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奧，D.
[拼音]：Zhongguo xiandai jianzhu yishu
[英文]：modern Chinese architeotonic
泛指中國19世紀中葉以來的建築藝術及其風格。
中西交匯風格多樣時期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發展遲緩而又長期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中國建築形式是以高度成熟的木構架體系為主體的多民族建築體系，具有獨特的、程式化的傳統風格。西方建築基本上沒有進入中國。除一些早期教堂、圓明園西洋樓和廣州十三夷館等少數西式建築外，中國建築一直處在與西方建築完全隔膜的狀態。鴉片戰爭後，隨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入，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成批西方建築傳入中國。近代建築型別和近代建築技術接踵在中國出現，產生了中國近代的新建築體系，形成中國近代建築發展中新舊建築體系並存，中西建築風格交匯及其相互滲透、融合的狀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中國建築轉向近代的程序十分曲折，發展狀態很不平衡，建築風格異常多樣。
1840～1949年這段時間，傳統的舊建築體系仍然佔據著數量上的優勢。在一百多年間，廣大的中小城鎮和農村，仍然依賴傳統的建築材料和營造方式，繼續沿襲木構架建築體系；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仍然延續著各自的民族傳統建築；宮殿、壇廟、陵墓、王府、衙署等傳統建築的主要型別，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終止了建造活動；盛行一時的建造大住宅、大祠堂的熱潮，出現了虛誇、繁縟的不良傾向，暴露出舊建築體系的衰落趨勢。會館、茶園、戲園、酒樓、澡堂、客棧等娛樂業、服務業建築和綢緞、百貨、商場、菜市場等商業建築，普遍突破了傳統的建築格局，擴大了人際活動空間，樹立起中西合璧的洋式店面，顯示出舊建築體系的脫胎變革和中西建築的交叉滲透，廣泛影響著城市商業街道的風格面貌。散佈在各地城鄉，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經濟實惠，靈巧活變的民居、園林和其他民間建築，則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特色，延續著舊體系建築的活力，構成中國近代城鄉建築民族風格的巨集觀背景。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相聯絡的新建築體系，是中國近代建築活動的新事物和發展主流。這些新體系建築，從風格面貌上明顯地分為兩大分支：即照搬、引用外來建築形式和沿用並探索中國民族形式。它們的演變過程，構成了中國近代新建築風格發展的基本脈絡。
外來建築形式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20～30年代，歐美各國建築經歷了由古典復興、浪漫主義經摺衷主義、新藝術運動向現代建築轉化的變革時期，這些建築風格都曾先後或交錯地呈現在中國近代新建築活動中。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多國佔領的租界城市，混雜著歐美各國當時流行的建築風格，城市面貌較紊雜。在青島、大連、哈爾濱等一國佔領的租借地城市，則呈現著經過統一規劃的、較單一的建築風格，城市面貌較協調。早期的外來建築，如外國領事館、洋行、銀行、飯店、俱樂部及外國建築師為清末新政、立憲和諮議活動所設計的總理衙門(迎賓館)、大理院、參謀本部、諮議局等，大多是西方古典式或殖民式的建築。散佈在各地的教堂，除少數採用中國式外，一般都沿用各教派的固有格式，多為哥特式、羅馬式、文藝復興式、俄羅斯式等。進入20世紀後，外來建築形式逐漸以折衷主義為主流，其主要表現是在不同型別建築中，分別採用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哥特、文藝復興、巴洛克等不同的式樣，或在同一建築上自由混合各種式樣。上海匯豐銀行大廈(1923)、江海關大廈(1925)等20年代興建的一批高樓大廈多數屬這個型別。同時期中國留學歐美回國的建築師所設計的建築，如清華大學禮堂、北京大陸銀行、天津鹽業銀行、南京東南大學圖書館等，也屬於折衷主義風格。20年代末到30年代，歐美各國進入現代建築活躍發展和迅速傳播時期，中國近代新建築也開始向現代建築的趨勢轉變。上海華懋飯店、沙遜大廈、都城飯店、北京清華大學化學館、瀋陽東北大學圖書館等反映了它的早期趨勢；上海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畢卡地公寓、天津中原公司等，反映了它的進一步發展；而上海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大連火車站和南京馥記大廈等，則已經是比較地道的現代建築了，不過這類建築活動不多。
民族建築形式
早在19世紀後半葉，已經出現了近代民族形式建築的雛形。最初有兩類：其一早期的新功能、舊形式建築，如上海早期江海關(1857)、上海江南製造局機械廠(1865)等，功能是近代的而沿用傳統的廟宇、衙署形式；其二早期的中國式教會建築，如上海浦東教堂(1878)、聖約翰學院(1894)和北京中華聖公會教堂（1907）等，按新功能設計平面而沿用當地建築形式。從20世紀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建築活動進入盛期，尤其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大約10年間裡達到高潮。形成這一潮流的主要背景是：
（1）五·四運動以來，民族意識高漲，“發揚我國建築固有之色彩”成為建築界和社會的普遍呼聲；
（2）國民政府推行中國本位文化政策，在當時制訂的《首都計劃》和《上海市中心區域規劃》中，對建築風格都指定採用中國固有形式；
（3）當時中國建築師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學院派的設計思想，很自然地把運用中國民族形式當作折衷主義的一種式樣來創作。一些外國建築師也投入了這一行列。於是，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建造的一批公共建築中，湧現出一幢幢不同式樣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築。這批建築從單體建築造型來說，主要有3類：
（1）復古式建築， 從整幢體量到細部裝飾全部模仿定型的古建築法式，如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樑思成顧問，徐敬直、李惠伯設計），仿遼代木構大殿；南京中山陵藏經樓（1937，盧樹森設計），仿清代喇嘛廟殿閣；北京燕京大學（1922～1930，美國人H.K.墨飛設計），校門仿清代府第門殿，方閣仿清代樓閣，水塔仿遼代密簷塔。這類完全復古的形式顯然要以損害功能和增加投資為代價，所以建造數量不多。
（2）古典式建築，總的形體服從新功能要求，突破古建築法式，但保持大屋頂等傳統的造型元件和較嚴格的古典構圖比例。著名的有南京中山陵(見中山陵建築群)，廣州中山紀念堂(1928，呂彥直設計)，原上海市政府、博物館、圖書館組群(1929～1934，董大酉設計)、北京圖書館、武漢大學組群等。古典式建造數量較多，是當時民族形式創作的主流；
（3）折衷式建築，是對古典式的進一步簡化，取消了大屋頂和油飾彩畫，只在新建築體量上適當設定一些經過簡化的古建築構件作為裝飾，起符號作用。北京交通銀行(1930，楊廷寶設計)、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1932，樑思成改建門面）是運用符號較多的例項；南京原外交部辦公樓（1933，趙深、 陳植、 童寯設計）、上海江灣體育館（1934，董大酉設計）是略為點綴少量符號的例項;上海中國銀行大廈（1936，公和洋行和陸謙受聯合設計）是高層建築運用民族形式符號手法的嘗試。這類建築較好地取得新功能、新技術、新造型與民族風格的統一，是當時民族形式創作探索的重要進展。
中國建築新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建築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大規模、有計劃的國民經濟建設，推動了建築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現代建築在數量上、規模上、型別上、地區分佈上、現代化水平上都突破近代時期的侷限，展現出嶄新的姿態。在政治路線、經濟建築、意識形態、建築方針政策、建築科學技術、傳統建築文化、外來建築文化、建築創作思想等一系列直接的、間接的因素制約下，中國現代建築風格大體上經歷了以下的演變過程：
50年代前期的復古主義
1953年，中國開始執行國民經濟建設的第 1個五年計劃。在全盤學習蘇聯的熱潮中，建築界接受了蘇聯當時的建築創作理論，把建築創作等同於一般文藝創作，把西方現代建築形式視為“沒落的世界主義”文化，把強調民族風格當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把“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提到建築創作方向的高度來貫徹，從而掀起了創造民族形式的熱潮。在北京陸續建造了友誼賓館、三里河辦公大樓、地安門宿舍、中央民族學院、亞澳學生療養院等建築。在其他城市也出現了重慶大會堂、杭州屏風山療養院、南京農學院教學樓、蘭州西北民族學院組群等建築。這些建築基本上沿襲著20～30年代的古典式手法，以區域性應用大屋頂為主要特徵。這種一刀切地普遍濫用大屋頂，形成新中國建築中一股被稱為復古主義的潮流。與此同時，也建造了一批不帶大屋頂的、以在古典構圖體量上採用傳統細部裝飾為特徵的民族形式建築，如北京首都劇場、建工部辦公樓等。這階段也出現了像北京和平賓館（1951，楊廷寶設計）、北京天文館（1954，張開濟設計）、廣州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大樓（1955，夏昌世設計）、北京電報大樓（1956，林樂義設計）等擺脫傳統形式束縛、格調質樸清新的出色作品。
國慶工程和中國社會主義建築新風格的出現
為迎接國慶10週年，北京建造了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中國美術館、北京火車站、全國農業展覽館等十大建築。建築界在批判復古主義之後，曾一度過分強調節約，幾乎完全忽略了建築藝術問題，建築創作思想沉悶，國慶工程設計激起了建築界對中國現代建築風格的新探尋。1959年5月在上海召開了住宅標準及建築藝術問題座談會，提出了“創造中國社會主義建築新風格”的口號，主張在學習古今中外建築上一切好東西的基礎上，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新風格、新形式，國慶工程正是這種新風格探尋的重大實踐。在這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文化意義、紀念意義和複雜功能要求的建築創作中，為新的大體量、大空間、新結構建築尋求民族風格作了多種形態的探索，設計手法有明顯進步，但基本上仍未超越近代古典式、折衷式的範圍，沒有擺脫中國和西方的古典構圖體量和裝飾元件的沿用、改造。這批建築對各地大型公共建築創作有較大影響，一度成為各地建築探尋新風格的樣板。
廣州風格的崛起
60年代前期，中國處在經濟調整時期，非生產性建設基本停止，建築創作活動冷落。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進入“設計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建築設計隊伍受到嚴重摧殘，廣州的建築工作者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少量建築活動，在冷寂的建築創作園地中，廣州的建築師在他們為出口商品貿易活動所設計的一批賓館、展覽館、劇院等建築中，在建築風格的探索上勇敢地邁出創新的步伐。廣州白雲賓館、礦泉別墅、友誼劇院等都以自然的、切合功能實際的平面安排，靈活通透的空間構成，明朗清新的造型格調，體現了現代建築的時代精神。他們創造性地在現代建築中有機地融合進具有傳統特色的庭院、園林，造就了富有現代氣息、又有濃郁民族意蘊的建築意境，形成著引人注目的廣州風格。廣州風格的崛起，突破了長期以來通過中西古典構圖體量和傳統裝飾元件來塑造民族形式的造型特徵的侷限，開始了以現代設計方法創造具有民族意蘊的建築空間環境的嘗試。同時，北京、杭州等地也出現了一些格調清新的建築，如北京國際俱樂部、北京友誼商店、杭州機場候機樓等，它們和廣州風格一起，標誌著中國現代建築風格發展的重要轉折。
多元風格──80年代的新趨向
進入80年代後，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建築事業逐漸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城鄉建設、特區建設、旅遊建設、高層建築建設等蓬勃開展。“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改革方針推進了建築現代化的程序。引進外資、引進外來材料裝置、引進國外設計、廣泛介紹國外建築理論等，進一步活躍了建築學術思想和建築創作活動。短短几年間，在建築風格上湧現了不少新事物。廣州白天鵝賓館以高低層結合的優美體型和濃郁的嶺南風味中庭，繼續推進著廣州風格；上海龍柏飯店以協調的環境、新穎的造型和地方特色的和諧融合，呈現出上海風格的新姿；北京長城飯店、西苑飯店、建國飯店、香山飯店以嶄新的現代格調或清新的鄉土氣息，突破了北京風格的原有模式；其他如南京金陵飯店、上海賓館、廣州中國大酒店、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中山縣中山溫泉賓館、重慶航站樓、武夷山莊等，也都呈現著多樣的形態和迥然不同的格調。這批建築在現代化水平和現代設計手法上展開了新的一頁，出現了新穎的建築形體和組群構成，運用了玻璃幕牆、齒形牆面、透光大廳、旋轉餐廳、景觀電梯等新的構成要素。在民族風格上，也從更廣泛的角度去認識傳統，從空間構成、序列組織、群體佈局、室內裝飾、庭園意匠等形式上，多側面、多層次、多方位地探尋求索，創造了一些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鄉土特色的建築形象和室內環境及庭園環境。標誌著中國建築思想開始擺脫狹隘的、封閉的單一模式，逐步趨向開放、相容，中國現代建築開始邁上多元風格的發展道路。可以預見，在不斷繁榮的建築創作活動中，必將寫出中國的多元建築風格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