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的中國茶文化文摘

　　《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質文化層面，還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層次。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一起來看看。

　　第一章 兩晉南北朝士大夫飲茶之風與茶文化的出現

　　一、漢代文人與茶結緣

　　茶以文化面貌出現，是在兩晉南北朝。但若論其緣起還要追溯到漢代。

　　茶成為文化，是從它被當作飲料，發現了它對人腦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開始的。中國從何時開始飲茶眾說不一。有的說自春秋，有的說自秦朝，有的說自漢代。目前，大多數人認為，自漢代開始比較可考。根據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獻記載。這從漢人王褒所寫《僮約》可以得到證明。這則文獻記載了一個飲茶、買茶的故事。說西漢時蜀人王子淵去成都應試，在雙江鎮亡友之妻楊惠家中暫住。楊惠熱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為子淵酤酒。便了對此十分不滿，跑到亡故的主人墳上大哭，並說：“當初主人買我來，只讓我看家，並未要我為他人男子酤酒。”楊氏與王子淵對此十分惱火，便商議以一萬五千錢將便了賣給王子淵為奴，並寫下契約。契約中規定了便了每天應做的工作，其中有兩項是“武陽買茶”，“烹茶盡具”。就是說，每天不僅要到武陽市上去買茶葉，還要煮茶和洗刷器皿。這張《僮約》寫作的時間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漢中期之事。我國茶原生地在雲貴高原，後傳人蜀，四川逐漸成為產茶盛地。這裡既有適於茶葉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又富灌溉之利，漢代四川各種種植業本來就很發達，人工種茶從這裡開始很有可能。《僮約》證明，當時在成都一帶已有茶的買賣，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種植，市場便不會形成經營交易。漢代考古證明，此時不僅巴蜀之地有飲茶之風，兩湖之地的上層人物亦把飲茶當作時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開始喜好飲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淵就是一個應試的文人，寫《凡將篇》講茶藥理的司馬相如更是漢代的大文學家。在我國文學史上，楚辭、漢賦、唐詩都是光輝的時代。提起漢賦，首推司馬相如與揚雄，常並稱“揚馬”。恰巧，這兩位大漢賦家都是我國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揚雄作《方言》，一個從藥物，一個從文字語言角度：都談到茶。有人說，著作中談到茶，不一定飲茶。如果說漢代的北方人談茶而不懂茶、未見茶、未飲茶尚有可能，這兩位大文學家則不然。揚雄和司馬相如皆為蜀人，王子淵在成都附近買茶喝，司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況且，《凡將篇》講的是茶作藥用，其實，藥用、飲用亦無大界限。可以說會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藥理，而知茶之藥理者無不會飲茶。司馬相如是當時的大文人，常出入於宮廷。有材料表明漢代宮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說他在一位姓李的書生家裡發現一篇叫《趙後遺事》的小說，其中記載漢成帝妃趙飛燕的故事。說趙飛燕夢中見成帝，尊命獻茶，左右的人說：趙飛燕平生事帝不謹，這樣的人獻茶不能喝。飛燕夢中大哭，以致驚醒侍者。小說自然不能做信史，《趙後遺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們作小說也總要有些蹤影。當時產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獻帝王，這個故事亦可備考。司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會在宮中喝過茶?況且，他又是產茶勝地之人。相如還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進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對西南物產及風土、民情皆瞭解很多。揚雄同樣對茶的各種發音都清楚，足見不是人云亦云。所以，歷代談到我國最早的飲茶名家，均列漢之司馬、揚雄。晉代張載曾寫《登成都樓詩》雲：“借問揚子舍，想見長卿廬”，“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故陸羽寫《茶經》時亦說，歷代飲茶之家，“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其實，從歷史文獻和漢代考古看，西漢時，貴族飲茶已成時尚，東漢可能更普遍些。東漢名士葛玄曾在宜興“植茶之圃”，漢王亦曾“課僮藝茶”。所以，到三國之時，宮廷飲茶便更經常了。《三國志·吳書·韋曜傳》載：吳主孫皓昏庸，每與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會不會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韋曜自幼好學，能文，但不善酒，孫皓暗地賜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諸葛亮與茶有何關係史無明載，但吳國宮廷還飲茶，蜀為產茶之地，當更熟悉飲茶。所以，我國西南地區有許多諸葛亮與茶的傳說。滇南六大茶山及西雙版納南糯山有許多大茶樹，當地百姓相傳為孔明南征時所栽，被稱為“孔明樹。”據傣文記載，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會人工栽培茶樹，這與諸葛亮南征的時間也大體相當。可見，孔明也是個茶的知己。

　　飲茶為文人所好，這對茶來說真是在人間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馬相如、揚雄、韋曜、孔明之類，以文學家、學問家、政治家的氣質來看待茶，喝起來自然別是一種滋味。這就為茶走向文化領域打下了基礎。儘管此時茶文化尚未產生，但已露出了好苗頭。

　　一、兩晉南北朝的奢靡之風與“以茶養廉”

　　中國茶文化確實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它一開始出現就不同凡響。現在一提起茶文化，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山林消閒避世之舉，或者清末茶館裡鬥蛐蛐的八旗子弟、遺老遺少。其實，茶文化產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積極人世的思想開始的。兩晉南北朝時，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茶養廉”，以對抗奢侈之風，便是一個明顯的佐證。

　　我國兩漢崇尚節儉，西漢初，皇帝還乘牛車。東漢國家已富，但人際交往和道德標準，仍崇尚孝養、友愛、清廉、守正，士人皆以儉樸為美德。東漢人宋弘家無資產，所得租俸分贍九族，時以清行著稱。宣秉分田地於貧者，以俸祿收養親族，而自己無石米之儲。王良為官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吏鮑恢過其家，見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歸。儘管在封建社會中這樣的官吏是少數，王公貴族也很奢侈，但整個社會風氣仍以清儉為美。漢末與三國雖門閥日顯，但尚未盡失兩漢之風。故曹操雖有銅雀歌舞，仍要做出點節儉的姿態，“親耕籍田”，並臨逝遺言：以時服人殮，墓中不藏珍寶。

　　兩晉南北朝時尚大變。此時門閥制度業已形成，不僅帝王、貴族聚斂成風，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誇豪鬥富為美，多效膏粱厚味。晉初三公世胄之家，有所謂石、何、裴、衛、荀、王諸族，都是以奢侈著名。《晉書》卷三十三載，何曾性奢，“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天的飲費可達一萬錢。何曾之子何邵更勝乃父，一天的膳費達兩萬。任凱看著不服氣，一頓飯就花萬錢，還說：沒什麼可吃的，無法下筷子。石崇為鉅富，庖膳必窮水陸之珍，以錦為障，以蠟為薪，廁所都要站十幾個侍女，上一趟廁所就要換一套衣服。貴族子弟，閒得無可奈何，以賭博為事，一擲百萬為輸贏。玩夠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賈豎皆厭粱肉”。東晉南北朝繼承了這種風氣。南朝梁武帝號稱“節儉”，其弟蕭弘卻奢侈無度。有人告發蕭弘藏著武器，梁武帝怕他作亂，親自去檢查，看到庫內皆珍寶綺羅，還有三十間專門用來儲存錢幣，共有錢三億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提出“養廉”的問題。於是，出現了陸納、桓溫以茶代酒的故事。

　　《茶經》和《晉書》都曾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東晉時，陸納任吳興太守，將軍謝安常欲到陸府拜訪。陸納的侄子陸椒見叔叔無所準備，便自作主張準備了一桌十來個人的酒饌。謝安到來，陸納僅以幾盤果品和茶水招待。陸椒怕慢怠了貴客，忙命人把早已備下的酒饌搬上來。當侄子的本來想叔叔會誇他會辦事，誰知客人走後，陸納大怒，說：“你不能為我增添什麼光彩也就罷了，怎麼還這樣講奢侈，玷汙我一貫清操絕俗的素業!”於是當下把侄兒打了四十大板。陸納，字祖言，《晉書》有傳。其父陸玩即以蔑視權貴著稱，號稱“雅量巨集遠”，雖登公輔，而交友多布衣。陸納繼承乃父之風，他做吳興太守時不肯受俸祿，後拜左尚書，朝廷召還，家人問要裝幾船東西走，陸納讓家奴裝點路上吃的糧食即可。及船發，“止有被袱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可見，陸納反對侄子擺酒請客，用茶水招待謝安並非吝嗇，亦非清高簡慢，而是要表示提倡清操節儉。這在當時崇尚奢侈的情況下很難得。

　　與陸納同時還有個桓溫也主張以茶代酒。桓溫既是個很有政治、軍事才幹的人，又是個很有野心的人物。他曾率兵伐蜀，滅成漢，因而威名大振，欲窺視朝廷。不過，在提倡節儉這一點上，也算有眼光。他常以簡樸示人，“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他問陸納能飲多少酒，陸納說只可飲二升。桓溫說：我也不過三升酒，十來塊肉罷了。桓溫的飲茶也是為表示節儉的。

　　南北朝時，有的皇帝也以茶表示儉樸。南齊世祖武皇帝，是個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在位十年，朝廷無大的戰事，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齊武帝不喜遊宴，死前下遺詔，說他死後喪禮要儘量節儉，不要多麻煩百姓，靈位上千萬不要以三牲為祭品，只放些乾飯、果餅和茶飲便可以。並要“天下貴賤，鹹同此制”，想帶頭提倡簡樸的好風氣。這在帝王中也算難得。以茶為祭品大約正是從此時開始的。

　　我們看到，在陸納、恆溫、齊武帝那裡，飲茶已不是僅僅為提神、解渴，它開始產生社會功能，成為以茶待客、用以祭祀並表示一種精神、情操的手段。當此之時，飲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價值為人所用，而且已進入精神領域。茶的“文化功能”開始表現出來。此後，“以茶代酒”，“以茶養廉”，一直成為我國茶人的優良傳統。

　　王玲的中國茶文化序言

　　《中國茶文化》一書寫作於20世紀80年代末，於1992年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此後，在三四年中連續印刷了五次。承蒙廣大讀者抬愛，給了我許多鼓勵。然而，越是得到鼓勵，越感到誠惶誠恐。這並非是故作謙詞，實在是發自心底的感覺。因為，我的本行本來是進行北京史的研究，那時我們正在編寫十卷本的大型學術專著《北京通史》，我除了自己分工的卷次外，還要協助主編做些組織和學術構架方面的事務。這樣，便要把歷史從頭到尾的學習、思考。於是便激發了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興趣。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其中一點便是“以物載道”，而並非像西方那樣，把物質與精神嚴格分開或對立。比如中國的茶文化、酒文化、園林文化等，皆是如此。於是，.便想選一種來探討，做一種嘗試。恰好單位的工作完成得早一些，便抽空“反串”，開始研究茶文化。說實在話，那時我還很少喝茶，既不懂茶葉的製作、品質，更不懂經營銷售，說我是“茶人”實在慚愧。但蒐集資料，進行考察，一年下來居然被這茶文化所震撼，腦海中總是揮之不去。於是決定寫一本小書，釐清它的脈絡，找到它的核心。就這樣，書寫出來了，但總感覺不滿意。假如讓我再寫一遍，我想，我會用更為通俗的語言和更加簡潔的結構，寫得更生動一些，更符合大眾的口味。用通俗語言表達深刻的內容其實是最難的。正因為這種功力不夠，加上當時的材料有限，所以留下了不少遺憾。此後總想修改，但事務纏身，無暇去做，只好與出版社商量，暫時先不再印刷了。這樣一來，便幾次發現在南方出現盜版，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此次九州出版社希望再版，本來是一次彌補缺憾的機會。但事隔十八年，當時是天命之年，如今已是古稀之人，況且時間又很緊迫，難以逐章修改。於是想了個懶辦法，將增補內容全部放於原書之後，原來的內容基本未動。這樣做雖然仍留下原書粗糙和疏漏的痕跡，但總算對讀者的厚望有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