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忽必烈及其祖孫三代的宗教思想
論文關鍵詞：忽必烈；忙哥剌；阿難答；宗教思想
論文摘要：忽必烈以八思巴為國師，對八思巴執弟子禮，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影響了整個元朝；安西王忙哥刺也信仰藏傳佛教，受戒於國師叔父槊裡吉察揭兀的重臣商挺也來到安西王府，安西王、王妃、世予、公主等都以“師事之”，由商挺提出，安西王出巨資於崆峒山修建寶慶寺；第二代安西王阿難答的思想是多元的，既有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也有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忽必烈***1215-1294 ***，是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1232年，父親拖雷逝 世，喪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 熟。他從青年時代就喜歡聽別人講述前代帝王的 經歷和業績，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漢族地主 知識分子，如竇默、姚樞、劉秉忠、史天澤、董文用 等人。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為忽必烈灌輸了中 國傳統文化和思想，幫助他了解中原漢地各方面 的情況，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國家的 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於這個幕僚班子。同時， 在宗教文化選擇方面開始接觸藏傳佛教並形成自 己的宗教思想，對元代及元代以後的藏傳佛教文 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六盤山是成吉思汗攻滅西夏的前夜選定的行宮。1227年正月，蒙古大軍南渡黃河，接連攻佔積石、臨挑、河州、西寧之後，揮師進人寧夏南部固原。德順軍***今寧夏固原市隆德縣***是成吉思汗進人寧夏南部的第一站。閏五月，天已大熱，成吉思汗駐夏於六盤山。六盤山行宮的地位，從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後人駐軍六盤山並消夏的歷史格局，也奠定了後來安西王府的歷史地位。
蒙元攻滅南宋，經過窩闊臺、蒙哥、忽必烈時期的經略，先後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戰爭，前後歷時40餘年。蒙哥即位後發動了歷時7年的第二次蒙宋戰爭。忽必烈平定吐蕃、親征大理，是這次戰爭的第一階段。
因當時南宋沒有統一，進兵雲南的線路需取道於川藏地區。忽必烈率大軍南下，在六盤山行宮駐譁。這期間，他派人到涼州請藏傳佛教薩迎派的新教領袖八思巴到六盤山行宮會面，諮詢進兵雲南時路經藏區的相關事宜。從此開始，由於政治的需要，他們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後也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剛灌頂，包括他的王妃察必。忽必烈大軍進抵六盤山之後，請遠在涼州的八思巴到六盤山行宮議事的意義非常重大，顯然與徵大理國的用兵、線路和糧草供給有關。八思巴應邀隨闊端之子蒙哥都前來六盤山行宮與忽必烈會見，忽必烈向八思巴詢問有關藏族的歷史、宗教方面的問題，之後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區攤派兵差，徵集財物，八思巴以各種理由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絕了八思巴的請求。這樣，雙方心裡都不高興。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參謀和助手，忽必烈徵大理的過程中，她隨侍在軍中。此刻，當她看到這種尷尬局面時，馬上出來調合，並提出應將八思巴留下來繼續問法論道。
忽必烈召見八思巴，主要是為了軍事。在與忽必烈的接觸過程中，八思巴逐漸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進軍大理要通過藏族地區，需要仰仗藏傳佛教領袖幫助。當八思巴與忽必烈達成共識後，八思巴通過對西藏宗教知識的灌輸，對吐蕃、西夏藏傳佛教的影響以及對漢文典籍的瞭解和深入講解，對忽必烈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他從單純利用藏傳佛教轉變到在利用的同時也崇拜西藏佛教。當他們的關係更深一層的時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請求傳授薩迎派的喜金剛灌頂。“灌頂”，本來是印度古代的一種儀式，國王即位時取四大海之水灌於頭頂表示祝福，後來佛教密宗也採用這種儀式。八思巴給王妃察必傳授了結緣灌頂。之後，八思巴也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迎派的喜金剛灌頂，這一年忽必烈38歲。從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師，被封為國師。1254年，當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駐$}六盤山時，與八思巴應該還有過會面。
忽必烈的這些重大宗教活動，是在駐躥六盤山時期完成的。總體上，這些宗教活動與他進軍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外，從宗教意義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頂一事，對後來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對藏族地區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忽必烈以八思巴為上師，對八思巴執弟子之禮，可以說是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喇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濫筋，影響了整個元朝。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傳佛教思想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封地，駐兵六盤山”。同時，安西王府應運而生，並立王相府，以商挺為王相。安西王駐節六盤山，目的在於分制陝西、四川等地，任務和使命艱鉅，因為統一南宋的戰爭正在進行中。早在數年前，忽必烈在召見劉好禮時，劉就上言:“陝西地重，宜封皇子諸王以鎮之。創諸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忽必烈覺得說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確安西王分治陝西和四川，遂建立開城府。在王府格局上，“仍視上都，號為上路”。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為“秦王”，別賜金印。此時的安西王，實際上一藩二印，兩府並開。其府在長安者曰安西，在六盤者日開城，皆視為王府。《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於京兆***長安***，夏徙居六盤山，每年都是這麼走過來的。開城安西王府這種政治上、軍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歷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盤山有著非常重要的軍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盤山行宮成了他的駐躁之地。當時元朝政治中心仍在開平，之後才開始遷人大都。在此前，開平、六盤山、四川三點一線，安西王居六盤山統一指揮，實際上是中央派往陝西、四川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機構。安西王“一藩二印，兩府並開”，地位至尊，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他實際上是皇帝經營陝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安西王有權派遣官吏巡視和督戰，調解內部紛爭，可以奏報四川的戰況，還可以因特殊情況釋出特殊命令，稱之為“教”，以別於天子的“救”，同樣具有“聖旨”般的權威。可見安西王府當時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傳佛教，與他的父親忽必烈有直接關係。當藏傳佛教被忽必烈定為國教之後，藏傳佛教的信仰與推崇，就與元代的政治文化與統治策略緊密聯絡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請當時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師，接受漢文化。但從他的名字來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節看，他應該隨父母信奉了佛教。忽必烈阪依藏傳佛教，對忙哥刺影響很大。1275年八月，國師八思巴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寫《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廣、中、略三種樑若及華嚴經的說明》;第二年七月，又為忙哥刺寫《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這些都說明忙哥刺與藏傳佛教的關係。
安西王忙哥刺時期，正當他的父親、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執政時期。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傳佛教薩迎學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為“國師”，以藏傳佛教作為全國的宗教信仰而尊崇。在這個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樣受這種時代宗教文化的影響，對藏傳佛教十分推崇，就連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飯依了藏傳佛教。歷史遠去了，但當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肅平涼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遺蹟卻傳了下來。由《創修腔峋山寶慶寺記碑》***《峻恫山志》***，我們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離開大都前往王府時，作為統轄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親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樣非常重視藏傳佛教的信仰。據商挺撰寫的《創修嶺酮山寶慶寺記碑》看，離京時有國師的叔父架裡吉察揭兀相隨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隨，到六盤山下的安西王府從事藏傳佛教的宗教活動。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為安西王相。商挺何時飯依佛門，已沒有資料來說明，但從他撰寫的《創修峻蛔山寶慶寺記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經受戒於架裡吉察揭兀。商挺隨安西王忙哥刺來到六盤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職權外，還肩負著宗教傳播的任務。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誦，修作佛事。小心精進，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遜多禮，世子阿難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吶論普演怯力密失，鹹受戒於商，師事之為謹。商請居平涼之蝗恫山建設道場”囚。商挺虔誠信佛，誦經不懈，安西王與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師事之”。這與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樣的。道場，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處，後泛指僧家誦經行道的場所。腔蛔山，為天下第一道山，在這裡建寺禮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嶺炯山佛教文化發展過程中，架裡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寧夏宗教文化發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任用藏傳佛教學派領袖八思巴為國師，設立總制院，負責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和西藏地方事務，這是忽必烈創立的一種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親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樣要按照這種宗教體制來實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來到六盤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這樣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後，也要伴隨在王府，是一種雙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層人物都以商挺為師而在六盤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飯依宗教。
由商挺提議、安西王出巨資修建的寶慶寺，經過數年，於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個殿閣巨集偉，金壁燦爛。安西王和王妃親往平涼腔桐山寶慶寺上供拜祀，“周視規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陝西、四川、西夏等路釋教統攝，仍刻銀比三品界之。”此時的陝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轄的地域範圍，當時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歷史上權力最大、最為輝煌的時期。安西王將這些管理統轄宗教事務的人，授予三品銀印，彰顯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時期的特權。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這通碑記，記載了700多年前一樁鮮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們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盤山安西王府的影響。
安西王忙哥刺的兒子阿難答，繼承王位後卻飯依伊斯蘭教。而且他屬下的蒙古軍隊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蘭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孫，在數十年的經歷中，他們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樣的。研究他們三代人的宗教思想變化，對於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義和一定的參考價值。其實，也是一種宗教文化多元的體現。
論文摘要：忽必烈以八思巴為國師，對八思巴執弟子禮，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影響了整個元朝；安西王忙哥刺也信仰藏傳佛教，受戒於國師叔父槊裡吉察揭兀的重臣商挺也來到安西王府，安西王、王妃、世予、公主等都以“師事之”，由商挺提出，安西王出巨資於崆峒山修建寶慶寺；第二代安西王阿難答的思想是多元的，既有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也有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忽必烈***1215-1294 ***，是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1232年，父親拖雷逝 世，喪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 熟。他從青年時代就喜歡聽別人講述前代帝王的 經歷和業績，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漢族地主 知識分子，如竇默、姚樞、劉秉忠、史天澤、董文用 等人。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為忽必烈灌輸了中 國傳統文化和思想，幫助他了解中原漢地各方面 的情況，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國家的 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於這個幕僚班子。同時， 在宗教文化選擇方面開始接觸藏傳佛教並形成自 己的宗教思想，對元代及元代以後的藏傳佛教文 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六盤山是成吉思汗攻滅西夏的前夜選定的行宮。1227年正月，蒙古大軍南渡黃河，接連攻佔積石、臨挑、河州、西寧之後，揮師進人寧夏南部固原。德順軍***今寧夏固原市隆德縣***是成吉思汗進人寧夏南部的第一站。閏五月，天已大熱，成吉思汗駐夏於六盤山。六盤山行宮的地位，從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後人駐軍六盤山並消夏的歷史格局，也奠定了後來安西王府的歷史地位。
蒙元攻滅南宋，經過窩闊臺、蒙哥、忽必烈時期的經略，先後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戰爭，前後歷時40餘年。蒙哥即位後發動了歷時7年的第二次蒙宋戰爭。忽必烈平定吐蕃、親征大理，是這次戰爭的第一階段。
因當時南宋沒有統一，進兵雲南的線路需取道於川藏地區。忽必烈率大軍南下，在六盤山行宮駐譁。這期間，他派人到涼州請藏傳佛教薩迎派的新教領袖八思巴到六盤山行宮會面，諮詢進兵雲南時路經藏區的相關事宜。從此開始，由於政治的需要，他們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後也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剛灌頂，包括他的王妃察必。忽必烈大軍進抵六盤山之後，請遠在涼州的八思巴到六盤山行宮議事的意義非常重大，顯然與徵大理國的用兵、線路和糧草供給有關。八思巴應邀隨闊端之子蒙哥都前來六盤山行宮與忽必烈會見，忽必烈向八思巴詢問有關藏族的歷史、宗教方面的問題，之後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區攤派兵差，徵集財物，八思巴以各種理由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絕了八思巴的請求。這樣，雙方心裡都不高興。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參謀和助手，忽必烈徵大理的過程中，她隨侍在軍中。此刻，當她看到這種尷尬局面時，馬上出來調合，並提出應將八思巴留下來繼續問法論道。
忽必烈召見八思巴，主要是為了軍事。在與忽必烈的接觸過程中，八思巴逐漸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進軍大理要通過藏族地區，需要仰仗藏傳佛教領袖幫助。當八思巴與忽必烈達成共識後，八思巴通過對西藏宗教知識的灌輸，對吐蕃、西夏藏傳佛教的影響以及對漢文典籍的瞭解和深入講解，對忽必烈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他從單純利用藏傳佛教轉變到在利用的同時也崇拜西藏佛教。當他們的關係更深一層的時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請求傳授薩迎派的喜金剛灌頂。“灌頂”，本來是印度古代的一種儀式，國王即位時取四大海之水灌於頭頂表示祝福，後來佛教密宗也採用這種儀式。八思巴給王妃察必傳授了結緣灌頂。之後，八思巴也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迎派的喜金剛灌頂，這一年忽必烈38歲。從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師，被封為國師。1254年，當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駐$}六盤山時，與八思巴應該還有過會面。
忽必烈的這些重大宗教活動，是在駐躥六盤山時期完成的。總體上，這些宗教活動與他進軍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外，從宗教意義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頂一事，對後來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對藏族地區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忽必烈以八思巴為上師，對八思巴執弟子之禮，可以說是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喇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濫筋，影響了整個元朝。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傳佛教思想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為安西王，“賜京兆為封地，駐兵六盤山”。同時，安西王府應運而生，並立王相府，以商挺為王相。安西王駐節六盤山，目的在於分制陝西、四川等地，任務和使命艱鉅，因為統一南宋的戰爭正在進行中。早在數年前，忽必烈在召見劉好禮時，劉就上言:“陝西地重，宜封皇子諸王以鎮之。創諸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忽必烈覺得說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確安西王分治陝西和四川，遂建立開城府。在王府格局上，“仍視上都，號為上路”。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為“秦王”，別賜金印。此時的安西王，實際上一藩二印，兩府並開。其府在長安者曰安西，在六盤者日開城，皆視為王府。《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於京兆***長安***，夏徙居六盤山，每年都是這麼走過來的。開城安西王府這種政治上、軍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歷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盤山有著非常重要的軍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盤山行宮成了他的駐躁之地。當時元朝政治中心仍在開平，之後才開始遷人大都。在此前，開平、六盤山、四川三點一線，安西王居六盤山統一指揮，實際上是中央派往陝西、四川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機構。安西王“一藩二印，兩府並開”，地位至尊，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他實際上是皇帝經營陝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安西王有權派遣官吏巡視和督戰，調解內部紛爭，可以奏報四川的戰況，還可以因特殊情況釋出特殊命令，稱之為“教”，以別於天子的“救”，同樣具有“聖旨”般的權威。可見安西王府當時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傳佛教，與他的父親忽必烈有直接關係。當藏傳佛教被忽必烈定為國教之後，藏傳佛教的信仰與推崇，就與元代的政治文化與統治策略緊密聯絡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請當時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師，接受漢文化。但從他的名字來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節看，他應該隨父母信奉了佛教。忽必烈阪依藏傳佛教，對忙哥刺影響很大。1275年八月，國師八思巴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寫《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廣、中、略三種樑若及華嚴經的說明》;第二年七月，又為忙哥刺寫《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這些都說明忙哥刺與藏傳佛教的關係。
安西王忙哥刺時期，正當他的父親、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執政時期。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傳佛教薩迎學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為“國師”，以藏傳佛教作為全國的宗教信仰而尊崇。在這個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樣受這種時代宗教文化的影響，對藏傳佛教十分推崇，就連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飯依了藏傳佛教。歷史遠去了，但當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肅平涼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遺蹟卻傳了下來。由《創修腔峋山寶慶寺記碑》***《峻恫山志》***，我們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離開大都前往王府時，作為統轄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親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樣非常重視藏傳佛教的信仰。據商挺撰寫的《創修嶺酮山寶慶寺記碑》看，離京時有國師的叔父架裡吉察揭兀相隨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隨，到六盤山下的安西王府從事藏傳佛教的宗教活動。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為安西王相。商挺何時飯依佛門，已沒有資料來說明，但從他撰寫的《創修峻蛔山寶慶寺記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經受戒於架裡吉察揭兀。商挺隨安西王忙哥刺來到六盤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職權外，還肩負著宗教傳播的任務。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誦，修作佛事。小心精進，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遜多禮，世子阿難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吶論普演怯力密失，鹹受戒於商，師事之為謹。商請居平涼之蝗恫山建設道場”囚。商挺虔誠信佛，誦經不懈，安西王與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師事之”。這與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樣的。道場，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處，後泛指僧家誦經行道的場所。腔蛔山，為天下第一道山，在這裡建寺禮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嶺炯山佛教文化發展過程中，架裡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寧夏宗教文化發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任用藏傳佛教學派領袖八思巴為國師，設立總制院，負責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和西藏地方事務，這是忽必烈創立的一種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親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樣要按照這種宗教體制來實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來到六盤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這樣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後，也要伴隨在王府，是一種雙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層人物都以商挺為師而在六盤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飯依宗教。
由商挺提議、安西王出巨資修建的寶慶寺，經過數年，於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個殿閣巨集偉，金壁燦爛。安西王和王妃親往平涼腔桐山寶慶寺上供拜祀，“周視規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陝西、四川、西夏等路釋教統攝，仍刻銀比三品界之。”此時的陝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轄的地域範圍，當時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歷史上權力最大、最為輝煌的時期。安西王將這些管理統轄宗教事務的人，授予三品銀印，彰顯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時期的特權。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這通碑記，記載了700多年前一樁鮮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們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盤山安西王府的影響。
安西王忙哥刺的兒子阿難答，繼承王位後卻飯依伊斯蘭教。而且他屬下的蒙古軍隊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蘭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孫，在數十年的經歷中，他們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樣的。研究他們三代人的宗教思想變化，對於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義和一定的參考價值。其實，也是一種宗教文化多元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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