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飲食器具的進步

　　飲食是與人類生活最為貼近的一件事情。中國飲食文化在世界飲食文化發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中飲食器具是其物質文化的核心所在。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相關的知識，希望對大家有用。

　　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的行為，都是以“食”為前提的。在原始社會的初期階段，生產力低下決定了飲食生活的相對落後。據《禮記·禮運》載：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誠然，當時的遠古先民尚不懂獲取熟食之法，在經過長時間同自然界之間的互動適應之後，逐步認識到“火”對於飲食生活的作用與意義。隨著探索與實踐的深入，慢慢學會了將動物或者植物放入火中炙烤後再進食之法。除此之外，人們還學會了用適當的媒介物來獲得熟食，如石烙與石烹。顧名思義，石烙之法就是將半生食物放在石板之上，然後對石板進行加熱。比較而言，石烹也就是在土坑或者是容器內放入食物，後加入適量的水，通過反覆加熱石塊並將其反覆投入水中之法，以使土坑或容器內的水沸騰，而後將食物煮熟。雖然上述之法皆笨拙落後，但它表明人們在飲食生活方面已經比茹毛飲血階段有了跨步式的前進，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映射出那些孕育在飲食生活中的設計意識萌芽。

　　日本設計師原研哉曾提出：“如果設計是在理解的基礎上對世界的轉變，並形成我們的環境，那麼人類智慧的起始也許就是設計的起始。”此言顯然是在基於價值意識的源起之上而得出的結論。從原始先民對於生食與熟食的選擇之日起，媒介性物質就逐漸進入到了人們的視野中，石坑也好，容器也罷，無不是對空間“無”的獲取，從而達到“有”的實現。在這個過程中，既拓展了人的生物本能所未能達到的領域，又是人類智慧通過設計的形式“物化”的真實表達。

　　古代飲食器具突出禮儀功能

　　中國自古就有“民以食為天”的諺語，這佐證了食在人類社會發展程序中的重要地位。食物作為人類生存的第一條件，在人類社會的發展程序中起著很大的作用，而作為飲食必備的器皿，在研究飲食文化中的首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原始時期的飲食器具經歷了從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歷史程序，漸自由矇昧狀態轉向了利用黏土摻水塑制，在火中燒烤加固成型的陶質飲食器皿的大量使用，替代了用樹枝夾食，抑或是土坑煮食這種最初的進食模式，對泥土成型的認識以及相應燒製經驗的累積開闢了人類飲食生活的新紀元，陶器的出現使飲食的技藝與內容都發生了顯著變化，為人類生活提供了最為直接與便利的條件。從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出現了用於烹煮食物的陶鼎、甑、灶與盆等器具。以耐火程度而言，這些陶器也只能適用於烹煮植物類食品，還未能達到以高溫烹煮肉類食物的基本條件。正是由於原始炊具的出現，為了便利人們蒸煮食物時對水的需求，才逐漸有了諸如缽、盆、盂、尖底瓶、罐等一批用於盛食與盛水的容器。

　　進入上古三代，在人類擺脫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價值意識的萌芽在造物成型的過程中逐漸凸現出來，飲食器具在保留了原始社會陶質器皿的基礎上，首先在貴族階層開始盛行以青銅材質為主的飲食器具。伴隨青銅器皿的出現，所有的食物皆可使用炊具直接與火相交而進行烹製。與此同時，此般金屬器具的推廣與普及又逐步擴大了人們對食材與餚饌加工的工藝範圍與技藝方法，除一般的蒸與煮之外，人們還能熟練採用煎、炒以及炸等多元的烹飪加工技藝。此時青銅容器的造型***參見圖1***較為豐富而多樣，不僅滿足了盛食、盛水與酒的需要，更能實現社會各階層所反映的不同飲食層次與一定“禮儀性裝飾”的需要。至殷商時，隨著一種帶釉硬陶的出現，開啟了原始瓷器的濫觴，以此為基點也說明了人類飲食器具的材質選擇也在逐漸向著多元化的趨勢前行。與此同時，飲食器皿在禮制、葬俗、祭祀等社會功能中的地位日益凸顯，並在西周時期形成了一系列等級森嚴的禮儀制度。

　　古代飲食器具實用與審美相契合

　　至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絲毫未能切斷飲食器具的總體發展程序。鐵製工具的出現並大量應用於農業生產中，促使了農耕文明相較之前代有了跨越式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升的速度顯著加快。反映在飲食器具方面，雖然在對質地的選擇方面並沒有較大的變化，但社會生活的普遍需求卻逐漸加大，各個諸侯國都出現了不同設計風格的飲食器具。陶質飲食器具的使用畛域依然是中下階層的首要選擇，貴族階層仍然是以青銅器為大宗。此外，漆木器的數量也呈現出增多的趨勢。

　　秦代飲食器具***參見圖2***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的社會分離後，進入了寰宇周天、瞬然歸一的時代，三代以來所劃定的禮樂制度被秦人以法制的框架重新定義。曾一度作為禮制載體的飲食器具的社會功能也逐漸由祭祀鬼神的神祕禮器還原為以“用”為主旨且滿足人們生活禮俗需要的物質載體。由此，《呂氏春秋·仲夏紀·適音》篇曰：“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慾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禮義也。”

　　此時，作為炊具中的“鼎”漸失禮儀的單一含義，而成為以食器為載體的多種禮俗元素的綜合體，封國時期秦人慣用的鬲之造型在仿銅陶禮器的序列中已然不在，甚至作為盛食器的豆、簋、簠也已難尋印跡。這些作為祭祀與禮用青銅器的地位日漸多元的背後亦標誌著一個有嚴格等級禮儀制度的固有體系被新興價值意識所衝擊，至此重質而輕文的“軌量”***引申為致用利人的實用觀在造物設計中的體現***之說在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與器用等領域流行開來，正所謂：“百工鹹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不僅過分奇巧之物不適合當時的社會審美，就連帶有實用禮儀性的仿銅陶禮器中的某些種類也漸自退出了社會生活的器用舞臺，“實用”與“審美”相契合的致用之器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推崇，在工匠創造與詮釋的同時也為釉陶器、漆木器等飲食器具的出現埋下了歷史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