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百年爭論的實質

　　國學問題百年來一直在討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討論?人們為什麼會這樣關注?當中國在現代化程序中落後了，人們認為是傳統文化作怪;當政治獨立、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人們開始文化反思;當經濟全球化開始、強勢文化藉著現代技術迅速傳播的時候，人們也出現了反思和尋根。百年來的討論說明了什麼呢?

　　這幾年，社會上很流行兒童讀經，其內容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釋、道。一些媒體稱出現了又一輪國學熱。我認為，不能說現在才出現這樣的國學熱，其實一百年間國學就沒有中斷過，雖然時高時低，時涼時熱。為什麼會這樣?從這個現象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啟示?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國學的概念從誕生起就爭論不斷

　　我認為國學的研究物件是中國傳統文化。文化在整個歷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載體，而歷史又是我們認同這個國家的最核心的東西。

　　什麼是國學?雖說百年來不斷在討論，但是並沒有大家都認同的說法，因為這是個新名詞。近百年來，西方文化東漸，產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國本土傳統文化之間的差異。最初用新學和舊學、中學和西學這樣不同的名字來區別。後來又提出國學的名詞，其實也就是中學，也可以說是一種舊學，因為它是國產的。在一段時間內，把中國的文化都加上“國”字，比如說中國的繪畫稱國畫，中國的武術稱國術，中國的戲劇稱國劇，中醫稱國醫。

　　國學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現代的學科分得很細，有文學、歷史、哲學、經濟、法律、考古等等。哲學裡面又分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美學……但國學應該歸哪一學科呢?國學包括了文、史、哲，政、經、法等許多內容，是個綜合的學科。因此按照現代的學科分類，國學很難作為單獨的學科確立它的“名分”。我先簡要回顧一下歷史：

　　國學這個概念剛出來的時候，可以稱之為國學大師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編者注***。他以傳統的小學作為國學的基礎。小學是中國古代的文字、音韻、訓詁的學問，也就是閱讀古籍基本的方法。從這裡入手，再學經、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認為這就是國學。這樣說有沒有道理?當然有道理。中國文化的傳統，如果我們追根求源，都在這裡。這是比較傳統的說法。梁啟超的思想就更開放一些，他認為國學應該是中國曆代學術的思想史。後來錢穆傳承了梁啟超的說法。他講的國學講義錄和章太炎先生講的不一樣：錢穆先生主要講國學思想的轉變。到了胡適先生那裡，國學的範圍就更擴大了，他心目中的國學就是國故學，也就是說一切屬於中國傳統的學問都叫國學。

　　在那個時代，知名學者對國學的理解就是不同的。還有這些知名學者研究的路線、範圍不一樣，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態度、目的也不一樣。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揚傳統文化，把優秀的成分傳承下來。胡適先生研究國學，他自己講得很清楚，從故紙堆裡刨垃圾，把它們掃除掉。

　　我覺得給國學定義很難。比如有人認為國學就是西方的漢學***以漢文字為載體的就是漢學***，但中國自己也有研究所謂“漢學”的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國學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果把中國所有的學問都叫作國學，那範圍就太大了，應該要把國學的研究範圍限制在傳統文化裡。

　　儘管這些傳統文化裡有“道”、“器”、“藝”的分別，但是每一種文化裡面都凝聚著這個民族的、地區的、國家的一些最根本的東西。文化凝聚了這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生活樣式、信仰習俗等。一個民族的價值觀、風俗習慣都通過文化傳達出來。而文化又是歷史的載體。我們有著悠久的歷史，如果我們把這個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認同，我們哪有歷史?所以，文化在整個歷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載體，而歷史又是我們認同這個國家的最核心的東西。鴉片戰爭前，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很有研究。他研究這段歷史得出一個重要的教訓：“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也就是說，後人不知道他自己的歷史，不知道歷史就不認同這個民族、不瞭解這個國家。

　　認同歷史就要認同文化

　　鴉片戰爭使我們開始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使我們反思這種否定。

　　為什麼說認同歷史就要認同文化呢?首先我們看看近代百年，我們是怎樣開始懷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

　　鴉片戰爭前後，以魏源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的時候，看到西方列強船堅炮利，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所以，當時成立各種製造局和工廠拼命製造船、槍炮，以抵禦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這以後形成了所謂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主要是要學習西方船堅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能動，即中體西用。

　　洋務運動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師，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卻戰敗了。1895年嚴復發表了文章，認為只學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還要學習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並批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舉例子說：牛和馬，牛可以負重，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體馬用，馬體牛用。意思是說，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體。

　　這個說法在當時看來非常有道理，可是現在看來這話不一定全面。而且，如果參照我們的鄰國來看，當我們提出中體西用這樣口號的時候，日本也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和魂洋才”，以他們本土文化為載體，來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後來沒有改變這樣的口號，一直延續下來。他們堅持本民族的傳統，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但是中國從這之後開始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去吸收西方的文化。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後來又發生了旨在“改變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變法。但戊戌變法同樣失敗了，這時人們考慮到不僅僅是器物文化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問題，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後更深層次的精神層面的東西，所以才有後來開始的新文化運動。

　　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試圖在整個的精神層面，也就是價值觀、社會觀念這個層面上進行改革，大量引進西方的東西，徹底地批判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傳統，在當時來講，跟中國的傳統政治結合得最緊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運動是要徹底否定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

　　到了“五四”的時候，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整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衝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有很多人去那裡考察，發現歐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別是它那種以物質文明為主體的文化也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當時像梁啟超去了歐洲考察以後，在1920年初就發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後來成了一個小冊子，叫做《歐遊心影錄》。他反思了當年他們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傳統的想法是不是對頭，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間也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自己來反思的東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髮表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也講到了東西的文化其實是各有優缺點，而且是不同型別的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一時期裡其實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行不行?

　　因為這種反思，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就不斷出現了探討國學問題的學會和組織。比如說，1905年就出現了國學儲存會和國學扶輪社;章太炎舉辦了國學講習會，曾經三次舉辦講習會講他對國學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國學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還成立了成都國學院;1920年，在無錫成立了國學專修館，培養了一大批講授國學的導師。除了這些學會和組織，這個時期也出版了許多和國學有關的雜誌，像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南京東南大學的《學衡》雜誌等等。在這次反思中出現的國學熱潮，一直延續到1936年左右。

　　現代化不是全盤西化，中國傳統文化也不能“一統天下”

　　從歷史上看，中國在近代化、現代化的程序中落後了，於是大家就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作怪，把責任推到傳統文化上面去。一個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別人的東西，最終的結果就是成為別人的附庸。

　　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爭論就更激烈了。有一批學者公開舉起了全盤西化的旗，影響很大。他們認為中國要發展，要走向現代化只有徹底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要全盤西化才有可能。

　　這一口號提出的時候是1933年，中山大學的一位教授陳序經，在《中國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國的學術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復古派，主張儲存中國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調和的辦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則是主張第三派，他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中國文化唯有徹底西化才有出路。那時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鳴。他認為西方文化無論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們也沒有西方人那麼講究。在西方文化裡面，可以找到中國的好處;反過來，在中國的文化裡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處。這是非常極端的說法，但是恐怕現在也有不少中國人是這樣的一種看法。

　　公開西化的文化主張出來之後，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宣言》，可以說是針鋒相對。所謂本位文化，也就是國學的問題。這個宣言裡面開頭的第一句話非常驚人。“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就是在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沒有了中國人。”這和全盤的西化一樣，也有些絕對。宣言中說到：“中國要有自我的意識，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閉關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們認為，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的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我想這提得非常切實。

　　中國本位建設的主張提出之後，堅持全盤西化的人就批評說它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版本。當然，這種主張同時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和贊同。尤其是一些學者認為：沒有本位意識的話，是絕對不可以與外來文化接觸的;一個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絕對不可以採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讓他族文明徵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別的東西，最終的結果就是成為別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

　　當時的討論非常深入，而且還提出了這樣的命題：科學化與近代化並不與歐化同義。我們要科學化、近代化，而不必歐化。當時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也反思，提出了這個問題。

　　這個爭論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新中國建立。在上世紀60年代初，港臺的幾位學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他們當時發表了一個宣言，感嘆中國文化“花果飄零”，呼籲要來複興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當代新儒家的思潮。這個思潮一直到現在對港臺還有影響，在內地也有相當的影響，尤其對學界***特別是研究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學者***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當代新儒家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他們的思想觀念裡面還保留著一種儒家一統天下的觀念。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三統並建”，意思就是儒家的道統、政統和學統這三統並建，即把“道”、“政”、“學”都統一到儒家裡面，儒家一統天下。新儒家思想有不少支持者，看起來紅紅火火，但是意義恐怕並不深遠，因為讓所有的思想都統一到儒家裡面是不可能的。後來有人強調儒學應該和政治剝離開來，因為儒家本身是學術流派，到了漢代獨尊儒術之後才和政治結合的。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儒家的思想可以在倫理道德的建設和個人修養方面發揮作用，所以現代人在精神需求方面看到了傳統文化意義的思潮。

　　從歷史上看，中國在近代化、現代化的程序中落後了，於是大家就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作怪，把責任推到傳統文化上面去。很多人就認為中國現在還需要繼續批判傳統、繼續否定傳統，要不然中國就沒有走向現代化的可能和希望。但是另外一個事實卻是：我們反覆進行著徹底的否定傳統的運動。我剛才講到的新文化運動要從我們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等方面來否定傳統，但在生活樣式和風俗習慣上並沒有根本的改變，人們在日常的生活習俗、家庭觀念等還儲存著傳統的概念。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又破除了“舊思想、舊觀念、舊風俗、舊習慣”。文化最後的根子就紮在風俗習慣裡面，融在風俗習慣裡面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如果我們的風俗習慣都改變了，就不會認同這個文化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已經損失了許多。不過傳統文化也很怪，你一定要把他搬到現在來運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徹底斬斷也同樣不可能。雖然我們挖斷的根已經很深，但是裡面有很多的須，還是未曾斬斷。畢竟傳統文化裡面不僅有糟粕，還有很多的精華。

　　中國文化的核心特點是“和而不同”

　　我們現在傳統文化裡面很多內容都是吸收了外國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這樣中國傳統文化才會不斷髮展。“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強國之器”。我覺得教育要把培養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識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擺正。

　　時間到了上世紀末，又出現了一次文化熱潮。

　　首先是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新一輪的西方文化熱，主要物件是尼采、薩特等人的思想。當然，在這樣的情勢下必然會涉及國學和西學的討論。於是一種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思潮又重新出現了。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黃土文化、封閉的文化，沒有自我更新的機制。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藍色的文化、開放的文化、不斷進取的文化。我想大家對這些印象都會很深。

　　這時候也有許多反對意見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這個樣子的，從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看出來，中國傳統文化有包容性、開放性。我們現在傳統文化裡面很多內容都是吸收了外國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這樣中國傳統文化才會不斷髮展。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從印度傳進來，開始和傳統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衝突，而且衝突還很尖銳——你出家就不能顧家，不顧家就不能盡孝道，不孝則不會忠君。中國的因果觀念也和印度的因果觀念不一樣：印度的因果觀念是自作自受;但是中國父母造的孽，子女還要承擔，就是父債子還，這種觀念在西方和印度沒有。在中國，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續著，父母死了之後，有子女就行了，所以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從禮儀到觀念上，印度的佛教和中國的都有不同，但是我們就把它化進來了。有的我們接受它的，有的他們接受我們的，這樣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來。此外，我們現在很多傳統的東西包括器物、藝術等都是外來的，像琵琶、胡琴都是當時從西域傳來的。

　　因此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有核心特點——和而不同，所以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說法。先秦的諸子百家到戰國中期就開始互相的融通，到後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的儒釋道三教也是這樣，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才在不斷髮展、不斷前進。

　　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為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我寫了專門的文章《論傳統文化》，希望我們不要在吸收外國文化的時候，忘記自己的傳統文化。也是在這個時候，北京大學成立了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當時《人民日報》專門進行採訪，載了一大版，說國學熱在燕園悄然興起。

　　後來到了上世紀 90 年代，大家都在思考：新世紀我們的文化應該怎麼走向?怎麼發展?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亞洲一些國家的經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矚目，他們的成功經驗，也引起了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高度關注。於是就有所謂“儒家資本主義”的提法。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引起了東西方政界、經濟界、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與此同時，隨著全球範圍內環保等問題受到關注，我們中國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方也引起了重視。這個時候大家都覺得中國的文化可能是有一個復興的過程。但也有人認為那是西方文化已經進入了“後現代”時期，所以在東方尋找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東方，特別是中國，還沒有進入到現代化，所以我們還是要拋棄那些傳統文化的東西，以後進入“後現代”階段再找回來也不遲。

　　那時，我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對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構的思考》。這裡我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中有兩個偏差，一個是自然科學的比重和人文科學的比重的偏差;另外一個偏差就是西方文化佔了主導地位，中國傳統文化只佔次要地位，甚至是極微的。當時我也在設想，新世紀的情況會不會改變，如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至少可以平起平坐，好一點的願望是人文科學應該比自然科學的地位更高些。另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至少也能各佔50%，如果好一點的話，中國的文化應該佔更大的比重。當時就有這樣的願望。但是說實在的，現在進入21世紀已經6年，情況沒有多大改變，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最近中國科學院要編一套書介紹中國學術情況的書，他們打電話給我，說能不能給他們題個詞。當時我提了兩句話：“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強國之器”。我覺得教育要把培養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識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擺正。

　　國學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護我們的傳統文化

　　文化是精神產物，是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積累。一開始我們否定自己的傳統，決定要走向現代化必須要吸收西方的東西。現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了，就開始文化的反思。

　　我們知道，亞洲地區在近代史上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後淪為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國家都紛紛進行了民族解放運動，在政治上開始獨立。政治上獨立以後，又開始在經濟上發展。到了上世紀70年代，亞洲的一些國家在經濟上開始發展起來，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後期，又出現了亞洲四小龍這樣的經濟奇蹟。政治、經濟的變化出現之後，人們就開始在文化上檢討。一開始我們都是否定自己的傳統，決定要走向現代化必須要吸收西方的東西。當政治上獨立了，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了，就開始文化的反思。這就是上個世紀末的國際環境。

　　上個世紀末世界經濟開始了全球化的趨勢，隨之文化也面臨著全球化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的文化成為一種強勢，並且藉著媒體、網路、資訊科技的發展，傳播異乎尋常地迅速和強大。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思考：經濟上的全球化尚且有很多人不認同，文化如果再全球化了，那多樣的文化就會漸漸成為單一的強勢文化。所以在文化領域出現了一種反思、一種尋根的意識。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你的文化消失了特點，大家都一樣，那還有什麼價值呢?因此，民族文化的儲存問題成了很尖銳的問題。

　　世界文化遺產，物質形態文化的保護早就設立了，但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才開始醞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一直到1998年時才開始實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際上就是對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對人類作出貢獻的、有價值的文化的保護。另外非物質遺產的消失比物質文化遺產的消失要快，而且一旦消失就很難找回來。到2001年開始遴選第一批世界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的名錄。現在每隔一年做一次，已經做了三次了。中國已經有三項半進入了非物質遺產的名錄了。2001年入選的是中國的崑曲;2003年入選的是古琴;2005年是新疆的姆卡木，以及中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起申請的蒙古長調。今年中國也啟動了國內非物質遺產的保護程序，第一次徵集就有500多項迫切需要保護的非物質遺產。

　　非物質遺產是隨著人的死亡而會丟失的。我過去給人家講佛教、講倫理，常常講要看得開一點，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有什麼可以留戀的?現在看來這種說法要糾正。這實際上說的只是物質文化或者是外在的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精神產物隨著人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精神產物是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積累，現在只在某個人的頭腦裡儲存著，如果沒有傳承下去的話，他一死，這個文化就中斷了。因為非物質文化是口傳心授的，一旦人去世，就沒有了。當然我們可以重新再整理，但是你想，幾百年、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東西你再要恢復，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像我們講的國學，可以說其中絕大多數的內容都是非物質遺產，是思想的東西。雖然有一種物質的載體流傳下來的，但是看不懂，或者是拿現代的觀點、方法去理解它，就會有錯誤。

　　國學百年爭論的啟示：在現代化交流中間保持自己文化主體意識

　　國學討論，歸根到底都是東西文化的交流，是現代化的程序當中來思考如何正確對待本國已有的文化傳統。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擋的，真正的交流並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雙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個對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沒有了解的人，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沒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很難讓他生起愛國心。

　　國學的問題近代百年一直在討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樣提出來不斷地討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關注呢?其實我認為，所有的國學討論，歸根到底都是東西文化的交流，是現代化的程序當中來思考如何正確對待本國已有的文化傳統，如何繼承和發揚本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如何建設具有本國、本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國家?我覺得主要是圍繞著這些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在現代化交流中怎麼樣保持自己文化主體意識的問題。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樣保持、樹立自己文化主體意識。因為現在的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擋的，而且也很方便，人們的選擇很多。但是在這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應該讓大家有一種主體意識，我想這一點最根本。就像上面講的，沒有主體意識，一交流你就變成了別人，還有什麼可交流的?真正的交流並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是雙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要做到我有一顆中國心，洋裝是可以穿的，但是我們要認識到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文化土壤上成長起來的。這就是主體意識的問題。有了這樣的主體意識，我們對其他的文化就有鑑別，才懂得要吸收什麼，把它吸收進來之後融合在自己的主體裡面，讓它變成營養，使自己身體長得更健壯，而不是吃了以後消化不良。所以我想這就是主體意識重要的問題。

　　所謂主體意識指的是什麼?所謂文化的主體意識就是對本國文化的認同，包括對它的尊重、保護、繼承、鑑別和發展等。在這個過程中，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堅持自己的主體性，才能有效地、有針對性地吸收外國文化的養料，來滋潤本國的文化、發展本國的文化。

　　這裡必須澄清一個觀念，即現代化不等於西化。近百年來的近代史，尤其是近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現象，已經催促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是有聯絡、也有區別的。傳統文化是指文化的內容和樣式，如文學、藝術、醫學、哲學這些就屬於傳統文化的範疇。文化傳統則是指凝聚這些文化裡面形成我們民族的一種價值觀念、思想方法、生活樣式等等。文化傳統凝聚著一種精神，也可以說文化傳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

　　所以，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及其在現代的意義。我們常常講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換句話說，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中國。這個特色在什麼地方?離開了我們的文化傳統，我想這個特色就表現不出來、體現不出來。所以只有在認同我們的文化傳統，把我們的文化傳統繼承下來、發展起來，才可能有我們的特色。

　　我常常講，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希望取得領先的那就是中國的醫學。因為中國的醫學有那麼豐富的傳統、豐富的理論。而近百年來，我們又積極地學習西方的醫學，如果我們能夠在中醫的主體下面去學習西方的醫學文化，我想我們現在的醫學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現在可以說讓人最失望的就是醫學。中醫已經不中了，這是大家的感嘆。我們到中醫院去就診，有幾個大夫能夠通過診脈來診病?中醫的手段也是化驗、透視、CT，完全西化了。我們有很大的誤區，認為中醫就是中國的醫學，西醫就是西方的醫學。但是中醫核心的內容不是說中國的醫，是講的道理。一講中醫就麻煩了，有人說像巫術一樣，梁啟超、魯迅都這樣說，認為中醫要消亡，但是現在中醫依舊存在，我們還要發展它!

　　如果不按國別來分析，那麼中醫的內涵是什麼呢?首先，中醫是中道之醫。什麼是中道?就是探討陰陽平衡的問題，陰陽平衡了身體就健壯了，失衡了就有病了。所以要平衡，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盛了會上火，陰盛了也會上火。這主要是一種中道之語，和西方不同，西方攻其一不計其餘;第二，中國有句流傳的話，說：“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中醫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病是區域性的，人是整體的，有關聯的。中醫和西醫是兩種型別的醫學，如果我們能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我想我們的醫學肯定會在世界上領先。可是，我們現在是拿整個西醫的理論來解構中醫。包括有一些中醫學院的博士生都跟我講，我們現在的中醫教學是埋葬中醫的，因為它完全按照西醫的理論。而且讓我很驚訝的就是那種傳統的中國醫術在中醫學院竟然是選修課，不是必讀課!

　　中醫和整個的中國文化聯絡在一起，應該說它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拋棄了中醫，我們的醫學還會有什麼特點呢?可以說沒有了，我們的醫學沒有特點了，中醫不中了，只有西醫跟著人家來發展。我這樣講，並不否定在西醫的領域中國人也作出了一些傑出的貢獻。與中醫類似，在學術領域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是搞哲學的，在十多年前有一位瑞典人來我們這裡學中醫，他說我到這裡來聽到的都是用西醫的理論來詮釋中醫，我能不能聽一下你們是怎麼講中國哲學的?我說中國的哲學同樣是用西方的理論去詮釋它。這個情況到現在還沒有改變，用這種方法來講中國哲學，就使我們對原來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不能理解了。

　　舉個例子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了解中國哲學的，我們講陽明學，是主觀的唯心主義，是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王陽明有一天帶著學生去郊遊，到南鎮這個地方，百花齊放。學生開始問：老師，這個花開得那麼好，是在你的心裡面還是心外面啊?王陽明回答得非常好，他說：當我們看到這個花的時候，此花與你的心一起開起來;當我們沒有看這個花的時候，我的心和此花同歸於寂。這裡，他並沒有討論花與心那個先存在的問題，而是說當我們看這個花的時候，這個花就顯現出來;而當我們沒有看這個花的時候，這個花則沒有顯現。這是說這個花只有和你發生聯絡才有存在的意義。如果沒有和你發生聯絡，他的存在就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討論的是事物之間的關係和價值的問題，而不是說誰是第一性、誰是第二性，誰產生誰、誰決定誰的問題。也就是說事物之間只有發生聯絡的時候才有意義，不發生聯絡的時候就沒有意義。

　　所以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是心物之間的關係問題，而不是說心第一還是物第一的問題。對於這種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思維方式我們現在許多人已經不能理解了。我們的理解就是心第一性還是物第一性的問題。這就是思維的方式已經改變了。我們應當明白意識到，我們的思維曾經是那樣的，和西方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它也取代不了我，我也取代不了它，可以互相併存、可以互相理解。我們也可以用它們的想法分析具體的問題，可以把它變得更加的清晰，清晰之中有模糊，模糊當中有清晰，這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如果我們喪失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的主體性沒有了，我想就會有問題。

　　目前，儘管有不少的“仁人志士”都在為繼承和培育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努力奮鬥，默默耕耘。然而，我的一個直接感覺，就是中華文化的整體根基越來越淺薄了。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傳統文化的內容十分稀少，而我們廣大的傳媒中間，西方文化的內容可以說是鋪天蓋地。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瞭解越來越少，並且一代一代地遞減。遞減的意思不是看古書的人越來越少了，而是他們不能領會我們文化的底蘊。形式上都能繼承傳統，而在繼承傳統的過程當中，現在的人是否還能把它吃透，進而去創造?創造出來的新文化是不是原來的樣子?或者一創造就完全改變了?我們幾項文化遺產被選入聯合國的保護名單之後，就變成了熱門，大家趨之若鶩，都來做這方面的工作。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越做越離傳統遠。變成了一種市場，變成了一種時尚，變了味了。

　　一個對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沒有了解的人，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沒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難讓他生起愛國心的。我想在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當中要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提倡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