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改革目標分析論文

　　　在後人口紅利時代，農民工群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代際替換，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徵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今天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後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改革目標分析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歡迎閱讀與參考：

後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改革目標分析
 

　　一、我國勞動力短缺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但是近幾年我國勞動力短缺現象變得十分突出。據初步預測，一線工人工資在三四年內會繼續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漲。而實際上我國目前還沒有進入勞動力絕對短缺的時代，只是流向發生了變化。2005年，70.3%的勞動力分佈在沿海地區，中部與西部各佔14.4%及15.0%。2009年以來，隨著承接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加快，中、西部出現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我國勞動力總數的17.0%至20.3%，而留在東部打工的勞動力佔比則減少至62.5%。

　　據聯合國測算，中國勞動力將於2017年進入負增長。加上內需的迅速擴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將於2014年左右出現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動力需求將達到8.37億人，可供應為8.19億人，就業市場淨短缺將達到1760萬人。
 

　　二、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概述

　　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二元經濟”理論，勞工市場由城市勞工市場和農村勞工市場構成。前者根據訂單、利潤決定僱人數量，生產效率較高，工資也較高;後者則是很多人都耕種同一塊地，生產率低、收入低，沒有失業，只有就業不足。經濟起飛時，城市勞工市場吸引農村勞動力，由於兩個市場間人員的流動，城市可以在不提高工資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人力資源，增長由此得以加速。當農村勞動力被耗盡後，城市勞工市場需要大幅增加工資才能請到新的工人，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的顯現，往往是所謂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勞動力供給，縱軸表示工資水平。工資水平長期保持不變勞動力過剩，隨著AD1右移至 AD3到了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

　　三、後人口紅利時代對開展職業教育的挑戰與機遇

　　勞動力短缺一方面造成了薪酬水平的提高，而薪酬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要求勞動力具有更高的素質和更高的專業技術水平，並且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另一方面，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階勞動力因為和企業實際脫節而無法獲得理想工作的機會。人口紅利的消失意味著一箇舊的勞動力時代的結束――由低廉***技能低、綜合素質低***的勞動力支撐的中國式經濟奇蹟的結束和一個新的勞動力時代的到來――依靠技術進步和高素質人力資本。同樣，將目前如此多的初級勞動力盡可能多地轉化為中高階勞動力，使其擁有真正的謀生和發展的技能，中國的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高職教育更是責無旁貸。

　　在此意義上，劉易斯拐點對於職業教育是挑戰，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一是政府和企業必然會增加投入去發展地方的職業教育，因為職業教育水平將直接影響到地方經濟的發展。二是職業教育需要擴大規模，新時代對於勞動者的素質要求提高，每個從業者要不斷的接受職業教育。三是經濟的轉型對於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的質量是企業競爭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高人才質量需要高水平的職業教育。四是高科技時代，新知識和新技術不斷湧現，職業教育需要和產業實際相結合，這種密切跟蹤全球新技術新趨勢的培訓需要由職業教育來完成。
 

　　四、後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的主要物件――新生代農民工

　　在後人口紅利時代，農民工群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代際替換，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徵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與父兄相比，他們在農民情結、成長經歷、成長環境、打工目的、工作態度、價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儘管他們仍然是低端市場主要的勞動力提供者。使其從提供簡單勞動為主向具備技能高、素質好的現代產業大軍轉變，儘快成為中國特色工業化、城鎮化的合格的生力軍，簡單的技能培訓難擔重任，中職教育也難以勝任，本科教育偏重理論，惟有技能培訓與學歷教育並重的高職教育方能擔此大任。新生代農民工的必然歸宿是市民化，這也是中國特色工業化、城鎮化的必由之路。
 

　　五、後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改革目標――培訓教育、學歷教育和引導教育

　　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從農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轉型，最有效途徑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培訓教育應該是高職教育的“重頭戲”，但這種培訓與企業、社會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培訓不同：除適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訓之外，更著眼於中長期的發展式培訓，即注重素質能力提高和培訓效果運用的“能力本位”的現代培訓。為此，應通過科學、合理的培訓流程設計，構建全方位、動態性、個性化的培訓需求分析模式，並由此制定分類、分層實施方案。要通過問卷調查、定期到新生代農民工聚集的企業和社群調研，遴選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訓學員展開個案調查等方式，重點了解和關注他們在認知能力、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時瞭解他們所在企業和行業的培訓需求狀況，進行過程性的培訓需求資訊的調控和前瞻性的培訓需求資訊的預判，從而建立“培訓前―培訓中―培訓後”的有效銜接機制和動態監控機制;要充分考慮他們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質、文化程度、年齡層次和就業心理等方面的差異性，分別實施外出就業技能培訓、技能提升培訓、勞動預備制培訓、創業培訓和農村勞動者就地就近轉移培訓。

　　學歷教育是既區別於各類培訓組織，又不同於本科高校的具有特色或優勢教育。新生代農民工的學歷已從初中學歷升級為高中學歷，但這遠未與其職業期望和價值追求相匹配――而本是“草根”的高職教育所提供的大專學歷正是他們經過努力能夠達到的現實的門檻或目標。

　　引導教育對於新生代農民工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因為他們的心理承受力更低。新生代農民工被稱之為是“無根的一代”――既未被城市接納，又對農村很淡薄，有更多的改變現狀的渴望、定居城市的渴求和維護正當權益的訴求。而當正常的、應有的渠道被阻塞，這些渴望、渴求和訴求就會造成心理失衡。對此，高職教育絕不能漠然以對，必須把引導教育置於與培訓教育和學歷教育同樣重要的位置並作為獨立的任務而付諸行動。要根據農民工自身特點和市場、社會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對他們開展心理引導和調適;要加強他們對“新市民”角色適應的引導，引導他們通過“角色的期望―角色的領悟―角色的選擇與歸屬―角色的實踐―角色的確認”的漸次演化，逐步實現“新生代農民工一新市民”的角色轉換;要創設各種活動，增進他們與城市原住民***老市民***的接觸與交流，促進彼此的心理交合;要幫助他們搞好自我調適，舒緩心理壓力，提高耐挫能力，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