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體良，M.F.
[拼音]：Shijing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大約500年間的詩歌 305篇（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6篇“笙詩”，只存篇名）。《詩經》在先秦稱為《詩》，或舉其整數稱“詩三百”。到漢代，《詩》被朝廷正式奉為經典之一，才出現《詩經》的名稱，並沿用至今。
《詩經》的來源與編集
關於《詩經》編纂成集的過程，有種種說法。據秦漢時期一些典籍的記載，《詩經》作品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朝廷設有專門採集民間歌謠的官員，稱“行人”，他們四出採訪、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風俗、政治得失。采詩的工作由於得到各諸侯國的協助，所達到的地域相當廣闊，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來。二是周朝還有“獻詩”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種場合要給天子獻詩。《詩經》中的不少“雅”詩，就是這樣彙集到一起來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曾經過孔子的刪訂。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刪詩之說基本上不可信。《詩經》經多人長時期的收集整理，大約在公元前 6世紀中葉最後編定成書，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論語》中，孔子曾多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所看到的《詩》和現存《詩經》的篇目大體相同，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請觀周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也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那時孔子年僅 8歲。至於《論語·子罕》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話，這只是說明孔子整理校訂過舛誤的《詩經》樂曲。
《詩經》中的詩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三者結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儀禮》、《周禮》、《禮記》和《國語》裡，也分別提到《詩》可以用籥、管、簫等樂器演奏;魯國樂工也曾為季札演出過“風”、“雅”、“頌”各部分的詩。這些都說明《詩經》在古代與音樂、舞蹈有密切關係。只是經過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動，樂譜和舞姿失傳，只剩下歌詞，就成為現在所見到的一部詩集。
關於《詩經》的編排分類，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師》中說“大（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見《詩序》）裡，把“六詩”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併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於《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於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
《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於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檜、 曹、豳等15《國風》，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於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 4篇，“商頌” 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於西周後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於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於魯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長曆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尤其是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徵暴斂，攻伐兼併，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詩經·國風》中的許多詩篇就反映了這一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不滿、怨憤和反抗情緒。如《魏風》中的《伐檀》，寫一群伐木者邊勞動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領主們作了憤怒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碩鼠》更痛斥那些剝削者為大老鼠。《國風》中還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勞役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唐風·鴇羽》寫沒完沒了的“王事”迫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贍養父母。《魏風·陟岵》寫一行役者望鄉思家，回憶起父母兄長的囑咐，叫他自己當心，不要死在異鄉。《邶風·擊鼓》、《王風·揚之水》等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伴隨著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現離人思婦之作，士兵們厭戰思家，妻子們懷念徵人。這一類作品有《召南·殷其雷》、《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豳風·東山》等。《東山》寫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滿還鄉時心情。他想到家園可能已經荒廢，心裡感到悲哀，但是他仍執著地懷念家鄉，深沉感人。
在《國風》中以戀愛婚姻為題材的民歌數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現熱戀的歡樂，有的表現相思之苦，都顯示了古代人民單純開朗的性格和純潔質樸的心靈。如《衛風·木瓜》、《鄭風·蘀兮》，表現了青年男女兩無嫌猜、和諧歡樂的愛情；《鄭風》中的《狡童》和《褰裳》寫熱戀中的女子對情人的戲謔，顯得幽默而風趣。另外如《邶風·靜女》、《鄭風·溱洧》、《鄭風·風雨》、《王風·采葛》等，寫愛情中的各種表現和心理變化，都十分真摯動人。而象《邶風·穀風》、《鄘風·柏舟》、《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鄭風·遵大路》諸篇，或者反映了婦女被遺棄的悲慘命運，或者描寫了她們敢於爭取自由婚姻的鬥爭精神。其中的《氓》可稱為代表作。詩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棄婦，她訴說著自己當初如何鍾情於一位男子“氓”，婚後又如何勤勞賢惠，而那個“氓”卻不久就拋棄了她。詩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決絕。
勞動詩歌也是《國風》中重要的一類，象《周南·芣苢》，是婦女採集車前子時所唱的歌，詩篇以簡單的語言，簡單的韻律，唱出了勞動的歡樂情緒和熱烈氣氛。又如《魏風·十畝之間》，寫採桑者勞動將結束歸家時的高興心情。《豳風·七月》更是一篇內容豐富的農事詩，詩中不僅敘述了農奴們全年的辛勤勞動，而且還反映了他們忍受奴隸主經濟上的掠奪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國風》中還有些揭露、諷刺諸侯荒淫無恥的作品，如《邶風·新臺》、《鄘風·牆有茨》、《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等等。這些詩針對奴隸主貴族的醜行，作了尖銳辛辣的抨擊。衛宣公把兒子的新娘佔為己有，《新臺》篇裡就將他比作一隻癩蛤蟆。齊襄公淫其妹，《南山》篇裡就將他比作一隻雄狐狸。
在《雅》詩裡，有一部分是貴族祭祀用的樂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豐年的樂章，中間描繪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至於《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諸篇，則頌揚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功績，中間有一些神話傳說，曲折地反映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和《六月》寫周宣王時對狁的一些軍事活動。到了西周後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雖為貴族統治集團中人物，卻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盪的現實。代表作有《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蕩》等。
《小雅》裡也有少數民間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或寫飢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和《風》詩的風格完全一致。
《周頌》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用典重的詞章歌頌祖先的功德並祈求降福子孫。其中有幾首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可以從中瞭解西周初年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的重要史料。《魯頌》是魯國貴族用於宗廟的樂章。其中《泮水》、《宮》二篇是臣子對國君的歌頌，有許多誇張的描寫。它對漢大賦的形成，曾有影響。《商頌》是宋國貴族用於祭祀祖先商王的頌歌。如《玄鳥》、《長髮》、《殷武》等篇，描敘商民族在開國時期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成就大業，雖屬歌功頌德，卻頗有巨集偉氣象。
《詩經》的表現手法
《詩經》的表現手法，前人概括為賦、比、興。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這種解釋比較通行。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但象《七月》、《氓》、《溱洧》等優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賦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徵更加鮮明突出。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惡；《衛風·氓》中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興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興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絡。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風·燕燕》是一首送別詩，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比興手法的運用，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增加詩的韻味和形象感染力。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詩經》善於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情況在《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有的通篇重疊，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如《周南·芣苢》；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疊，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疊，重首重尾，如《周南·關雎》。重疊便於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迴旋反覆，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充分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疊字、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段，如“風雨悽悽，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其中的“悽悽”、“喈喈”、“蕭蕭”、“膠膠”都是疊字；雙聲如“參差”、“踟躕”等；疊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徵和屬性。《詩經》中修辭造句的方法，語言的技巧，對後代詩人有很大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永珍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這段話說明了《詩經》語言藝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詩經》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詩，比較整齊，這是詩歌發展過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間有一字句和九字句。這種長短不齊的句式，錯綜變化，靈活自由，讀來節奏自然。《詩經》中多種多樣的句型，可說是後代各種詩體發展的濫觴。
《詩經》的影響
《詩經》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廣泛流傳。當時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場合引用《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願望。這在《左傳》、《國語》中例子極多，當時叫做“賦詩言志”。孔子在《論語》裡也有“不學《詩》，無以言”的說法，並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後的儒家學派人物，都把《詩》當作教本，傳授不絕。經秦始皇焚書，《詩》由於學者的口頭傳誦，得以流傳下來，其中有少數散佚。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詩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定本的，屬今文經學；《毛詩》則屬古文經學。《魯詩》、《韓詩》，漢武帝時並設博士之官，傳授講解。《魯詩》到西晉時亡佚；《韓詩》至南宋以後亡佚，現僅存《韓詩外傳》 6卷。《齊詩》，漢景帝時設博士，到三國魏時亡佚。《毛詩》相傳出於孔子弟子子夏，漢初由魯人毛亨傳給毛萇，即所謂“毛傳”，在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到了東漢，《毛詩》逐漸盛行，章帝時立於學官，經學大師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都治《毛詩》，鄭玄併為之作“箋”，對毛傳頗有異同，通稱《毛詩傳箋》。魏晉以後，《毛詩》獨行於世。
《詩經》由於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廣泛而深刻地描寫現實、反映現實的精神，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代文學影響很大。中國古代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詩經》的薰陶。
《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漢文版《詩經》。從18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詩經》的譯本，為這些國家的人們所喜愛。
參考書目
孔穎達：《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北京，1980。
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