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元遺民詩歌創作特徵論
論文關鍵詞:元代 遺民詩歌 特徵
論文摘要:元遺民詩歌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元遺民詩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內涵、激越悽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風格特徵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它不僅展現了遺民詩歌傳統的道德及政治特徵，而且結合現實呈現出豐富多樣的時代特徵以及處變求新的藝術風格特徵，在詩風由元及明清轉移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文學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發展並不同步，文學的興衰，也常常與政治情形的好壞相悖。元末國運衰微，社會動盪，但對文學來說不但沒有出現荒蕪，相反卻展現出末世的文化盛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多難的時代帶給詩人更多真切的生命個體體驗，更多對現實清醒、深切的認識。元遺民詩歌正是經歷國變這個特殊時代的產物，詩人們以自己獨特的感受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複雜而廣闊的社會生活，士人豐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處變世而求變化的獨特藝術追求。他們的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由於同處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會背景，他們的作品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共同的主題特徵，如憫時傷世，感慨瘡咦;處山臨泉，寄情娛性;故國之思，君臣之義。此外還有很多表達深篤友情的題贈唱和，表達志向高潔的寫景詠物。又由於元代社會文化背景相對開放、自由，詩人的主體個性意識比較強，因此具體展現在詩人筆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1憫時傷時，感慨瘡痛
元朝末季，世風頹敗，戰爭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艱。易代的殘破景象在詩人筆下多有描繪，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傷亭戶》、《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婦》等詩篇展示了苦難人民的悲劇生活。《傷亭戶》描寫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見，鹽戶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難以為生，被迫走上絕路。《痛哭行》揭露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冀州道中》寫“……程程望煙火，道旁少人居。小米無得買，濁醒無得沽……”。楊維禎古樂府詩《鹽商行》、《江南謠》、《貧婦謠》等篇章同樣都反映了民間疾苦，表達詩人的憫時傷世之情。元遺民通過大量的詠懷、詠史詩感嘆時危事艱，抒發了遺民詩人濃重的淒涼、愁苦、無所依傍歸依的感傷。如戴良《詠懷二首》其一“……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鄰室無一貴。所見但空巷，垣牆亦盡頹。”所寫之處滿目瘡痰，殘垣斷牆，一片荒涼。其《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訴說著詩人內心萬般愁苦:“事違人已衰，別多心更苦。朝來數鬢絲，近復添幾縷。”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無十日程，歸計苦難成。為客憂飢餒，頻年仗友生。剛腸隨世屈，白髮向人明。爭似湖居好，扁舟載月行。”《歲暮感懷四首》其三:“已被虛名誤，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幾家全。往事溪雲外，餘齡逝水前。艱難有如此，何日賦歸田。”詩句裡見出時事多艱而又無奈的心情。其《寄鶴年》:“橫門之下可樓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海已編高士傳，西方仍誦美人詩。衰年避地方蓬轉，故國傷心忽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字裡行間流露出濃重的故國黍離之悲，同樣主題的作品還有丁鶴年《暮春感懷二首》:“杜宇聲聲喚客愁，故國何處此登樓。落花飛絮成春夢，剩水殘山異昔遊。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跡彩雲收。東皇去後韶華盡，老圃寒香別有秋。”《兵後還武昌二首》其二:“亂後還家兩鬢蒼，物情人事總堪傷。西風古爆遊狐兔，落日荒郊臥虎狼。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豈杜陵莊。舊遊回首都成夢，獨數殘更坐夜長。”詩中詩人感慨往日的韶華眼前盡逝，一切煙雲如夢，事已成昨，人情堪傷。再如葉額《至正戊戌九日感懷賦十律見意》雲:“歲月無情天地老，江山不盡古今愁。黃花謾引杯中物，白髮空驚鏡裡秋。”張星《惆悵五首》:“惆悵繁華成逝水，盡歸江海作潮聲。”同樣瀰漫著無盡而悽苦的感傷。
這是遺民文學中的傳統主題，這種情感的產生主要來自於儒家正統忠孝思想的影響。遺民視君王為國家、民族的惟一象徵、士人精神上的自覺歸宿，而體缺乏獨立意識，一旦國破君亡，便產生了無所依傍、無所歸依的絕望，隨後便是悲涼、悽苦情感的抒發，甚或至死的抗爭。這一主題在宋遺民、明遺民詩歌中曾經得到過最強烈、最極端的表現。元遺民詩歌中，它依然以其特有的悲壯而震撼人心。在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家中，有少數民族漢化文人，例如丁鶴年、伯顏等，錢謙益《列朝詩集》中寫道，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戴良序其詩以為一篇一句皆寓憂君愛國之心，讀之不知涕泅之橫流也。”如《自嘆五首》之二寫道:‘一夜西風到海濱，樓船東出海揚塵。坐慚黃歇三千客，死慕田橫五百人。紀歲自應書甲子，朝元誰共守庚申，悲歌撫罷龍泉劍，獨立蒼茫望北辰。”詩中表現了對戰國春申君三千門客以及秦末田橫五百義士的仰慕，對庚申君元順帝寄予厚望，紀年仍然用甲子，表現了對新政權的不合作態度。元亡後，他還寫有題惠宗手跡的詩:“神龍歸臥北溟波，愁絕陰山救勒歌，惟有遺珠光奪目，萬年留得照山河。”表達其深切的元遺情懷，其《奉寄九靈先生二首》其一:“挾海懷山渴紫窟，擬將忠孝報君親。忽從華表聞遼鶴，卻抱遺經泣魯麟。喪亂行藏心似鐵，磋蹌勃業鬢如銀。萬言椽筆今無用，閒向林泉紀逸民。”丁鶴年以孝子著名，他家世受“國恩”，再加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在詩中表示“擬將忠孝報君恩”。伯顏曾拒絕明王朝的徵召，作歌七章，飲藥殉元，以死見忠。其《七哀詩七首》其一:“有客有客何囊囊，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茅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裡，羽翩鍛盡孤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遴，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其鳴可謂悽婉。北方少數民族文人對元王朝表示忠誠，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但讓人不解的是，有些長期生活在種族特權、民族陰影之下的南方漢族儒士比如戴良、王逢等人，也竭力盡忠元室。這些儒士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較深，像戴良在人品、立身選擇和政治態度上受精忠大節的楷模餘網的影響極大，他始終堅持忠於元王朝的立場，至死方休。王逢一生不仕，不應有食祿踐土的心理負擔，但忠元之心也尤為典型。從客觀上看，元王朝沿襲南宋尊崇程朱理學，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民族矛盾，其正統的統治地位逐漸得到了士人的認同，這也是在易代之際出現這些忠於元朝的漢儒文人的一個社會原因。戴良元末避地吳中，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還，變姓埋名隱於四明山間，洪武十五年被召至京師，欲官之，他以老病固辭，憐旨待罪，次年自裁於寓舍。他在《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中寫道”:“功名久已成漸盡，節操由來與世存。久說首陽薇可採，為歌遺事卻消魂”。不惜以死明志，可見其遺民情結極深。王在元朝滅亡之後，寫了一些喪亂詩，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說其“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皇孫之見俘，故國之思，可謂至於此極矣。”還把王逢比作宋遺民謝翱，“嗚呼，皋羽之於宋也，原志之於元也，其為遺民一也。”元亡以後，他的忠元情緒更為強烈，“中原板蕩誰回首，只有春隨北雁還。”寄希望於逃往塞北的元殘存勢力早日南下復國。王逢《無家燕》詩是為淮楚陷沒諸藩王避難浮海而作。還有王翰“避書再至，嘆曰:女豈可更適人哉。”“且賦詩見志雲:‘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祀絕宗良可恥。今年避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卻了君親恩。”’遂自引決。像這樣忠於故元而不改名節的還有楊維禎，他平素行為不受拘束，但元亡以後還是拒絕了朱元璋的徵召，理由是“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堅決維護了自己的名節。由此可以看出君臣之義由儒家正統思想的深人人心而成為易代之際固有的主題。
1.3處山臨泉，寄情娛性
元代儒士社會地位低下，仕途險惡，使得一大批士人不願出仕，餘網曾說:“……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然而，這種情況對文學、文化的發展倒比較有利，“夫士惟不得用於也，則多效力文學之間，以為不朽”。事實上，確實有一大批文人雅士看破世情而選擇了歸隱林泉，忘卻世事以全自身，追求內心的安寧。如王冕、徐舫、何景福的作品表現出極其明顯的避世自適特徵，題材多是山水景物，意象超然物外，心境不踐凡俗。如楊維禎、倪攢等人以詩酒相娛，歌舞相伴，才情相激，在自由而自適的環境中，發展著獨特的文學觀念，創作著富有個性的文學作品。作為傳統儒士，他們內心不會對滿目瘡演的現實無動於衷，但“無官落得一身閒”，自認為不再有所謂的責任和義務，可以心安理得地從文娛興。楊維禎繼承浙東詩派的學術傳統，主張“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李仲虞詩序》。他排斥律詩，認為“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為了更自由地抒寫詩人的性情，他選擇了束縛性較少的古樂府這種形式，並有所創新地運用來表達他對現實生活豐富、瑰奇、獨特的感受和認識，通過詩歌來表達對傳統觀念的反叛，對“自我”意識的強烈抒發，這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如《箕山操》、《大人詞》。他的詩還廣泛描寫了城市享樂生活，因而帶有濃郁的世俗情調，如《將進酒》、《城西美人歌》、《吸城東宴》等等，使富有市井氣息的新的文學形式出現在古樂府這種傳統藝術形式之中，充分展示了藝術創新的活力與魅力。他的《續倉集二十詠》所具有的大膽、直露、活潑、熱烈，表現出受元代盛行的雜劇曲辭影響的通俗化特徵。
此外，元遺民詩中還有大量表現遺民詩人的交遊、唱和、詩畫生活等詩篇，如“掇芳芹而薦潔，瀉山瓢而樂志”《吸清祕閣集·題畫贈九成》，其中可以見出詩人的生活情感和精神追求、遺民之間的友情。還有寓物寄情的詠物詩篇，如王冕的詠物詩，表達詩人不隨俗沉浮、清雅高潔的傲世情懷，《勁草行》以“疾風知勁草”作比，歌頌堅貞之士不屈的志節。
2多種多樣的詩歌藝術形式和風格特徵
2.1從承繼關係上看，元遺民詩歌接緒元詩特點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元遺民詩歌承繼元詩特點，“盡洗陳腐習氣，衝恬者師右垂，濃麗者媲義山，用晦奇峭者近長吉、飛卿”徐嫩《元人十種詩序》見《元人十種詩》，明刊本。風格呈現多樣，或悲壯清激，跌宕豪邁:或淡雅清新，超塵無俗;或淡雅明麗，樸直豪放。其藝術形式多體兼備，尤其古體詩和樂府歌行成就比較突出，楊維禎的古樂府詩更是獨具藝術特色，很有影響，被稱為“鐵崖體”。張雨在《鐵崖先生古樂府序》中說:“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詣，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人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四庫全書總目·鐵崖古樂府條》中說:“元之季年，多效溫庭箔體，柔媚旖旎，全類小詞。維禎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要抵於青蓮、昌谷，縱橫排慕，自閣盯畦，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映照一時，而彈射者亦四起。”
2.2從語言表現特點上來看，更通俗化了
楊維禎的詩借古樂府的形式以反映現實生活，必然要帶有時代特徵，胡應麟在評廉夫《香倉八詠》說:“皆精工刻骨，古今綺辭之極。然是曲子語約束入詩耳。句稍參差，便落王實甫、關漢卿。”這裡點出了他的詩歌融合俗曲的時代特徵，於此也可見出正統文學體載詩歌在元代受通俗文學的影響而產生的拓展與新變，它更加“散曲化”了，這也正是元末詩歌具有自己魅力之處。
3元遺民詩歌在中國詩歌擅變中的作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易代有易代之文學。易代文學消解著一代之文學，同時又在建構新的形態而影響或規約著新的一代之文學。政治結構發生改變，文化思想並不隨著政治以及經濟基礎的消亡而消失，而是傳統文學結合新的歷史環境下出現的新的文化特質產生出新的文學發展趨向和形態，形成新的一代之文學，從而構成文學、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易代之際，士風在變，詩風也在變。遺民詩歌不僅以詩紀事，以詩存史，而且以其自身風格內蘊的變化，改變或影響著詩歌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文體的發展變化，由此構成易代之際的學術文化的發展。《元詩選》寫道:“元詩之興，始自遺山。中統、至元以後，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則鬆雪為之倡。延佑、天曆間，文章鼎盛，希蹤大家，則虞、楊、範、揭之為最。至正改元，人才輩出，標新立異，則廉夫為之雄。而元詩之變極矣。”這裡肯定了元末詩人在易代之際承繼有元一代詩風使之由正經變得到富有生命力發展的實績，尤其楊維禎的“詩出情性”理論，詩歌中不受倫理束縛，張揚個性，突現自我的時代精神，不僅承繼了浙東南文學傳統，引領吳地詩歌創作呈現繁盛，而且也影響了明初詩歌的發展。沈德潛《明詩別裁序》說:“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轆並輪，然猶元季之餘風，未及隆時之正軌。”只是由於朱元璋封建文化專制統治，使元明之際曾經繁盛起來的文學創作所發展起來的符合辛上會進步的人文思想受到了抑制，直到明中期以後才得以接緒和發展，並一直影響到明代前後七子以及清代性靈派詩創作理論和風格。
論文摘要:元遺民詩歌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元遺民詩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內涵、激越悽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風格特徵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它不僅展現了遺民詩歌傳統的道德及政治特徵，而且結合現實呈現出豐富多樣的時代特徵以及處變求新的藝術風格特徵，在詩風由元及明清轉移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文學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發展並不同步，文學的興衰，也常常與政治情形的好壞相悖。元末國運衰微，社會動盪，但對文學來說不但沒有出現荒蕪，相反卻展現出末世的文化盛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多難的時代帶給詩人更多真切的生命個體體驗，更多對現實清醒、深切的認識。元遺民詩歌正是經歷國變這個特殊時代的產物，詩人們以自己獨特的感受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複雜而廣闊的社會生活，士人豐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處變世而求變化的獨特藝術追求。他們的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由於同處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會背景，他們的作品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共同的主題特徵，如憫時傷世，感慨瘡咦;處山臨泉，寄情娛性;故國之思，君臣之義。此外還有很多表達深篤友情的題贈唱和，表達志向高潔的寫景詠物。又由於元代社會文化背景相對開放、自由，詩人的主體個性意識比較強，因此具體展現在詩人筆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1憫時傷時，感慨瘡痛
元朝末季，世風頹敗，戰爭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艱。易代的殘破景象在詩人筆下多有描繪，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傷亭戶》、《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婦》等詩篇展示了苦難人民的悲劇生活。《傷亭戶》描寫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見，鹽戶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難以為生，被迫走上絕路。《痛哭行》揭露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冀州道中》寫“……程程望煙火，道旁少人居。小米無得買，濁醒無得沽……”。楊維禎古樂府詩《鹽商行》、《江南謠》、《貧婦謠》等篇章同樣都反映了民間疾苦，表達詩人的憫時傷世之情。元遺民通過大量的詠懷、詠史詩感嘆時危事艱，抒發了遺民詩人濃重的淒涼、愁苦、無所依傍歸依的感傷。如戴良《詠懷二首》其一“……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鄰室無一貴。所見但空巷，垣牆亦盡頹。”所寫之處滿目瘡痰，殘垣斷牆，一片荒涼。其《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訴說著詩人內心萬般愁苦:“事違人已衰，別多心更苦。朝來數鬢絲，近復添幾縷。”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無十日程，歸計苦難成。為客憂飢餒，頻年仗友生。剛腸隨世屈，白髮向人明。爭似湖居好，扁舟載月行。”《歲暮感懷四首》其三:“已被虛名誤，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幾家全。往事溪雲外，餘齡逝水前。艱難有如此，何日賦歸田。”詩句裡見出時事多艱而又無奈的心情。其《寄鶴年》:“橫門之下可樓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海已編高士傳，西方仍誦美人詩。衰年避地方蓬轉，故國傷心忽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字裡行間流露出濃重的故國黍離之悲，同樣主題的作品還有丁鶴年《暮春感懷二首》:“杜宇聲聲喚客愁，故國何處此登樓。落花飛絮成春夢，剩水殘山異昔遊。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跡彩雲收。東皇去後韶華盡，老圃寒香別有秋。”《兵後還武昌二首》其二:“亂後還家兩鬢蒼，物情人事總堪傷。西風古爆遊狐兔，落日荒郊臥虎狼。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豈杜陵莊。舊遊回首都成夢，獨數殘更坐夜長。”詩中詩人感慨往日的韶華眼前盡逝，一切煙雲如夢，事已成昨，人情堪傷。再如葉額《至正戊戌九日感懷賦十律見意》雲:“歲月無情天地老，江山不盡古今愁。黃花謾引杯中物，白髮空驚鏡裡秋。”張星《惆悵五首》:“惆悵繁華成逝水，盡歸江海作潮聲。”同樣瀰漫著無盡而悽苦的感傷。
這是遺民文學中的傳統主題，這種情感的產生主要來自於儒家正統忠孝思想的影響。遺民視君王為國家、民族的惟一象徵、士人精神上的自覺歸宿，而體缺乏獨立意識，一旦國破君亡，便產生了無所依傍、無所歸依的絕望，隨後便是悲涼、悽苦情感的抒發，甚或至死的抗爭。這一主題在宋遺民、明遺民詩歌中曾經得到過最強烈、最極端的表現。元遺民詩歌中，它依然以其特有的悲壯而震撼人心。在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家中，有少數民族漢化文人，例如丁鶴年、伯顏等，錢謙益《列朝詩集》中寫道，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戴良序其詩以為一篇一句皆寓憂君愛國之心，讀之不知涕泅之橫流也。”如《自嘆五首》之二寫道:‘一夜西風到海濱，樓船東出海揚塵。坐慚黃歇三千客，死慕田橫五百人。紀歲自應書甲子，朝元誰共守庚申，悲歌撫罷龍泉劍，獨立蒼茫望北辰。”詩中表現了對戰國春申君三千門客以及秦末田橫五百義士的仰慕，對庚申君元順帝寄予厚望，紀年仍然用甲子，表現了對新政權的不合作態度。元亡後，他還寫有題惠宗手跡的詩:“神龍歸臥北溟波，愁絕陰山救勒歌，惟有遺珠光奪目，萬年留得照山河。”表達其深切的元遺情懷，其《奉寄九靈先生二首》其一:“挾海懷山渴紫窟，擬將忠孝報君親。忽從華表聞遼鶴，卻抱遺經泣魯麟。喪亂行藏心似鐵，磋蹌勃業鬢如銀。萬言椽筆今無用，閒向林泉紀逸民。”丁鶴年以孝子著名，他家世受“國恩”，再加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在詩中表示“擬將忠孝報君恩”。伯顏曾拒絕明王朝的徵召，作歌七章，飲藥殉元，以死見忠。其《七哀詩七首》其一:“有客有客何囊囊，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茅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裡，羽翩鍛盡孤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遴，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其鳴可謂悽婉。北方少數民族文人對元王朝表示忠誠，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但讓人不解的是，有些長期生活在種族特權、民族陰影之下的南方漢族儒士比如戴良、王逢等人，也竭力盡忠元室。這些儒士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較深，像戴良在人品、立身選擇和政治態度上受精忠大節的楷模餘網的影響極大，他始終堅持忠於元王朝的立場，至死方休。王逢一生不仕，不應有食祿踐土的心理負擔，但忠元之心也尤為典型。從客觀上看，元王朝沿襲南宋尊崇程朱理學，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民族矛盾，其正統的統治地位逐漸得到了士人的認同，這也是在易代之際出現這些忠於元朝的漢儒文人的一個社會原因。戴良元末避地吳中，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還，變姓埋名隱於四明山間，洪武十五年被召至京師，欲官之，他以老病固辭，憐旨待罪，次年自裁於寓舍。他在《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中寫道”:“功名久已成漸盡，節操由來與世存。久說首陽薇可採，為歌遺事卻消魂”。不惜以死明志，可見其遺民情結極深。王在元朝滅亡之後，寫了一些喪亂詩，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說其“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皇孫之見俘，故國之思，可謂至於此極矣。”還把王逢比作宋遺民謝翱，“嗚呼，皋羽之於宋也，原志之於元也，其為遺民一也。”元亡以後，他的忠元情緒更為強烈，“中原板蕩誰回首，只有春隨北雁還。”寄希望於逃往塞北的元殘存勢力早日南下復國。王逢《無家燕》詩是為淮楚陷沒諸藩王避難浮海而作。還有王翰“避書再至，嘆曰:女豈可更適人哉。”“且賦詩見志雲:‘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祀絕宗良可恥。今年避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卻了君親恩。”’遂自引決。像這樣忠於故元而不改名節的還有楊維禎，他平素行為不受拘束，但元亡以後還是拒絕了朱元璋的徵召，理由是“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堅決維護了自己的名節。由此可以看出君臣之義由儒家正統思想的深人人心而成為易代之際固有的主題。
1.3處山臨泉，寄情娛性
元代儒士社會地位低下，仕途險惡，使得一大批士人不願出仕，餘網曾說:“……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然而，這種情況對文學、文化的發展倒比較有利，“夫士惟不得用於也，則多效力文學之間，以為不朽”。事實上，確實有一大批文人雅士看破世情而選擇了歸隱林泉，忘卻世事以全自身，追求內心的安寧。如王冕、徐舫、何景福的作品表現出極其明顯的避世自適特徵，題材多是山水景物，意象超然物外，心境不踐凡俗。如楊維禎、倪攢等人以詩酒相娛，歌舞相伴，才情相激，在自由而自適的環境中，發展著獨特的文學觀念，創作著富有個性的文學作品。作為傳統儒士，他們內心不會對滿目瘡演的現實無動於衷，但“無官落得一身閒”，自認為不再有所謂的責任和義務，可以心安理得地從文娛興。楊維禎繼承浙東詩派的學術傳統，主張“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李仲虞詩序》。他排斥律詩，認為“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為了更自由地抒寫詩人的性情，他選擇了束縛性較少的古樂府這種形式，並有所創新地運用來表達他對現實生活豐富、瑰奇、獨特的感受和認識，通過詩歌來表達對傳統觀念的反叛，對“自我”意識的強烈抒發，這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如《箕山操》、《大人詞》。他的詩還廣泛描寫了城市享樂生活，因而帶有濃郁的世俗情調，如《將進酒》、《城西美人歌》、《吸城東宴》等等，使富有市井氣息的新的文學形式出現在古樂府這種傳統藝術形式之中，充分展示了藝術創新的活力與魅力。他的《續倉集二十詠》所具有的大膽、直露、活潑、熱烈，表現出受元代盛行的雜劇曲辭影響的通俗化特徵。
此外，元遺民詩中還有大量表現遺民詩人的交遊、唱和、詩畫生活等詩篇，如“掇芳芹而薦潔，瀉山瓢而樂志”《吸清祕閣集·題畫贈九成》，其中可以見出詩人的生活情感和精神追求、遺民之間的友情。還有寓物寄情的詠物詩篇，如王冕的詠物詩，表達詩人不隨俗沉浮、清雅高潔的傲世情懷，《勁草行》以“疾風知勁草”作比，歌頌堅貞之士不屈的志節。
2多種多樣的詩歌藝術形式和風格特徵
2.1從承繼關係上看，元遺民詩歌接緒元詩特點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元遺民詩歌承繼元詩特點，“盡洗陳腐習氣，衝恬者師右垂，濃麗者媲義山，用晦奇峭者近長吉、飛卿”徐嫩《元人十種詩序》見《元人十種詩》，明刊本。風格呈現多樣，或悲壯清激，跌宕豪邁:或淡雅清新，超塵無俗;或淡雅明麗，樸直豪放。其藝術形式多體兼備，尤其古體詩和樂府歌行成就比較突出，楊維禎的古樂府詩更是獨具藝術特色，很有影響，被稱為“鐵崖體”。張雨在《鐵崖先生古樂府序》中說:“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詣，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人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四庫全書總目·鐵崖古樂府條》中說:“元之季年，多效溫庭箔體，柔媚旖旎，全類小詞。維禎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要抵於青蓮、昌谷，縱橫排慕，自閣盯畦，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映照一時，而彈射者亦四起。”
2.2從語言表現特點上來看，更通俗化了
楊維禎的詩借古樂府的形式以反映現實生活，必然要帶有時代特徵，胡應麟在評廉夫《香倉八詠》說:“皆精工刻骨，古今綺辭之極。然是曲子語約束入詩耳。句稍參差，便落王實甫、關漢卿。”這裡點出了他的詩歌融合俗曲的時代特徵，於此也可見出正統文學體載詩歌在元代受通俗文學的影響而產生的拓展與新變，它更加“散曲化”了，這也正是元末詩歌具有自己魅力之處。
3元遺民詩歌在中國詩歌擅變中的作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易代有易代之文學。易代文學消解著一代之文學，同時又在建構新的形態而影響或規約著新的一代之文學。政治結構發生改變，文化思想並不隨著政治以及經濟基礎的消亡而消失，而是傳統文學結合新的歷史環境下出現的新的文化特質產生出新的文學發展趨向和形態，形成新的一代之文學，從而構成文學、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易代之際，士風在變，詩風也在變。遺民詩歌不僅以詩紀事，以詩存史，而且以其自身風格內蘊的變化，改變或影響著詩歌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文體的發展變化，由此構成易代之際的學術文化的發展。《元詩選》寫道:“元詩之興，始自遺山。中統、至元以後，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則鬆雪為之倡。延佑、天曆間，文章鼎盛，希蹤大家，則虞、楊、範、揭之為最。至正改元，人才輩出，標新立異，則廉夫為之雄。而元詩之變極矣。”這裡肯定了元末詩人在易代之際承繼有元一代詩風使之由正經變得到富有生命力發展的實績，尤其楊維禎的“詩出情性”理論，詩歌中不受倫理束縛，張揚個性，突現自我的時代精神，不僅承繼了浙東南文學傳統，引領吳地詩歌創作呈現繁盛，而且也影響了明初詩歌的發展。沈德潛《明詩別裁序》說:“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轆並輪，然猶元季之餘風，未及隆時之正軌。”只是由於朱元璋封建文化專制統治，使元明之際曾經繁盛起來的文學創作所發展起來的符合辛上會進步的人文思想受到了抑制，直到明中期以後才得以接緒和發展，並一直影響到明代前後七子以及清代性靈派詩創作理論和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