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市場改革有哪些難題
導語：現在，計程車市場需要改革，可是怎麼改革呢?計程車改革的實際困難在於：如何讓各個利益方都能接受?如何讓多年積累起來的供需缺口。不會在一夜之間爆發從而造成市場反彈過猛.
隨著五月浙江義烏計程車改革的啟動，以及准入門檻的逐步降低，長期處於壟斷狀態的計程車市場蛋糕得以重新瓜分。對於剛剛攜資600萬元人民幣，下同闖進這個市場的原紡織公司老闆樓顯明而言，這注定是一個興奮與焦躁並存的夏季。“義烏的計程車長期供不應求，市場潛力很大，這顯而易見。”但他同時注意到，行業營收矛盾的顯化，以及政策上的不確切因素，也導致收入預期並不明朗。
在改革之前，和內地大部分城市相似，義烏計程車營運權歸屬複雜，涉及的多重轉包關係與利益矛盾是整個行業的頑疾，也是這一輪改革的首個破局點。輿論普遍認為，義烏的答卷在全國具有重要的樣本意義，而樓顯明等五家新出租車公司的老闆，正是這張考卷最重要的執筆人。
複雜產權模式矛盾暗藏
依照改革部署，義烏共計498輛個人計程車運營資格牌照將限期收回。同時，原牌照持有者可按照每0.49股的參股比例，成為五月份剛剛成立的五家計程車公司的股東，樓顯明的順凱公司即為其中之一。記者在走訪時觀察到，相當一部分股東對這一安排持抵制態度。
“問題在於這邊失去了牌照，那邊又拿不到錢。”股東張先生於2007年斥資近50萬元購得牌照，每年約有10萬元左右的承包收入。但現在牌照已被收回，公司卻遲遲不給出任何分紅方案。此外，這類股東每家公司100股共計49%的分配上限，也使他們的話語權完全受制於公司。“股東大會開過好幾次，但只是說些空話，我們沒有任何決定權”。
“股東確實有不滿情緒。”談及這個話題，樓顯明頗顯苦惱：“然而公司初期投入很高，第一年無法分紅，之後每年可能有幾萬元，對他們來說，收入肯定低了。”他坦言：“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壓力，目前全部開支都要自己墊資，因為很難讓這一類股東攤錢。”
顯然，這一場並不投緣的“指婚”政策痕跡明顯。“方案本身是合理合法的。”義烏市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的另一番話更加意味深長：“改革也預留了一定的過渡期，因為要充分考慮利益調整的複雜性，全力確保社會穩定。”
傳統利益格局仍難打破
據不完全統計，即使政府盡其所能進行說服工作，義烏仍有十餘名車主並未簽約。而數目更加龐大的自有車牌存量，在內地一線城市更是棘手的難題。在與義烏咫尺之隔的杭州，這類牌照有近2000個。“骨頭太大，幾乎啃不下來。”針對杭州將於七月底出臺的改革方案，長年輾轉兩地的義烏杭長運輸公司老闆裘榮林如是斷言。
“改革能否破局在於多方面利益調整與制衡，而這原本就是難以共贏的博弈。”裘榮林總結說。實際上，就在記者於義烏採訪期間，內地便有多起出租車罷運事件見諸媒體，核心訴求不外乎價格保護、牌照限發這類問題。不少從業者擔心，這將導致改革的“去行政化”頗需時日。
對樓顯明而言，即使身後站著100個“端著飯碗的小股東”，逼迫他破局求變、贏得市場，傳統利益格局依然是難以觸動的堅冰。在改革之前，計程車公司的利潤是建立在經營權絕對壟斷與承包費用固定化的基礎之上。記者調查得知，包括順凱在內的五家新公司，其管理與分配方案仍沿自舊有制度，這在最大限度維護既有市場格局的同時，也使司機“用腳投票”的可能性淪為空文，而後者原應是改革的本質用意所在。
“改來改去就是口號喊得響，司機的待遇沒有任何改善。”在義烏開了十年車的老司機金兆軍感嘆。他之前曾去順凱詢問新公司的管理方式，包括承租模式、工資制度與時下炙手可熱的專車業務等，但並未得到積極答覆。
“公司要發展，股東也要賺錢，而競爭遲早會形成。”按兵不動的樓顯明，內心卻並非外表那般淡定。
“現有改革方案是綱領性的，專車等問題未有明確觸及，因此不敢輕易動作。”他深思著說：“我們是一隻眼睛盯著市場，另一隻眼睛盯著政策。”
政府調控手段力求審慎
改革的門縫初啟，迅速引發業界討論熱潮。“義烏的改革設計存在一個順序性問題。”長期跟蹤研究出租車問題的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範柏乃指出：“倘若政府先行放開數量管控，徹底封閉牌照價格上漲空間，並加力推進專車合法化，那麼流散於市場的牌照將會大幅度跌價，屆時這一難題將自行消解，而行業其他問題亦同此理，優勝劣汰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天然法則。”
當然，這些舉措也有部分人持保守意見。一些學者認為，計程車市場帶有若干公共服務屬性，市場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的風險巨大，這必須納入政策考量範疇，而尺度的設定將十分考驗政府的執政智慧。
“總之，在這場全國範圍內均無經驗可循的領域裡，義烏的改革雖需時間檢驗，但已為業界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借鑑樣本。”範柏乃肯定地說。而與此同時，更多可行方案也已在媒體熱議之中，並受到諸多正在醞釀改革的城市的廣泛關注。專家普遍認為，這一輪市場融化壟斷堅冰的改革實踐，不僅將引導整個計程車行業的顛覆性變革，也將為更大範圍的市場突破提供參照，這也正是中國經濟活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