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統照創作流變的外國文學因素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卓有建樹的作家，都具有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基礎，都吸收了外國文學的營養。

　　山東現代文學的奠基者王統照也不例外。王統照是位翻譯家，在他筆下出現了大約二十個國家將近二百名外國作家的名字。當他拿起筆來從事寫作時，外國文學的風格就會十分自然地影響到他。王統照的創作格調，始而朦朧晦澀，終至開朗堅實，與他從不同的角度吸收外國文學的營養息息相關。

　　一、從1916年接觸《新青年》開始，王統照熱烈地擁抱新文學，走上了現代文壇，到1926年因為母病從北京返回故里，是王統照創作的第一個階段。

　　這個時期的王統照，追求愛與美的理想，並把它當作改革人世的良方。“五四”是一個哲學的時代，在西方思潮共時性的引進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縈繞在人們的耳際。作家們探索和創作的主要內容，就是“瞭解人生之謎”、“人生究竟是什麼”。王統照認為人生應該美化，美是人類生活的第二生命。“此人類煩悶混擾之狀態，亙遍於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樂其生得正當之歸宿歟?斯則美之為力已。”“愛而無美，則其弊為乾枯為焦萎，將有凋落之虞。宇宙之美苟無自然兩性之愛，則縱使有恆河沙數之美象實體，亦將與吾人之情感不生重大變化。”在他看來，愛與美是一致不可分離的，是“交相融而交相成”的[1]。因此，他竭力渲染愛與美的崇高和感人魔力。《微笑》中美麗的女犯人在無意中的一次微笑，竟然感化了小偷阿根。這個神祕的微笑，使阿根出獄後“成了個有些知識的工人”。然而，黑暗、醜惡的現實不允許清醒的作家完全按照自己虛幻的理想去描繪生活，那個愛與美的化身的女犯人卻處於終身監禁的地位。這也就難怪王統照在《一葉·詩序》裡發出了悲感和歌吟：“人果然是相諒解與相親密啊!為何人生之絃音上，都鳴出不和諧的調子?”[2]從藝術上說，這個時期的作品，無論是詩歌、詩劇，還是小說，都帶有較濃重的象徵意味。《沉思》中的瓊逸和《微笑》中的女犯人一樣，實際上是愛與美的化身，她做模特兒的目的是通過藝術的媒介將美傳達給人們。然而，她卻被畫師的猜忌、記者的私慾、官吏的邪惡所包圍，從而暗示出愛與美難以在汙濁的塵世中立身。

　　這種既強調愛與美又難免苦澀的內容特點，與輕清、婉曲的風格的形成，與葉芝、泰戈爾的影響甚大。

　　葉芝，舊譯作夏芝，是現代愛爾蘭著名的抒情詩39人與作家，192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也許因為相似的家庭背景和自然環境，也許因為共有的詩人氣質與天資聰慧，王統照是五四時期介紹葉芝最勤的作家。他認為，儘管葉芝的性格中也有偏激的成分，儘管葉芝的思想中也有愛與美的“至上”，但總起來看是折中的、溫和的;儘管葉芝的創作也有象徵主義與唯美主義因素，但又是緊密結合現實人生的，而不是頹廢主義的。因此，熱愛生命熱愛自然歌頌生命歌頌自然，成為兩人的共同特性;在這個糊塗的社會與人生中，另創造出一個愛與美的小世界來，成為兩人共同的信仰。

　　在藝術表現上，王統照認為，葉芝的詩多采用愛爾蘭古代神話的故事，多用草木、器具、景色來象徵，“因為借神話表現出的精神，雖是虛幻縹緲，然意思與諷刺，卻與人生的事，是有密切的關聯。”[3]他尤其欣賞葉芝“能於平凡的事物內，藏著很深長的背影”，“能於靜穆中顯出他熱烈的情感，深運的思想”[4]。

　　自始就抓住創作方法問題，是王統照吸取外國文學營養的一大特點。他抓住了葉芝用富有質感的形象去表達抽象的哲理的特點，但他不是步趨葉芝神祕故事的外形，而是攝取葉芝象徵藝術的精神。

　　而且，王統照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葉芝的象徵主義，而是把自己對中國近代歷史和現實社會的理性思考溶解進這種藝術方法之中。

　　王統照第一本詩集《童心》的“弁言”詩，在悽婉迷濛的文字間，散發著泰戈爾似的情調，即在幽靜的自然中尋找人類已失的童心。事實上，喚醒王統照創作靈感的外國作家，第一是葉芝，第二便是泰戈爾。翟世英曾說，在中國文學家中，最受泰戈爾影響的有兩人，冰心和王統照。王統照稱泰戈爾為“名滿世界而且永久不朽的詩哲”。1924年，泰氏來華講學，王統照充任翻譯。當然，王統照和冰心都受過泰戈爾的影響，但所受影響的角度甚是不同：冰心較多地取法於《飛鳥》、《新月》，她以一種清雅空靈的筆致，把人們從貪淫的成人世界帶進天真的飛鳥與新月之國;王統照卻較多地取法於《吉檀迦利》，他那枝憂戚纏綿的詩筆，雖然也引導人們去追求夢裡的花痕，但更使人難以忘懷的，卻是人間的淚痕。泰戈爾的《吉檀迦利》中表示要付出勞動和血汗，走近貧賤的人群;王統照《在山徑中》也對山村的貧困百姓的飢寒表示同情與愛憐;《吉檀迦利》抨擊虛偽，詛咒醜惡，保持人格的高潔;王統照的《虛偽》強烈地批判人間的虛偽;《吉檀迦利》第一百首“我跳進形象海洋的深處，希望能得到那無形象的完美的珍珠”，與《童心》最後一首“萬千劫後，偶有入海尋求珍貝的漁夫，他或者發現這蛟龍吞噬不了的心痕”中，把自己的詩比喻成剪成碎錦的“心痕”，設喻相似，異曲同工[5]。

　　在王統照看來，泰戈爾和葉芝是相通的。泰戈爾的《吉檀迦利》第一次用英文印行時，就是葉芝作的序，儘管他們作品的形式不同，但思想上卻多有彼此契合之處。作於1922年的長詩《獨行者之歌》就在思想上兼有泰戈爾、葉芝的成分，詩風卻更為接近葉芝，把奇特的敘事、濃烈的抒情和朦朧的象徵融為一體。

　　當然，王統照的營養不僅僅來自葉芝、泰戈爾，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無論是情節上，還是主題上，七幕話劇《死後之勝利》都與王爾德的《莎樂美》有相通之處。

　　從情節上說，《莎樂美》說希羅底Herodias的女兒莎樂美痴情於施洗者約翰，想吻一吻他，遭到拒絕之後請求父王將他殺死。希律王Herod要求她跳了“七重面紗之舞”後，滿足了她瘋狂的愛慾，使她有機會吻了盛在銀盾牌裡的約翰的頭，之後希律王又由於嫉妒指使衛士打死了她。《死後之勝利》描寫的是，無恥下流的花花公子蘇慕愚為了將家庭教師吳珪雲霸為己有，便在警察廳偵緝科長周餘商的精心策劃下，將青年畫家何蜚士的鉅製《死後之勝利》竊占，並在全國繪畫賽會上獲得第一名。他企圖利用竊得的名譽獲取對繪畫十分愛好的吳珪雲的歡心。吳珪雲在報紙上揭露了蘇慕愚的無恥行徑，將崇敬之情投向瀕臨死亡的青年畫家，他“雙手扶之，淚沿頰下，回首微仰，與吳接吻，吳俯首就之，吻其血脣。何口中血忽大噴，吳衣衫盡為血染。”《死後之勝利》的主題，宣揚了愛與美的力量，鞭撻了踐踏愛與美的邪惡勢力。《莎樂美》也宣揚了美的偉大與崇高，體現了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思想。

　　王統照在《死後之勝利》裡，通過何蜚士的話直言他所受到的《莎樂美》的啟示：“我記起我在學校時代，曾讀過王爾德的《莎樂美》的劇本，莎樂美不是至美無比的姑娘嗎?她寧願與死人之頭接吻，以償她對於美的特異的嗜好，這是何等的奇異與壯嚴啊……”

　　二、1926年，29歲的王統照奉母命離京，返回故里，徹底告別了自己在北京與玉妹的一番情感糾葛。

　　離開了傷心慘目的北京，只有將這一番情天恨海徹底埋葬在心中，筆下還不能流露出任何蛛絲馬跡，只能把深深的哀傷和思念，織成一幅無邊無際的深情綿邈的輕紗，籠罩在幾乎所有作品之上。於是，我們發現：之前，他的幾乎所有作品大都與婚姻愛情有這樣那樣的關聯;而此後的作品，卻壓根斷絕了這一在前期小說裡始終處於中心位置的主題[6]。

　　於是，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他寫了不少的現實主義作品，1933年更出版了《山雨》這樣的現實主義力作。《山雨》發表後，茅盾稱其為“目前文壇上應該引人注意的新作”，吳伯蕭則把《山雨》與《子夜》並論，稱1933年的文壇為“子夜山雨年”，“一寫農村的破產，一寫民族資產階級的敗落。”這變化，與離開了文化中心北京，使他有暇對自己以前的創作有了更冷靜的反思有關。對前期小說，他評價說：“實則是空洞，虛泛，只憑一點簡單的幻想與淺薄的文字點綴熱鬧而已。”[7]184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王統照很早就完成了《微光》的翻譯，卻最終沒有出版：這不僅因為葉芝思想玄虛、文筆朦朧，難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更因為譯者本人後來看到了葉芝的象徵難以深沉地寫出充滿血與淚的中國社會，而轉到現實主義的方向上去了。一方面，殘酷的現實擊碎了他的美夢，“苦痛像一把鐵鋏，把心靈鋏起來”;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在那個時候，由真切體驗生活中而寫出作品的是魯迅先生與葉聖陶兄”[7]184，從而堅定地把自己的創作轉到與他們一致的軌道上來。

　　這變化，更與俄蘇文學的影響有關。瞿秋白在《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中曾說：“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卻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羅斯布林什維克的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是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到影響。……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裡，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裡開闢出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潰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8]事實上確實如此，從魯迅開始，中國現代作家少有不受蘇俄文學影響的。王統照在回憶自己初期的文藝活動時說：“愛讀的是十九世紀俄國作家的作品。以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克羅連科與契訶夫的小說散文較多。”熱愛俄國文學，不僅僅是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更受作家的文學觀念和人生理想的制約。王統照早期強調愛與美，重視藝術性，但同時也十分看重文學的社會功利目的，甚至誇大地認為文學可以改造社會，扭轉乾坤。這使他不僅非常熱心地介紹俄蘇文學，還對俄蘇作家的高尚人格非常敬佩。他以響亮的歌喉讚頌高爾基是“怒號的雲海間”的“一隻海燕”，“一支筆造成巨塔矗立在人類中央”，他飽含深情的歌唱奧斯特洛夫斯基，說他是“暴風雨之所產生”，“百鍊鋼的化身”，“他能看清黑暗中的魔群”，“他是不盲的盲人!”如此親密、熱烈地精神交往，自然使王統照的思想性格、人生信念、文學興趣乃至創作方法，都受到了俄蘇文學的深刻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描寫下層人民苦難的聖手，剔挖人物靈魂的殘酷天才。王統照1933年的短篇小說《父子》寫“子殺父”的悲劇，其藝術格調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極為相似。《父子》不僅直接從《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提取了“子殺父”的神話原型，兩部小說的情節模式和人物特點之間也具有對應關係。

　　契訶夫被王統照稱為“一個極超越的藝術家”，其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天才的諷刺手法，都與王統照的審美情趣十分相投。在王統照的短篇小說中時時可見契訶夫的藝術折光。同樣作於1933年的《五十元》，敘述一位老實的農民被逼借債買槍加入聯莊會，但當土匪洗劫他的家園時，頭領卻見死不救，遭致家破人亡的下場：王統照用契訶夫式的反諷手法，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了“社會制度的黑暗，生活的悲慘。”20世紀30年代，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毀滅》和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被譯介到中國，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王統照對它們的結構方式很感興趣，並在創作中借鑑之。《春花》主要表現五四退潮時期青年學生的分化，同時描寫了四五個人物的行蹤和心理，以同學、同鄉、親友等關係交叉連線，以集合、送行、互訪、巧遇、通訊等方式巧妙穿插。這種若干主角平行發展的結構方式，打破了中國傳統小說注重故事的連貫性、完整性的結構方式，頗為獨到。

　　1921年底，《小說月報》刊出了《獵人筆記》中的《活骸》，在譯文之前的“譯者志”裡，王統照對屠格涅夫的作品讚不絕口：“他的敘述與描寫的本領，真有能引人入勝的方法!雖是很平常的事，一經他的手筆，便使人起最大量的同情，與興感。”屠格涅夫極擅長於描寫自然風景，日月星辰、天空白雲、晨光暮靄、雨露風霜等等自然現象以及大自然中的湖光山41齊向東，等：王統照創作流變的外國文學因素色、樹林原野、香花野草、禽獸蟲魚，在他的筆下無不顯得詩趣盎然，情味無窮。王統照對此有深刻的感悟，《山雨》的景物描寫對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有明顯的借鑑。《山雨》中對於帶有悲劇色彩的中國北方農村景物的描寫，使讀者很容易想到《獵人筆記》中對俄羅斯風光的感人至深的描寫，想到《樹林和草原》、《白淨草原》、《死》等等篇章中情景交融的風景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