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香港國學大師

　　餘秋雨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還斷言：只要香港有饒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這位饒公，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大家平時會看嗎?關於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家學啟蒙 大病引斯入“國”門

　　白髮，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見饒公是在幾天前，85歲的他剛落座就輕聲說道：“先得糾正一個重要偏誤，我不像有些文章說的那樣‘連小學也沒上過，完全是無師自通’，我上過正規的初中，而且我學每樣東西都有老師的，我的老師很多。”與糾正許多歷史學方面的偏誤一樣，饒公對自己也是一絲不茍。

　　他說，我的祖父、父親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當時廣東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親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讀書做學問。因此我家裡有很多的書，大概有幾萬本。我小時候就在這些書裡，很早就念了很多書。到了十幾歲，父親就過世了，我接下了他的兩副擔子，既要管生意，還要繼續做他沒做完的學問。後來，我對錢越來越沒興趣，父親的錢到我手裡變得越來越少。看來，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學術研究繼續下來。我後來就變為純粹向學術方向發展了。可以說是家庭教育，是家學，使我走上這條路的。

　　少年早慧的饒宗頤，20歲出頭因整理髮表了父親的遺著《潮州藝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當時，日軍已經南侵，中大遷往雲南。在赴聘途中，饒宗頤大病一場，滯留在香港。沒想到，這場大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在香港，他有機會結識了後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雲五和葉恭綽，從而正式步入國學研究的大門。

　　而這場大病，是饒公此生唯一害過的一場大病。因此，對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認為，這是一種緣分。

　　饒宗頤對“緣”的解釋不是完全被動的：緣是外面的條件，你自己有某種內在的條件可以同外緣結合，能夠配得上的就會能夠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為你的條件和它的條件不合，它沒有需要你，所以說緣要內外兩方面的結合。我碰上很多緣，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子。

　　：文氣“燻蒸” 書海翻波廣尋知

　　饒宗頤治學，涉獵領域很廣。季羨林先生曾將饒氏的學問分歸八個門類，後來鄭煒明先生更是新增補充，細分為十五類。

　　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饒公樣樣都有研究;時間跨度更是驚人，從上古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哪來的這麼廣泛的興趣、這麼旺盛的精力?

　　饒宗頤的回答是：得益於從小文化空氣的“燻蒸”，正如林語堂所言;學問是像薰火腿一樣“薰”出來的。我小的時候，上正規的學校成了“副業”，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大很廣的閱讀範圍。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第一個是中文基礎，寫作的基礎。家裡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寫散文。我是跟父親、跟家裡的老師學習的。年齡很小時，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雅一點，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但我是很小就經過了這樣的訓練。這是一個基礎條件。第二個是不受限制地讀書，廣泛積累的基礎。我家裡有那麼多書，我整天在看，把讀書當成了玩耍，用的時間比在學校上課的還多。在那個小圖書館裡，我可以一邊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裡面逛。因此，中國書的基本種類，我老早就瞭解了。對歷史更是早就爛熟於胸。我早年念《史記》，背《史記》，有好幾篇我今天還能背出來，像《秦始皇本紀》那麼長，我當年也是背的。《資治通鑑》，因為年齡太小還看不懂，我就看《綱鑑》。整個中國歷史的編年，我都能夠知道，先後不會搞亂，這個史學基礎，我很早就打實了。

　　饒公說，還有個義理的問題。中國人常講的義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邏輯和它的演變的軌轍，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我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以後我會“喚”出來用於做各方面的學問。

　　幾十年中，誰對您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饒公不假思索地說：“一位印度人。他是一個律師，一個大大的學者。印度話的‘大’是‘馬哈’，他是‘馬哈馬哈’學者。他寫了兩套書，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不是淺嘗輒止、半通不通。幾十年前，我見他時，他已經90歲了。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以後我也是這樣‘朔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求“闕”窮追 甘以有限探無涯

　　治學的博與專，是一對矛盾，很難兼得，但饒公做到了。在一些領域，他佔據了開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震驚了國際學界;他的《梵學集》，也開闢了該領域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天地。為了達到“專”，饒公不顧一切地“往裡鑽”。像梵學，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從40多歲開始埋頭學習梵文，一學幾十年，可以朗朗而讀。饒公說，我的梵文是與一位印度學者“換”來的。50年代末，那位在內地留學過的學者提出向我學《說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學學梵文，於是與他講了條件：用《說文解字》交換梵文。此後幾年間，我們互為老師，都學到了想學的東西。

　　對不求甚解，饒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說：有些事真讓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國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傳入為起點，有兩千來年了，可到現在還沒有有關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專著的中文全譯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沒有中文的。這是為什麼呢?研究印度，連起碼的工具都沒有，怎麼可能“深山探寶”呢?饒公在《梵學集》裡專門對這一歷史性缺失問題做了研究和論述，認為與玄奘對該書作者巴尼尼的偏見有關，而唐以後，人們就因為玄奘罵過巴尼尼，連他的著作也不願碰了。

　　支撐饒宗頤在學術方面鍥而不捨深鑽的，是一種“求闕”精神。饒公說，“求闕”是曾國藩的話。他認為做人、做學問，都要“求闕”。“闕”同現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實際上，天下萬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補齊，可事實上永遠也補不齊，這樣就會永遠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饒公是史學家，他說，最令我興奮的是今天中國不斷地有很多新東西出土文物從地下冒出來了。而這些東西又帶出了許多新問題，需要解答。比如，遇見冒出來的東西以後，發現有的文字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責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別人有沒有興趣，我不管;別人說，這個毫無用處，沒有意思。我不理，我對它有興趣，我就要研究。價值這個東西很難講，我看有價值，別人看毫無價值。在學術上，越有爭執的東西，越需要講出一個道理來。我就是要找出這個“道理”來。

　　瞭解饒公的人說，別看他是國學大師，但他一點也不迂腐、守舊，開拓精神極強。他周遊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國學，不僅從中國古籍中找材料，還密切關注著考古的新發現。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證以往古文獻資料的研究結論，並進一步取得新的重要發現。他借鑑西方漢學家研究方法，從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漢學研究的視野。他還利用敦煌寫卷的新資料，深入研討諸多史學之謎;通過“比較古文字學”，探索遠古中外文化交流問題。難怪季羨林教授稱其在掌握材料、運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無涯的學問，於是饒宗頤做到了既博又專。

　　“跑”遍天下 氣凈心定苦耕耘

　　可別以為饒宗頤是個只鑽故紙堆的“書蠹”，這位從裡到外都“很傳統”的國學大師還是個足跡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幾大洲他都去過了。85歲的饒公壯心不已地說：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問：您實踐了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行”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饒宗頤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樂趣，就是我從書本上得知的東西，在所到的那個地方做了親自的驗證。我會滿意地說，原來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啟發，產生了新的疑問。回來後，就繼續查書、研究，追尋問題的結論。可能因為我的求知慾太強了，經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讀、忘我地追尋，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極大的樂趣。

　　饒公向我講了關於《想爾》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爾》在史書中雖有記載，但隋代以前已經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發現的六朝寫本《老子道經想爾注》殘卷，使其重現於世。但原件為英國人掠走，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饒宗頤緣著線索，窮追不捨，終於想方設法找到敦煌殘卷，將正文與註釋分別錄出，並按《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別章次，進行考證、註釋，寫出了《老子想爾注校證》，補上了中國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這部著作從30多年前首次問世，已經再版多次了。

　　饒公是書法大家，在香港許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題寫的匾額。他說，做學問與寫字做畫一樣，都很講究一個“氣”字。因為氣不貫，就好象一個人沒有生命。寫字、做學問，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生命都擺在裡面，有“氣”、有生命，才會緣緣不絕。而“氣貫”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擾。

　　饒宗頤又講佛理了，他說，佛教講這個“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養定力。外出閒雲野鶴，返家靜如處子。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養成自己心裡頭的乾淨，心裡頭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很多學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像饒宗頤更是滿腹經綸，而且許多堪稱“絕學”。他們會有後繼人嗎?

　　饒宗頤說：我也很擔心這個。連一些專家都認為我“鑽”的是“無聊的事情”，也沒有錢賺，太傻。以後，誰還會像我這麼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興趣就在這裡，我就願意追尋莫名其妙的那些問題，而且每個問題都要“打破沙鍋紋問到底”。是興趣，推著我去搞那麼多的不同語言，不同門類的學問。儘管有些事情最終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罷而不能。當然，從長遠講，我也很樂觀，因為人類的學問是不會中斷的，而且會越來越壯大。

　　童心不泯 創新方可樹常青

　　禪機，讓人感到無限深邃、蒼老。可饒公談“禪”，經常活潑得像個小孩子。

　　在一次饒公的畫展上，有人看著一幅他在香港大嶼山盤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將信將疑的神情。沒想到，饒公竟出人意料地當場在座椅上表演起來，他輕而易舉地把雙腳盤在了大腿上，腳心向上，連皮鞋都沒脫。“這不是計算機合成的。”饒公指著相片對懷疑者說。還有一次，筆者與饒公談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爺子說到興奮處，竟也來了一次現場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雙腳上翻地打起坐來。我擔心饒公扭傷了腿腳，請他趕快復原。他卻笑著說：“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沒問題。20多歲在印度時就讓當地人驚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歲了，但是我的心態還是十幾歲那個年齡的孩子的心態，還不停地幹著那個年齡時有興趣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大概因為我對很多事情看得比較透吧，無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貴、貧賤，有錢沒錢，都差不多。我都不怎麼在乎，不當回事，認為變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動搖我的心。”饒公這樣解釋他“幾十年心態的不變”，而對學問、藝術，他又主張不斷求變、創新。

　　身兼書畫史家、理論家又是實踐家的饒宗頤，對中國書畫的發展有獨到的思考。說起有人擔憂中國書畫的前途，他說：“這是很多餘的。擔心自己的藝術沒有前途，那是對自己的東西認識不夠;同時也是對別人的東西認識不透。我年輕時到歐洲看畢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覺得了不起。現在再去看，不是覺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們出'巧'的方法了。其實大師們也不是張張作品都成功，也有許多較生硬，拼湊的。一張作品成功，其它什麼都有道理了，藝術評論往往有誤於此。”他認為，藝術生命在於無窮的追求，但創新總是有來源的，或者來自傳統，或者借鑑別人，絕無“橫空出世”的神話。他說，一些本來很有前途的畫家創出了一個被別人承認的面目後，就不斷重複，以應付市場的需要，“這樣就淪為‘匠’了。”

　　“您也畫了、寫了幾十年了……”“是不是擔心我也變成‘匠’啦?”大笑之後饒公說：“我力爭不變為‘匠’，不斷求變求新，竅門就是我儘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對種種讚譽，這位著書近百種的大紫荊勳章獲得者始終淡然處之。他靜靜地說：“如果像人們說的那樣，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那我只是這個沙漠中的一顆沙子。我不像別人說得那麼重要，那麼好。我還有‘闋’，還在繼續‘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