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哲學問題的論文
哲學從它傳入中國之初就對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文章從哲學開始對中國大眾產生影響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特點入手，分析哲學本土化和大眾化之間的內在關聯，並從這種關聯中探索哲學本土化和大眾化的核心。試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篇一
淺談哲學大眾化問題
【摘要】哲學從它傳入中國之初就對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文章從哲學開始對中國大眾產生影響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特點入手，分析哲學本土化和大眾化之間的內在關聯，並從這種關聯中探索哲學本土化和大眾化的核心。試圖論證哲學大眾化的核心在於：哲學精神必須同儒學精神存有內在共性。
【關鍵詞】哲學大眾化 科玄論戰 哲學實踐性
1936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書以闡述馬克思唯物主義原理、認識論內容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及範疇為主要任務，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然而至今，哲學這個詞彙及其基本精神究竟是什麼，大眾並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原因是缺乏對哲學精神的領會，這使得哲學大眾化必須開拓新的途徑。
哲學大眾化的問題即哲學本土化的問題
尚慶飛認為，哲學大眾化大致有兩層含義：一是哲學“化”大眾;一是大眾“化”哲學。①前者是指用哲學的思想來指導大眾;後者是指用大眾的實踐經驗來豐富和發展哲學。哲學雖然超越現實，但也是基於現實的，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②因此，真正的哲學並不是遠離大眾。當強調哲學大眾化的時候，也恰恰說明哲學同其受眾之間存在著思想基礎上的距離。
所謂哲學大眾化，理應是任何一種形態的哲學同中國本土文化的結合。但哲學大眾化並非讓大眾性的東西“化”掉哲學的精神核心，故而哲學大眾化的任務首先是哲學“化”大眾。哲學大眾化的基礎是哲學能夠適應大眾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
哲學本土化歷程對哲學大眾化的啟示
科玄論戰首次使得哲學本土化、大眾化。哲學的大眾化始於發生在20世紀初期的思想革新運動和思想論戰之中，其中包括對20世紀的中國乃至現代中國都產生重大影響的新文化運動和科玄論戰。科玄論戰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初，這場論戰波及範圍之廣泛，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空前的，參加這場思想大論戰的主角分別是以弘揚中國傳統儒學為特點的“玄學派”，弘揚科學、民主等思想的“科學派”，還有宣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派”。論戰圍繞著“科學主義能否適用於人生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差別等問題展開爭論，其實質正是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和融合的大辯論。在這場論戰中，科學派、玄學派、唯物史觀派各執一詞，將中、西、馬三種思想的分野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對於“哲學”一詞的解釋，科學派的丁文江定義為：“廣義的玄學是從不可證明的假設所推論出來的規律。”③基於此，哲學必須要受科學的指導。雖然科學派的其他立論者指出不能把“無公例可求”的“人生觀”混同為“玄學”***哲學***，但他們依舊認為科學必能為人生觀提供原則的指導，同時也能為玄學***哲學***提供原則的指導。玄學派則主要將哲學同中國儒學結合起來，說明哲學不僅沒有過時，相反，中國思想能夠為哲學開出一條新的路徑。這也使得玄學派對哲學的理解有中國化的特點。丁文江指出：“張君勱的人生觀，一部分是從玄學大家柏格森化出來的”;“西洋的玄學鬼到了中國，又聯合了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高談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靈，一齊鑽進了張君勱的‘我’裡面。”④唯物史觀派有支援科學派的傾向，如黃玉順認為：“科學精神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援，更加深入人心;與此同時科學主義傾向與唯物史觀相結合，更加勢不可擋。”⑤
科玄論戰對於哲學和科學之間關係的懸置對哲學本土化的影響。在論戰中，科學派和玄學派各執一詞，針對科學能否作為哲學的指導原則，並未能討論出明確的結果。科玄論戰雖然沒有使得中國思想界對哲學、科學與中國儒學之間的聯絡達成共識，卻清晰地表達出當時思想界的兩種傾向：一是玄學派將哲學同中國儒學討論的內容混同;二是科學派認為哲學必須經由科學的原則來加以指導和論證。事實上，由於唯物史觀派和科學派都贊同科學主義，又加之當時中國的特殊歷史環境，使得科學派佔了上風。正如陳獨秀說：“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⑥
科玄論戰的懸置產生的後果是：當我們對科學主義普遍加以推崇，甚至論證一種哲學是不是“科學的”的時候，關於科學和哲學的區分的認識，至今還停留在20世紀20年代“科玄論戰”時期的水平。這個問題如果繼續懸置，必然會使得大眾對哲學的誤會逐步加深，背離哲學精神，也會使作為現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話語權被科學佔據的境地。
新文化運動時期哲學本土化的路徑。科玄論戰的更深層次原因是1917～1921年“新文化運動”的展開。新文化運動的矛頭直指中國傳統文化，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也就首當其衝。新文化運動要求革新或徹底改變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代之以“世界主義”、“歐西學說”，而此世界主義和歐西學說又並非全部西方思想，而是以普世的科學和民主作為其核心。陳獨秀曾說：“國性”乃中國走向“世界大同”的“進化障礙”，“今日‘國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觀念，皆野蠻時代狹隘之偏見所遺留”，“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⑦錢玄同認為：“今後的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盡行擱起，凡道理、智識、文學，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生存於二十世紀，做一個文明人。”⑧在這樣的思想倡導之下，在以科學主義作為哲學的指導原則之外，哲學的本土化又開出了以西方哲學的體系來拆解中國傳統文化路徑。例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便把中國哲學拆解為本體論、辯證法等。這種拆解實際上是以西方哲學思想為基點來尋找中國文化中與之相匹配的共性。
哲學為現實服務是哲學本土化、大眾化的基本要求
哲學為現實服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儒學的內在共性。馬克思曾說：“***以往的西方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⑨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哲學以其形而上的特點，總是高於生活，超越現實。即便是在反形而上學的新哲學中，哲學依舊不是為現實服務的。但在中國儒家學說中，恰恰是以現實為其服務物件的，儒學的思考路向不是向著超越，其最大的特點是體用合一。通過對儒學發展史的考察可以看到：體用合一這一思想的產生正是因為儒學遭遇了佛學超越論的衝擊，但儒學並沒有由此實現超越的路向，反而從對超越的論證中返回了現實。儒學這條路指向的目標，恰恰是馬克思所說的“改變世界”，此即北宋張載所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出發的立足點，使它同儒家思想的追求有了共性，即對現實的批判、超越的目標是服務於現實的。 哲學為現實服務是哲學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哲學為現實服務體現在哲學的現實批判性上。哲學對現實的批判性是其最基本特徵之一，柏拉圖在記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為捍衛哲學而就死時，曾做過這樣的比喻：哲學之於希臘城邦，好比馬身上的一隻牛虻，職責就是刺激它從昏昏欲睡的狀態中醒來，趕緊前進。⑩另一方面，哲學為現實服務體現在哲學的“追求真理”上。魯迅也曾通過這樣的故事比喻過哲學：有一家人生了個男孩，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人看，……一個人說“這個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人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痛打。當然，被痛打的那個人，就是一個哲學家。這個故事正指向哲學的另一基本精神，即求真。亞里士多德那句著名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便是這一精神的最佳寫照。“求真”不但不是哲學脫離現實的區域，反而是同現實聯絡最為緊密的部分。所謂哲學“超越現實”不是指哲學是純粹的玄談，而是指哲學要指出現實中最本真的部分。
哲學為現實服務是大眾化的基本要求。對於大眾來說，掌握邏輯學、掌握某一個西方哲學家的哲學理論是同其現實生活要求相違背的，同時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學大眾化。哲學的大眾化要求哲學的精神必須能夠為大眾所理解，首先就要求哲學的精神能夠服務於現實生活。在哲學向大眾傳播的過程中，首當其衝的不是某種西方哲學理論的傳播，而是哲學精神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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