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體良,M.F.

[拼音]:Shijing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大約500年間的詩歌 305篇(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6篇“笙詩”,只存篇名)。《詩經》在先秦稱為《詩》,或舉其整數稱“詩三百”。到漢代,《詩》被朝廷正式奉為經典之一,才出現《詩經》的名稱,並沿用至今。

《詩經》的來源與編集

關於《詩經》編纂成集的過程,有種種說法。據秦漢時期一些典籍的記載,《詩經》作品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朝廷設有專門採集民間歌謠的官員,稱“行人”,他們四出採訪、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風俗、政治得失。采詩的工作由於得到各諸侯國的協助,所達到的地域相當廣闊,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來。二是周朝還有“獻詩”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種場合要給天子獻詩。《詩經》中的不少“雅”詩,就是這樣彙集到一起來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曾經過孔子的刪訂。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刪詩之說基本上不可信。《詩經》經多人長時期的收集整理,大約在公元前 6世紀中葉最後編定成書,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論語》中,孔子曾多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所看到的《詩》和現存《詩經》的篇目大體相同,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請觀周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也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那時孔子年僅 8歲。至於《論語·子罕》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話,這只是說明孔子整理校訂過舛誤的《詩經》樂曲。

《詩經》中的詩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三者結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儀禮》、《周禮》、《禮記》和《國語》裡,也分別提到《詩》可以用籥、管、簫等樂器演奏;魯國樂工也曾為季札演出過“風”、“雅”、“頌”各部分的詩。這些都說明《詩經》在古代與音樂、舞蹈有密切關係。只是經過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動,樂譜和舞姿失傳,只剩下歌詞,就成為現在所見到的一部詩集。

關於《詩經》的編排分類,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師》中說“大(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見《詩序》)裡,把“六詩”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併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於《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於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

《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於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檜、 曹、豳等15《國風》,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於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 4篇,“商頌” 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於西周後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於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於魯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長曆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尤其是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徵暴斂,攻伐兼併,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詩經·國風》中的許多詩篇就反映了這一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不滿、怨憤和反抗情緒。如《魏風》中的《伐檀》,寫一群伐木者邊勞動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領主們作了憤怒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碩鼠》更痛斥那些剝削者為大老鼠。《國風》中還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勞役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唐風·鴇羽》寫沒完沒了的“王事”迫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贍養父母。《魏風·陟岵》寫一行役者望鄉思家,回憶起父母兄長的囑咐,叫他自己當心,不要死在異鄉。《邶風·擊鼓》、《王風·揚之水》等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伴隨著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現離人思婦之作,士兵們厭戰思家,妻子們懷念徵人。這一類作品有《召南·殷其雷》、《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豳風·東山》等。《東山》寫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滿還鄉時心情。他想到家園可能已經荒廢,心裡感到悲哀,但是他仍執著地懷念家鄉,深沉感人。

在《國風》中以戀愛婚姻為題材的民歌數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現熱戀的歡樂,有的表現相思之苦,都顯示了古代人民單純開朗的性格和純潔質樸的心靈。如《衛風·木瓜》、《鄭風·蘀兮》,表現了青年男女兩無嫌猜、和諧歡樂的愛情;《鄭風》中的《狡童》和《褰裳》寫熱戀中的女子對情人的戲謔,顯得幽默而風趣。另外如《邶風·靜女》、《鄭風·溱洧》、《鄭風·風雨》、《王風·采葛》等,寫愛情中的各種表現和心理變化,都十分真摯動人。而象《邶風·穀風》、《鄘風·柏舟》、《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鄭風·遵大路》諸篇,或者反映了婦女被遺棄的悲慘命運,或者描寫了她們敢於爭取自由婚姻的鬥爭精神。其中的《氓》可稱為代表作。詩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棄婦,她訴說著自己當初如何鍾情於一位男子“氓”,婚後又如何勤勞賢惠,而那個“氓”卻不久就拋棄了她。詩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決絕。

勞動詩歌也是《國風》中重要的一類,象《周南·芣苢》,是婦女採集車前子時所唱的歌,詩篇以簡單的語言,簡單的韻律,唱出了勞動的歡樂情緒和熱烈氣氛。又如《魏風·十畝之間》,寫採桑者勞動將結束歸家時的高興心情。《豳風·七月》更是一篇內容豐富的農事詩,詩中不僅敘述了農奴們全年的辛勤勞動,而且還反映了他們忍受奴隸主經濟上的掠奪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國風》中還有些揭露、諷刺諸侯荒淫無恥的作品,如《邶風·新臺》、《鄘風·牆有茨》、《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等等。這些詩針對奴隸主貴族的醜行,作了尖銳辛辣的抨擊。衛宣公把兒子的新娘佔為己有,《新臺》篇裡就將他比作一隻癩蛤蟆。齊襄公淫其妹,《南山》篇裡就將他比作一隻雄狐狸。

在《雅》詩裡,有一部分是貴族祭祀用的樂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豐年的樂章,中間描繪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至於《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諸篇,則頌揚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功績,中間有一些神話傳說,曲折地反映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和《六月》寫周宣王時對狁的一些軍事活動。到了西周後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雖為貴族統治集團中人物,卻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盪的現實。代表作有《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蕩》等。

《小雅》裡也有少數民間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或寫飢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和《風》詩的風格完全一致。

《周頌》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用典重的詞章歌頌祖先的功德並祈求降福子孫。其中有幾首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可以從中瞭解西周初年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的重要史料。《魯頌》是魯國貴族用於宗廟的樂章。其中《泮水》、《宮》二篇是臣子對國君的歌頌,有許多誇張的描寫。它對漢大賦的形成,曾有影響。《商頌》是宋國貴族用於祭祀祖先商王的頌歌。如《玄鳥》、《長髮》、《殷武》等篇,描敘商民族在開國時期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成就大業,雖屬歌功頌德,卻頗有巨集偉氣象。

《詩經》的表現手法

《詩經》的表現手法,前人概括為賦、比、興。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這種解釋比較通行。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但象《七月》、《氓》、《溱洧》等優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賦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徵更加鮮明突出。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惡;《衛風·氓》中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興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興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絡。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風·燕燕》是一首送別詩,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比興手法的運用,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增加詩的韻味和形象感染力。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詩經》善於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情況在《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有的通篇重疊,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如《周南·芣苢》;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疊,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疊,重首重尾,如《周南·關雎》。重疊便於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迴旋反覆,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充分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疊字、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段,如“風雨悽悽,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其中的“悽悽”、“喈喈”、“蕭蕭”、“膠膠”都是疊字;雙聲如“參差”、“踟躕”等;疊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徵和屬性。《詩經》中修辭造句的方法,語言的技巧,對後代詩人有很大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永珍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這段話說明了《詩經》語言藝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詩經》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詩,比較整齊,這是詩歌發展過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間有一字句和九字句。這種長短不齊的句式,錯綜變化,靈活自由,讀來節奏自然。《詩經》中多種多樣的句型,可說是後代各種詩體發展的濫觴。

《詩經》的影響

《詩經》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廣泛流傳。當時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場合引用《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願望。這在《左傳》、《國語》中例子極多,當時叫做“賦詩言志”。孔子在《論語》裡也有“不學《詩》,無以言”的說法,並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後的儒家學派人物,都把《詩》當作教本,傳授不絕。經秦始皇焚書,《詩》由於學者的口頭傳誦,得以流傳下來,其中有少數散佚。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詩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定本的,屬今文經學;《毛詩》則屬古文經學。《魯詩》、《韓詩》,漢武帝時並設博士之官,傳授講解。《魯詩》到西晉時亡佚;《韓詩》至南宋以後亡佚,現僅存《韓詩外傳》 6卷。《齊詩》,漢景帝時設博士,到三國魏時亡佚。《毛詩》相傳出於孔子弟子子夏,漢初由魯人毛亨傳給毛萇,即所謂“毛傳”,在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到了東漢,《毛詩》逐漸盛行,章帝時立於學官,經學大師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都治《毛詩》,鄭玄併為之作“箋”,對毛傳頗有異同,通稱《毛詩傳箋》。魏晉以後,《毛詩》獨行於世。

《詩經》由於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廣泛而深刻地描寫現實、反映現實的精神,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代文學影響很大。中國古代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詩經》的薰陶。

《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漢文版《詩經》。從18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詩經》的譯本,為這些國家的人們所喜愛。

參考書目

孔穎達:《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北京,1980。

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3。

參考文章

《詩經》的由來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