》雲：“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轂嘗日：“尖簷帽子卑凡廝，短糊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佑間已聞此句，時雲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又如，王建《霓裳詞》中有“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旬，歐陽修認為，“《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自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者爾。”
其實，歐陽修的文獻學思想，如力主創新、不立異論、簡易明白和切於人事等，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也很大。
歐陽修主持並領導了北宋詩新，創作了大量堪稱典範的優秀文學作品。他的詩歌表現個人生活，反映社會現實，“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跡耳”。他的詞寫得真情實感，清人馮煦在《宋六十家詞選例言》中稱讚他“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遊”。他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創造性，無論敘事、寫景、議論、抒情，都平易流暢，委婉紆徐，被後人譽為“六一風神”。其它如所著《詩話》，是第一部專門說詩而又以詩話標題的詩話，清永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六一詩話》提要稱“詩話莫盛於宋，其傳於世者，以修此編為最古。……諸家詩話之體例，亦創於是編”，開宋代詩話的先例，而所著《歸田錄》則開宋人筆記小品之先河。
歐陽修為文主創新，卻反對尚奇好怪，認為“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因而既不贊成唐代元結和樊宗師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矯當時“以詭異相高”的所謂“太學體”。他認為“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慾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又說“餘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不勝其弊矣”。不過，歐陽修即使對他不喜歡的創作方法，也能持平之論，態度要合理些。如對西昆體，他有不少好評，甚至稱讚楊億“真一代之文豪也”；又如對駢體文，他的持論也較公允，如說“時文雖日浮巧，其為功亦不易也” “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
歐陽修把“簡直明白”作為評判詩義的一條重要原則，在文學創作上也是如此。他主張寫詩、作文都應當“簡而有法”和“平易自然”，如在《送焦千之秀才》中說：“讀書趨簡要，言說去雜冗”，認為“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唯《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文簡而意深”。他看重文筆簡練，淘汰瑣事冗旬，主張“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還曾建議王安石“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他對自己得意門生徐無黨說：“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他自己的文章寫得平易自然，影響了宋朝一代的文風，正如朱熹所說：“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
歐陽修注重情理，散文創作富有情感性。歐陽修評價梅堯臣詩說：“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所著《詩話》評價韓愈：“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詩作特點。歐陽修還強調作詩要合情人理。《詩話》雲：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雲：“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此外，歐陽修為文作詩好發議論。詩中一些古體長篇，好發議論，好鋪排敘事，散文化的傾向非常嚴重，如《吳學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像一篇彆扭的古文；他還以議論為詩，《金雞五言十四韻》的前半以敘述為主，後半則全為議論，“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群世所驚，甚美眾之害。稻粱雖雲厚，樊縶豈為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鎩。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誡”。
可見，歐陽修的文獻學和他的文學創作理念和方法是一脈相通的，兩者之間既互為影響，又良性互動發展的，都體現了歐陽修的學術思想。
三
歐陽修學通古今，知識淵博，治學廣泛，勇於創新，在許多學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除文獻學以外，還在文學、史學、經學等領域有很高造詣。其實，歐陽修文獻學和他的文學、史學、經學是渾然一體、難分彼此的，都是歐陽修學術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它們之間的關係也是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如果一定要從當今學科區分的角度來評述的話，僅就歐陽修的文獻學與文學創作而言，可以這麼說，歐陽修的文獻學是他的文學創作的基礎，即歐陽修從事文獻的收藏、整理和研究的成果，直接成為他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珍貴資料，而他的文獻學的旨趣、原則、思想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啟發和示範作用；反之，歐陽修在文學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又為他從事文獻收藏、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學術保障，是他取得文獻學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只有考察歐陽修文獻學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才能更好地評價歐陽修的文獻學成就。
論文摘要：歐陽修作為北宋著名的文獻學家，他在文獻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顯著特色，對他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主要體現在：一是“文”、“道”井重的創作理念；二是豐富多彩的創作特點。可見，歐陽修的文獻學是他文學創作的基礎。
一
歐陽修1007—1072在中國文獻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正如曾貽芬、崔文印所評價，他“不但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文獻學家”¨。我們也認為，歐陽修在文獻學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他收藏觀點精闢，私家藏書富有特色，尤其是開啟了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風氣，意義重大；預修了國家藏書目錄《崇文總目》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主編了《新唐書·藝文志》這部比較成功的史志目錄，編纂了第一部金石學專科目錄《集古錄跋尾》，還撰寫了許多學術價值很高的書序與跋；對校勘者的素質提出了很高要求，信守“慎改”的校勘原則，並首次大量使用了金石文字作為校勘資料，一生所校古籍數量驚人，質量精審；主張以聖人的言論判定真偽，大膽懷疑和考辨經書，批駁偽說亂經現象，並質疑《史記》所載的古史系統；提倡註釋者要“公心通論”，探求《詩》義，闡發《易》理，考究《春秋》大義，舍傳求經，自出己意，重在闡發義理。還有，在金石學上，他另闢蹊徑，用金石證史，收穫頗豐；在家譜學上，編修《歐陽氏譜圖》，確定了編撰義例和原則，以及創制新的譜圖法，影響極為深遠。
眾所周知，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大家，不僅文章成就很高，而且於詩、詞、辭賦都有獨特的成就，吳充稱讚他“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韓愈未能過”。歐陽修生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極大的熱情從事文獻學工作，其中具體涉及到文學方面的就有很多，如他收藏了許多當代著名學者的詩文集，並親自作序加以介紹和宣傳；一生勤勉於韓愈文集的校勘整理，還撰寫了大量的題跋文；著有《詩本義》，據文求義，以情論詩，立足於文學進行闡發；以及收藏金石銘刻，並對有些碑文如《隋太平寺碑》從文學批評角度發表議論等，①這些不僅直接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充裕的資料，而且還深刻影響著他的文學創作思想和方法。⑦以下著重從兩個方面進一步進行闡述：
其一，“文”、“道”並重的創作理念
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是11世紀40年代政治革新運動在文化領域裡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側翼。為了“求國家之治”，實現復興儒學的目的，歐陽修積極領導了當時的古文運動。如他受到韓愈的影響，提出了“文與道俱”、“道勝則文至”的觀點。他說：“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踟在《答吳充秀才書》中他又說：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云揚雄、仲淹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認為“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指出孔子作六經費時少而求道卻費時多，孟子、苟子也以求道為先務，而揚雄、王通由於“道未足而強言”，結果只能是模擬古人。
歐陽修認為，一個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思想道德品質，也就是文如其人，如他在《仲氏文集·序》中說：“餘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其它如評價晏殊“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讚譽石曼卿“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歐陽修還認為，只有高尚的道德修養，才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而要“道勝”，就必須以六經為師，他在《答祖擇之書》中說：“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在《與樂秀才第一書》中也說：
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言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灌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日“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指出古今學者由於人格修養的不同，以致文學成就有高低之別。他在《贈無為軍李道士》中還說：“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這些都特別強調了要學作文必先學做人，也就是加強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歐陽修在重視“道勝”的同時，又提出了“事信”，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說：
某聞《傳》日：“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書》、《易》、《春秋》，皆善栽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
歐陽修在引用孔子“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語錄加以發揮，併發出感慨說：“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而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而要做到“事信”，一方面就須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卯。；而另一方面，就要關心百事，他在《答吳充秀才書》說：
夫學者來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日：“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日：“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指出如果只是“職於文”而“棄百事不關於心”，就不能求道的最高境界。
不過，雖然歐陽修說過“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但他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館；認為文采還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
歐陽修既是儒學復興的重要人物，又是疑古辨偽思潮的代表，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這三者在他身上實現了完美而和諧的統一。
其二，豐富多彩的創作特點
歐陽修文獻學中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他的文學研究和創作有深刻影響。他所著《歸田錄》，是一部筆記體小品文集，記述了當時社會、政治、人物等許多掌故和軼聞，其中大多是他自己見聞和親身經歷的事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而許多內容被後人引用。他說：“《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此外，他所著《詩話》，點評歷代詩歌得失，對不可解處，也主張存疑待問。如：
李白《戲杜甫》雲：“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轂嘗日：“尖簷帽子卑凡廝，短糊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佑間已聞此句，時雲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又如，王建《霓裳詞》中有“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旬，歐陽修認為，“《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自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者爾。”
其實，歐陽修的文獻學思想，如力主創新、不立異論、簡易明白和切於人事等，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也很大。
歐陽修主持並領導了北宋詩新，創作了大量堪稱典範的優秀文學作品。他的詩歌表現個人生活，反映社會現實，“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跡耳”。他的詞寫得真情實感，清人馮煦在《宋六十家詞選例言》中稱讚他“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遊”。他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創造性，無論敘事、寫景、議論、抒情，都平易流暢，委婉紆徐，被後人譽為“六一風神”。其它如所著《詩話》，是第一部專門說詩而又以詩話標題的詩話，清永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六一詩話》提要稱“詩話莫盛於宋，其傳於世者，以修此編為最古。……諸家詩話之體例，亦創於是編”，開宋代詩話的先例，而所著《歸田錄》則開宋人筆記小品之先河。
歐陽修為文主創新，卻反對尚奇好怪，認為“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因而既不贊成唐代元結和樊宗師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矯當時“以詭異相高”的所謂“太學體”。他認為“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慾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又說“餘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不勝其弊矣”。不過，歐陽修即使對他不喜歡的創作方法，也能持平之論，態度要合理些。如對西昆體，他有不少好評，甚至稱讚楊億“真一代之文豪也”；又如對駢體文，他的持論也較公允，如說“時文雖日浮巧，其為功亦不易也” “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
歐陽修把“簡直明白”作為評判詩義的一條重要原則，在文學創作上也是如此。他主張寫詩、作文都應當“簡而有法”和“平易自然”，如在《送焦千之秀才》中說：“讀書趨簡要，言說去雜冗”，認為“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唯《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文簡而意深”。他看重文筆簡練，淘汰瑣事冗旬，主張“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還曾建議王安石“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他對自己得意門生徐無黨說：“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他自己的文章寫得平易自然，影響了宋朝一代的文風，正如朱熹所說：“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
歐陽修注重情理，散文創作富有情感性。歐陽修評價梅堯臣詩說：“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所著《詩話》評價韓愈：“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詩作特點。歐陽修還強調作詩要合情人理。《詩話》雲：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雲：“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此外，歐陽修為文作詩好發議論。詩中一些古體長篇，好發議論，好鋪排敘事，散文化的傾向非常嚴重，如《吳學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像一篇彆扭的古文；他還以議論為詩，《金雞五言十四韻》的前半以敘述為主，後半則全為議論，“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群世所驚，甚美眾之害。稻粱雖雲厚，樊縶豈為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鎩。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誡”。
可見，歐陽修的文獻學和他的文學創作理念和方法是一脈相通的，兩者之間既互為影響，又良性互動發展的，都體現了歐陽修的學術思想。
三
歐陽修學通古今，知識淵博，治學廣泛，勇於創新，在許多學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除文獻學以外，還在文學、史學、經學等領域有很高造詣。其實，歐陽修文獻學和他的文學、史學、經學是渾然一體、難分彼此的，都是歐陽修學術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它們之間的關係也是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如果一定要從當今學科區分的角度來評述的話，僅就歐陽修的文獻學與文學創作而言，可以這麼說，歐陽修的文獻學是他的文學創作的基礎，即歐陽修從事文獻的收藏、整理和研究的成果，直接成為他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珍貴資料，而他的文獻學的旨趣、原則、思想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啟發和示範作用；反之，歐陽修在文學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又為他從事文獻收藏、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學術保障，是他取得文獻學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只有考察歐陽修文獻學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才能更好地評價歐陽修的文獻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