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佐夫，В.С.

[拼音]：lishi xuepai

[英文]：historical school

西方民族學學派之一。亦稱“批評學派”(CriticalSchool）或“歷史批評學派”。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形成於美國，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因屬於這一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皆為美國學者，都出自博厄斯門下，故又稱“博厄斯學派”（“鮑亞士學派”）或“美國曆史學派”。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間，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

19世紀末，博厄斯從博物學轉向民族學時，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這兩派之間的學術爭論，實際上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之間的鬥爭。傳播學派是西方民族學界中湧現出來的第一個反進化論學派。他們借反進化學派之名來反對馬克思主義。而博厄斯對兩派學說皆不滿意，均持“批評”態度，故以“批評學派”見稱。然而，這一學派“批評”的重點是L.H.摩爾根和進化學派，特別是批評摩爾根的那些被K.馬克思和F.恩格斯所採納並加以發展了的觀點和原理。實際上，他們是以批評摩爾根的名義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學說，因為這些觀點和學說已經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存在。

這一學派之所以稱作“歷史學派”，其矛頭也是針對摩爾根的。他們以反歷史主義的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認為只有具體的東西才是歷史的，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東西才是可靠的；而任何抽象的和理論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他們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建立的理論體系過於武斷和穿鑿，是“思辯的方法”，完全不可取。R.H.羅維所著《原始社會》(1920)一書，就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

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在理論上有許多地方與傳播學派相似，同樣把文化看做是超社會的、存在於各族人民之外的、自我運動的獨立實體；同樣把文化的發展歸結為空間上的轉移和傳播;強調文化因素不但不受其他因素支配，反而支配其他因素;認為文化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傳播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圈”和“文化層”；歷史學派提出的概念是“文化區”和“文化叢”。兩者在形式上雖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則相去不運。

“文化區”(Culture area)這一概念，最早是博厄斯在博物館整理民族學資料時提出的。他的本意只是為了便於物質文化的分類。然而，民族學家C.威斯勒則把它發展成為一種代替具體民族研究的普遍原則。他認為可以將文化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特質”(Culturetrait)；若干文化特質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一個“文化叢”(culturecomplex)；而每個文化叢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從文化特質入手。因為每個文化特質都不是孤立的，例如食米的文化，必然具有一套栽培、收穫、儲存、烹飪等技術，以及財產權、法律、社會慣例、宗教禁忌等特質，互相結合便構成“米文化叢”。標準文化特質最多的地方，為文化區的中心；最少的地方，為文化區的外圍。中心區屬於獨創，外圍區屬於傳播。可見，其基本原理與傳播學派大同小異。西方一般還把歷史學派和傳播學派總稱為文化歷史學派。

不過，就歷史學派創始人博厄斯本人而論，還是一位比較進步的學者。他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曆史學派開始發生分化。40年代興起的“心理學派”，50年代形成的文化相對論思潮和“新進化學派”，都不能代表或承襲整個歷史學派的傳統。繼博厄斯之後，具有影響的人物有：A.L.克羅伯、羅維、A.A.哥登衛塞、威斯勒、M.J.赫斯科維茨、R.林頓、R.本尼迪克特、M.米德、L.A.懷特、J.H.斯圖爾德等等。 但他們的威望都沒有博厄斯那麼高。 目前，歷史學派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博厄斯個人的影響和他所培養的一批著名學者，以及這一學派所留下的著作和資料。

歷史學派的代表作有：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理》(1911)、《人類學和現代生活》(1928～1938)，克羅伯的《人類學》(1923)、《超有機論》，羅維的《原始社會》(1920)、《文化和民族學》，哥登衛塞的《早期文明》(1922)，威斯勒的《社會人類學導論》(19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