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論文開題報告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的湧入,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面貌和走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篇一

　　《 高校外國文學教學方法探索 》

　　內容摘要：外國文學涉及大量紛繁複雜的文藝思潮、文學現象及作家作品，較之其它課程，教學難度相對更大。而傳統的文學教學大多依據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對學生進行課堂講授;這種教學模式以教材教師為中心，難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創造精神。本文從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兩方面進行探討，主張在調整課程內容體系的同時採用主體性研討式教學方法，以期為外國文學教學的探索提出有效建議。

　　關鍵詞：文學教學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主體性教學

　　外國文學課擔負著傳播引介民族文化，拓展學生視野，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由於它源於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具有異質文化性質，在精神心理、價值建構、審美追求等方面均顯示出與中國文學不同的特點，學生在理解上往往產生距離感、陌生感。同時，外國文學涉及的範圍廣，作品多，從古至今傳承下來的文學思潮和現象紛繁複雜，同一思潮在不同的國家的表現形式有很大的差別，即使在同一國家裡，不同的作品也同時存在相同點和獨特性。因此教學難度相對較大。

　　傳統的外國文學教學“一般依循文學史發展脈絡，做史選結合的綜合描述：內容上厚古薄今，詳遠略近”;方式上基本以教材教師為中心，進行課堂講授。這樣的教學內容和方式無疑難以實現培養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文學作品進行深層次、多向度的研究，建立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大視野的教學任務。因此，對傳統的外國文學教學的改革勢在必行。

　　一.調整教學內容體系

　　目前，大多文學教材採用“時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節選”的三段式套路，因其“史”和“編”的特點，長期以來在學術理念上形成了誤區：教材定位的非學術化，文學史知識的純客觀化，操作方式上的集體化。於是，教材忽視了文學自身規律和特性，重點不夠突出，缺乏創新性和學術價值。實踐證明，教學內容的選擇應反映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時代特性：

　　第一，從縱向上，根據“厚今薄古”的原則調整課程內容體系。整個西方文學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17-18世紀的古典主義和啟蒙文學，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以及20世紀中期出現的後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文學教材及教學內容往往側重於19世紀及以前的經典文學，對於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後的現代主義文學則無暇顧及或只是匆匆帶過。於是便形成了這樣的弊端：知識陳舊，即時性差，資訊獲取滯後於當代重要研究成果及前沿動態。因此，在教學中對課堂教學內容應做適當調整，“本著詳近略遠原則，把重點從古代移到現代”，尤其是20世紀後的現代主義文學，體現文明成果的發展和知識的更新轉換，使學生了解現當代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學思潮、批評方法。

　　第二，從橫向上，壓縮文學史教學，開展專題教學。在以往的文學教學中，我們多采用“古代、近代、現當代”的分段式教學模式。這種文學史教學內容涉及的範圍寬，作家作品多，文學現象紛繁複雜，面面俱到，給教學增加了不少困難，容易影響教學效果。此外，基礎課程佔用的時間過長，既不利於教師的科研探索和學生的自學研討，也影響課程體系的建設。所以，在保留外國文學史教學中必要的基礎知識的同時可對其大力壓縮，並推出一系列專題選修課，比如：英美文學經典、西方文學思潮、現代主義文學、西方小說敘事研究、西方詩歌藝術研究、西方悲劇藝術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專題研究、西方文化概論等。這樣改革，極大豐富了本學科的教學內容，使課程體系趨於完善，尤其是為我們的研討式教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更有利於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鑽研和思考，完成文學的創造性閱讀和闡釋。

　　第三，重視文學理論在教材中的作用。文學理論是用於詮釋文字的普遍理論，原是對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但反過來又影響和指導創作。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文學理論學派包括有：新批評、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學生掌握了不同的文學理論，便有可能採用多種文學批評方法從新的角度和層面對作品進行分析和闡釋。現代文學教育正是要形成多元化的闡釋格局，培養學生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閱讀。

　　總之，在編訂外國文學教材時，我們應堅持“以史為經，以論為緯，以作品研究為中心”的原則，編寫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具有大學特點的外國文學教材。

　　二.採用主體性研討式教學模式

　　大學的教學任務，不僅僅是為了替學生解惑答疑，更重要的是通過教學傳授給學生基本的學習和研究方法，培養學生獨立研究和實際工作的能力。為此，外國文學課堂應採用“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主體性教學模式，培養學生的創造性閱讀和闡釋能力。

　　第一，更新觀念，建立“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主體性教學模式。依據當代詩學闡釋學思想，“作品包括文字和讀者理解兩部分，那麼學生的閱讀和理解才是文字自身意義得以實現的唯一途徑”。所以文學教學應當徹底改變以往以老師講解為主的課堂教學模式，採用以學生為主體的研討式教學方式。

　　在主體性教學模式中，教師由原來的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學習的組織者、指導者。教師在學生主動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引導”主體的作用，使教學活動具有發展學生主體性的功能。為此，在教學中，我們應當堅持“精講、少講、不講”的原則，即重點、難點的地方精講;參考資料多的內容少講;簡單易解的部分不講，儘量把時間留給學生，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創造性。這一教學模式使學生從單一的專業知識學習中解脫出來，達到“一課多能”的教學目標。學生既能掌握專業知識，提高文學鑑賞、文學批評的能力，又能在思維方法、學習態度、表達技巧等方面得到綜合訓練。

　　第二，提倡獨立思考、大膽創新的“沙龍式”研討。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教學多采用單一的社會學歷史學批評方法，以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作為衡量作家成敗、作品優劣的重要標準。然而一部經典作品，無論在文化容量還是美學內涵上，都是博大精深的，因此我們應注重從文化、哲學、宗教、社會心理及科學等諸多方面進行探討，通過多角度、多層面、多方法的闡釋，構建多元化的闡釋格局。“在教學中將語言的輸入和文化的匯入”，就可以使學生體會和接受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生活方式、社會習俗、價值觀的空缺和不同，在沙龍式的研討中更好的實現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為此，我們應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大膽探索、勇於創造。對於一個問題的認識，不給標準答案;對於不同的觀點，也不作統一結論。學生依據不同的文學理論、批評方法和個人經驗可以讀出不同的意義。比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短篇小說《邱園記事》，有人說它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淡漠和隔膜;有人說它反映了一戰給人們帶來的悲觀和彷徨;也有人說它表現了人們對生死的不同看法;更有人分析了其中的生態主義思想。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研討模式容易營造自由活潑的課堂氣氛，培養學生活躍敏捷的主動思維。於是，學生在各抒己見中得出了不同而又深刻的個人感受，甚至不放過作品中的一個詞一句話，文中出現的一些細節場景***花、蝸牛、機器轟鳴等***，都作了細緻而深入的探討和推敲。

　　第三，論文寫作是課堂討論的結果。經過閱讀準備、教師引導、全員參與和互動的課堂討論，每一位學生對作家作品的把握都達到了比較全面的程度，能夠確定一個自己最感興趣的話題。在這種情況下，教師應該提倡學生深入探索、大膽創新，啟發和引導學生查詢資料，運用新的批評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層面對作家作品進行新的解讀。通過論文寫作，學生的綜合能力得到了鍛鍊，成就感和滿足感自然而來，學習的積極性也就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當然，這種主體性教學模式對老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具備淵博的專業知識，及時瞭解最新科研成果和學術動態，深諳教材的同時還要熟悉學生，在討論時才能夠做到有的放矢，有備而來。

　　三.結語

　　雅斯貝爾斯曾在《什麼是教育》一書中指出：“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尤其是老一代對年輕一代***，包括知識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範，並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並啟迪其自由天性。”我們教學改革的出發點和目的是為了培養和輸送社會所需要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合格人才，而教育所擔當的重任不僅要求學生掌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涵養豐富健全的人格，塑造完美高尚的靈魂，使人的潛能得到極大的挖掘和拓展，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的發展和張揚。由此可見，教是為了不教，著力於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創造精神，才能使學生終生受益。這便是我們的文學教學內容和方法改革的任務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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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

　　《 淺論外國文學中的文字理論 》

　　提要：文字理論在當代西方文論中具有重要影響。其代表人物克里斯特瓦借鑑本維尼斯特的話語理論和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提出“文字就是生產性”，這既是對結構主義文論的顛覆，也是對“文學性”問題的一種新的思考，推動了文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的轉變。

　　關鍵詞：話語 對話 文學性 互文字性

　　作為在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文論的影響下所產生的重要理論，文字理論影響甚巨，而論及文字理論時，自然會想到羅蘭•巴特、德里達等理論家。但是，當我們跟隨這些理論家在“從作品到文字”的轉換中盡情地享受文字所帶來的快樂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理解文字理論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朱利婭•克里斯特瓦。作為一位豐產的理論家，克里斯特瓦關注的領域甚廣，從符號學到文學理論，從女性主義理論到精神分析學說，均有不同程度的理論貢獻。而就文學理論而言，她借鑑新興的話語研究和符號學研究，為二十世紀文論“引入了新的景觀”，在推動文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的轉變時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即是對其“文字”理論的理論淵源、生成語境及基本內涵和存在的問題的分析和解讀。

　　一、從語言到話語

　　有學者將克里斯特瓦同其前人理論的差別歸結為三點：

　　1.致力於嚴格而複雜的學科間性的研究;2.將“文字”視為一個深受其他文字影響的動態過程，這些文字從前被認為是在文學作品邊界之外的;3.理論的自覺性，即，承認批評話語研究物件的意蘊。

　　很明顯，這裡所謂的“前人”主要是指結構主義者。進入20世紀之後，文學學科的獨立性、科學性成為文學研究的理論訴求。自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之後，力圖借鑑語言學並使之成為文學科學的理論研究模式是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以及結構主義等流派自覺的理論實踐。雅各布森的"文學性"理論，以語言學為理論基礎，以語言的詩性功能為旨歸，這一問題域奠定了其後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並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正規化。在結構主義文論這裡，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構成了它的理論前提和研究模式。比如，索緒爾所提出的“語言/言語”模式就構成了一種解釋框架，具體的文學作品位於“言語”層面，而文學理論則應處在“語言”層面，它研究的是文學的“語法規則”。結構主義文論家託多洛夫就明確指出，結構主義詩學的目標“不再是描述特定的文字，凸現特定文字的意義，而是要建立這一特定文字所產生的一般規則……因此這一科學不再關注現實的文學，而是可能的文學。換言之，它所關注的是構成文學現象的抽象特質：文學性。”也就是說，結構主義詩學的研究物件不是具體的文學作品，而是“文學”這一特殊話語的基本特性和抽象規則，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結構的一種具體體現。因此，在結構主義文論中，主體、歷史都已被剔除得乾乾淨淨，也就不可能有什麼意蘊存在，結構主義敘述學就是它的直接體現。這種研究固然使文學研究更為深入和細化，更具有科學性和專業性，但同時卻也使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日益封閉、狹隘，除了孤零零的結構，什麼都不指涉。而這在羅蘭•巴特、德里達等後結構主義者看來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又接受了索緒爾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間關係的任意性原則。這一原則賦予語言系統以獨立性和自足性，使語言從複雜的歷史、文化關聯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分析物件和系統。所以，如何才能超越結構主義那種思維模式和框架而又不損害到語言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呢?來自東歐的克里斯特瓦生逢其時。

　　本維尼斯特的話語理論認為，索緒爾所說的“語言/言語”中的“語言”，其自身並不存在，它只是規則系統和交流手段，而話語才是語言的具體運用，才是活生生的、真實的語言。因此，語言學應該研究的是具有生命力的話語，而不是抽象而又僵化的“語言”。顯然，這就不再承認索緒爾的“語言/言語”的區分，而是提出了“語言/話語”這樣一種新的區分，或者也可以說，這種研究實際上注重的不再是對語言的型別和層次的區分，不再關心規則和秩序的建立，而注重的是將研究深入到話語之內。話語不僅可以表示一種語言行為，也可以表示語言的結果，既包括語言的生產行為，也包括語言的策略、方式，以及語境等諸多要素，根據這種理解，語言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符號結構體系，而是被言說著的陳述主體以及各種意義所纏繞，“正是在語言之中並且通過語言，人類才將自我建構成為主體***subject***，因為在存在***being***的現實中，只有語言才能確立‘自我’***ego***的概念”，因之，語言是主體隱匿之所在，有關語言的見解只有基於真實的、言說著的話語才有意義。

　　如果說本維尼斯特從語言學的角度為超越結構主義思維模式提供了思想資源的話，那麼，巴赫金的超語言學和對話理論則適應了文論創新的需要。超語言學一方面針對的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另一方面針對的也是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它不是“在語言體系中研究語言，也不是在脫離開對話交際的‘篇章’中研究語言;它恰恰是在這種對話交際之中，亦即在語言的真實生命之中來研究語言。”語言不是一個僵死的事物，而是處於總在變化、運動著的對話交際的語境，是有生命力的語言，“我們所說的語言，不是抽象的語法範疇構成的體系，而是有思想內容的語言，是作為世界觀的語言，甚至是作為具體意見的語言;它在一切思想領域裡能保證達到起碼的相互瞭解。”這就是話語，是活生生的應用中的語言。巴赫金強調話語具有內在的對話性，“話語在同一語言範圍內與他人表述之間***這裡是話語本來就有的對話性***，在同一民族語範圍內與其他‘社會語言’之間，最後在同一文化、同一社會思想觀念範圍內與其他民族語言之間，都有著對話性。”超語言學強調話語的對話性，既批判了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又提出了一種對話主義。從這一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巴赫金為何會提出復調小說的理論。

　　無論是本威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還是巴赫金的“超語言學”，都強調話語的對話性。顯然，這種理解是對語言問題的一種新的理解。而“文學毫無疑問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領域，語言在其中被運作，被淨化，被改造”，換言之，文學已經成為話語運作的特殊方式和場所，而文字理論的提出正是這一思想自然地延伸。

　　二、文字及其生成

　　在本維尼斯特和巴赫金等的影響下，克里斯特瓦將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和結構主義詩學對“文學性”問題的理解轉換成了對“文字性”的理解。與結構主義那種抽象、靜態、一元的文學性不同，文字性著重強調的是一種內在的生命力，她說：

　　文字就是生產性，這意味著：首先，文字同其所處語言的關係是一種***破壞--建設性的***再分配關係，因此，最好通過邏輯範疇而不是語言學範疇對其進行研究;其次，它是文字之間的置換，是一種互文字性***intertextuality，也譯為“文字間性”――引者注***：在具體的文字空間中，取自其他文字的若干陳述彼此交匯、互相消解。

　　作為一種“方法論領域”，文字理論的提出也同剛剛興起的符號學研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正如克里斯特瓦自己所言：“既然社會實踐***經濟、習俗、藝術，等等***被視為一個‘象語言一樣有結構的’意指系統，那麼，任何實踐都可以作為同自然語言相關的次級模式而被科學地研究，它以這種語言為模式，轉而又成為一種模式或正規化。”[16]這種符號學研究將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等物件從具體的實踐中抽離出來，並將其作為符號體系而研究，文學是其中一種特別的符號學實踐。羅蘭•巴特強調過，符號學就是語言學的解體過程，因此，符號分析也就是符號消散的過程，顯然，這也就是克里斯特瓦所強調的文字對語言的再分配關係。所以，在克里斯特瓦看來，文學文字的這種生產過程就是意指過程，它是在“語言中***通過符號學和符號配置的異質性***所作的工作，是它使得一部文字顯示出言語交流和表述中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克里斯特瓦提出了“意指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的概念：我把意指實踐稱為符號體系的建立和抵消。建立符號體系要求社會結構內的言說主體的同一性，主體承認這一社會結構是同一性的基礎。抵消符號體系是通過使主體經歷煩亂、狐疑的過程而實現的;這間接地挑戰了先前已經獲得他認同的社會結構，因此，同時發生的就是社會中多次的斷裂、復興或者革命。

　　所以，不存在本質上的文學性，只有絕對的寫作實踐，寫作只是一種能指的蹤跡。文字就是語言的可能性的一種開放狀態，無論作家的創作還是讀者的閱讀，都是寫作。克里斯特瓦也認為，文學問題已經轉化成為寫作問題。她認為，新型的文學研究要面對的不再是結構主義的文學性問題，而是新的特殊主題，它需要靠超語言學、生物學、不可預測的社會交際、不確定的符碼等等來發現語言的規律，這些因素並不能依靠有限的邏輯演繹和理性判斷，而僅僅是言語主題自身的規律。“這一特殊主題--既不是沉思，也不是索緒爾的語言，而是文字，它或者破碎或者連貫，通過一種無法預知的必要性而獲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這一“主題”正好就是巴特在文學中要尋找的物件，它就是寫作。”

　　所以，在這裡克里斯特瓦將"文字"同"寫作"結合起來，文字就是寫作。每一個文字都鑲嵌在文字交匯的意義之網中，文字的寫作就是對語言的潛能的釋放。對她而言，這種新的寫作觀念是伴隨著莫里斯•布朗肖、馬拉美、卡夫卡、普魯斯特等現代作家的寫作而出現的，這種寫作放棄了對迷宮般的絕對精神的思辨以及對語言本質的思考。它綜合了虛構的、政治性的、新聞體的話語***也即是羅蘭•巴特在《零度寫作》中所倡導的“新聞體”的“零度寫作”***，還有新小說派以及“泰凱爾”派，同時還有社會主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和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和結構主義以及文學先鋒派的理論，因而呈現出一種雜糅狀態。

　　不難看出，這些問題體現的正是文字理論的悖論。文字論的提出，使原本被結構主義者視為只是一個語言結構的文學作品變得生意盎然。語言是有生命力的，文字的生產性就是對這種生命力的解放。它通過對語言的破壞、重建來重新分配語言內部的關係。文字走出了單一、封閉、狹隘的分析模式，以語言為工具，穿越了文字之間的廣闊空間，沒有什麼純粹的文字，文字就是意義生產本身，這打破了意義單一性的侷限，賦予文字以無限的意義。“文字就是生產性”不僅意味著對語言的解放，也意味著對文學的解放。

　　但是，我們仍然有理由提出這樣的疑問：文字理論真的超越了結構主義的思維模式了嗎?既然任何一部文字都有“互文字性”，任何文字都是其他文字的交匯空間，那麼，它的獨創性體現在哪裡呢?在這一無限互相指涉的網路之中，文字如何確立自身的身份和意義?“互文字性”是文字的開放還是消散?

　　與此同時，巴赫金曾經強調，話語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折射，每一個語言符號都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顯示存在，它還折射著另一個現實--意識形態的領域，所以巴赫金強調"符號的意義屬於整個意識形態。"但是，在克里斯特瓦這裡，文字內部話語的意識形態性這一問題事實上被擱置了。所以，文字的無限敞開，是文字內部之間的互相敞開，還是向社會和歷史敞開呢?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克里斯特瓦的答案並不盡如人意。

　　事實上，文字理論對社會、歷史因素採取了一種拒絕的態度，而這與結構主義文論也是一致的。如果說在巴赫金那裡，小說之中是多種聲音的對話，在話語內部反映了意識形態的話，那麼在文字理論中，無論是克里斯特瓦還是後來的羅蘭•巴特和德里達都沒有深入這一點。對他們而言，文字只是語言互相指涉的遊戲，是與所指沒有任何關係的能指的遊戲。所謂的“互文字性”也是文字與文字之間、文字內部各種聲音的對話。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看重的是“語言/言語”的模式，而文字理論則更看重“能指/所指”的模式。換一種說法，我們可以說，無論是社會文化歷史結構還是各種語言的所指，都是被納入到文字之中的符號意義上的存在，它們延異在文字的無限互相指涉之中，成為失去了所指的能指的遊戲。所以，羅蘭•巴特強調的“文字的快樂”以及德里達所說的“文字之外別無他物”，同克里斯特瓦的“文字即是生產性”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當只剩下絕對的寫作和互文字性時，文史哲體裁的界限消失了，作家、讀者的身份界限消失了，語言的可能性也就被耗盡了，而從純粹語言學的角度――無論是語言還是話語――來理解文學、理解文學性勢必會在耗盡語言可能性的同時也耗盡了文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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