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漢魏六朝文論中文學與政治關係論述略論文

　　政治學是專門以政治為研究物件的一門社會科學，研究政治行為的理論和考察權力的獲得與行使。政府、政黨、集團或個人在國家事務方面的活動以及治理國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先秦漢魏六朝文論中文學與政治關係論述略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先秦漢魏六朝文論中文學與政治關係論述略全文如下：

　　摘要：先秦漢魏六朝文論中，大都認為文道與政道通，把文學當作政教工具，上層以文學進行教化，下層以文學干政、“美刺”，視文學為政治的附庸。

　　關鍵詞：先秦漢魏六朝文論 文學 政治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歷來是一個敏感問題，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不僅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還會對現實的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文就來梳理一下先秦漢魏六朝文論中有關文學與政治關係的內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一.文道與政道通

　　古人認為文道與政道通。《荀子?樂論》載：“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採，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認為“文章匿而採”是“亂世之徵”，認為文章是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所以通過文章便可反觀現實政治的治亂。《禮記?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認為樂可通過心的中介與現實政治建立對應關係，考察樂的不同風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亂興衰，這便是儒家的審音知政說。

　　二.文學影響政治

　　古人還認為文學對政治可產生巨大影響並主張用文學來為政治服務。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學當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傳說中就有“獻詩”活動：“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國語?周語上》***。到了後代，這種制度又被描述為“采詩”：“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食貨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漢書?藝文志》***“獻詩”、“采詩”是直接為現行政治服務的。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讀書不僅可以給統治者施政以借鑑，還被他們用來教化子弟，為自己培養接班人。為什麼能用文學來進行教化呢?《荀子?樂論》給出了答案：“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統治者利用樂能感人心的特點“教平民好惡”，“善民心”，通過樂對心靈的陶冶來節制人的感情，規範人的思想行為。在這一點上，樂和禮、刑、政一樣，都是進行教化、維護統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蟲論》：“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勸美懲惡”是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內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蕭統的眼裡，連陶淵明的詩都可以有助於教化：“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蕭統《陶淵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統治階級也需要用文學來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王充《論衡?須頌》：“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文學的宣傳功能對政治的巨大促進作用，政治對文學有極大的依賴性。帝王德業的彰顯，有待於文學之士的“潤色鴻業”。

　　教化主要是從君、從在位者的角度來說的。其實，這種認識也影響臣下甚至普通民眾。臣下或普通民眾也想通過文學來“干政”，來影響政治。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學***主要是詩***對統治者、對上層進行諷刺，進行勸誡。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家父作誦”是為了述說王身邊的小人及王的罪過，以化其心，最終達到“畜萬邦”的政治目的。《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謂“怨”，按照《論語集解》所引孔安國注，認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評不良政治，孔子主張學詩貴在應用，“怨刺上政”即其應用之一。用於干預政治，這也是“事君”的一種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請陳詭詩”***《荀子?賦》***，即主張寫諷刺詩。《毛詩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在這裡，詩在上下之間起著微妙的協調作用，一方面，上層以詩風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詩刺諫上層，上下之間互動得很自然和諧，這當然是一種很理想化的狀態。

　　下層干政還有另一個方面：“美”。“美”即下層為了迎合統治階級，迎合上層而自覺用文學***主要是詩***來歌功頌德，對統治者進行褒美。“……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鄭玄《詩譜序》***。

　　當然，在他們看來，“刺”的重要性遠遠勝過“美”。

　　古人也有認為文學對政治可能產生消極影響，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法、墨兩家。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墨子認為儒家大力提倡音樂，這助長了貴族奢侈享樂的生活。他斥責統治階級欣賞音樂就是“巧奪民衣食之財”，認為音樂“不中聖王之事，不中萬民之利”。

　　《商君書?勒令》“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商鞅反覆申說《詩》《書》之害，禮樂、《詩》《書》被列為六風之首，為富國強兵必須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學派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鼓吹加強王權，獎勵耕戰，因而對儒家經典文獻及學說一一加以排斥。雖然這樣，但出於政治需要還是主張思想文化方面的專政。《商君書?勒令》：“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強調“以言去言”，即主張用以歌頌耕戰政策為內容的文藝去代替儒家的詩書禮樂。

　　作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韓非強烈抨擊“儒以文亂法”，“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韓非子五蠹》***他主張“言行者，以功用為之得轂”***《韓非子?問辯》***其“功用”當然是有利於其思想的推行，有利於其制度的實施，同樣的，他還是主張文藝為現行政治服務。由此可見，無論是墨家還是法家，他們所反對的都只是儒傢俱體的文藝主張，而對於文藝本身並不反對。他們也主張用文藝來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務，也還是政教功用主義文藝觀。

　　執虞《文章流別論》批評漢賦“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 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認為文辭過於誇張、虛美會有害於政教。

　　三.政治影響文學

　　《毛詩序》：“至於王道衰，禮儀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認為“變風”、“變雅”的出現乃是由於社會變化、政治變遷的原因。

　　執虞《文章流別論》：“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論述頌、銘、誄等文體出現的原因，認為那都是隨帝王功業的興起而興起，隨其功業的結束而結束。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較為系統地論述政治社會對文學的影響，得出結論：“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古人還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對文學的直接影響。鄭玄《詩譜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統治階級重視、提倡文藝，其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綜上所述，先秦漢魏六朝文論中有關政治與文學關係論都是以政治為本位視文學為其附庸，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