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

　　摘 要：政治哲學復興的學術意義在於重建哲學與現實的公共生活的關係，其現實意義則在於分析和應對全球化時代日益複雜嚴峻的社會政治問題。當代西方的政治哲學總體上仍然只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較量對決，而且有意捨棄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或使之邊緣化。實際上，作為具有自身歷史存在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不僅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及其社會文化的總體性問題，而且對非西方以及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義;對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強調的階級分析方法與立場及其人類解放論，仍然是當下時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題。

　　關鍵詞：政治哲學復興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羅爾斯《正義論》的面世，哲學的主要潮流迅速從語言分析哲學轉向政治哲學，而美國政治風向以及全球形勢的變化，又使得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走上前臺。由此，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兩大政治哲學的較量對決，佔據了當代哲學的中心舞臺;不同的哲學傳統或流派也致力於開發和闡釋自身的政治哲學資源及內涵，政治哲學漸成顯學乃至於“第一哲學”。不過，在當代政治哲學復興的背景下，人們發現，對於在近現代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要麼只是在學理上作單一的人本式解讀而歸屬於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要麼是作簡單的實證主義解讀並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體主義而歸屬於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要麼乾脆打發為種種激進而又過度的民間情緒而有意旁落。事實上，如果綜合地和歷史性地考察當代政治哲學的興起及其與這一歷史時代的本質關聯，不僅需要引入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而且需要強化這—傳統在當代的在場性意義。這同時也意味著，要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作出合理深切並富於時代意義的發揚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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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哲學從來都是關注政治的。基於理念界與生活世界之間敏感而又深刻的區分，哲學總是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政治哲學內涵。前蘇格拉底向蘇格拉底的轉變，乃是從自然領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領域的轉變。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人間，重要之處就在於他本人擺脫了早年那種不諳世事並且總是處於情緒化的心智狀態，從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問題。柏拉圖醉心於“理念”世界的建構，其實是為了解決一攬子紛擾繁雜的“意見”領域的事務——政治恰恰就是這樣一個領域。哲學家的理想總是隱含著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們注意到了傳統哲學對於政治生活的宰制。亞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達為：人是政治的動物。這裡，與其說是人的複雜性，不如說是政治的複雜性。近代哲學看起來是一個屬於純粹哲學的知識論時代，然而，恰恰是在這一時代，近代歐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們所熟悉的大多數近代知識論哲學家，如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洛克、萊布尼茨、休謨等，他們的知識論建構與其關於社會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構之間，其實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因而，把近代哲學家的認識論從其政治哲學中分離出來的做法，存在著嚴重問題。只有對近代知識論哲學家的政治哲學有了足夠的把握，我們才能看到他們關於知識可能的探索與建構的意義，否則就會矮化其知識論及其相應的哲學觀。比如，反思地看，法國唯物主義的哲學觀與其巨大的思想啟蒙價值，在人們的感覺中就相當地不對稱。法國唯物主義的直觀唯物主義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典型，是某種齊一性、還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維方式，而他們的啟蒙思想卻是導向歐洲近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對這一思想及其巨大歷史意義的解釋與承接，實際上超過了所謂直觀唯物主義。大體上說，從自然科學的合理性出發來解釋的法國唯物主義，還不能直接深達其社會政治生活層面，因而也難以深達其思想精髓。

　　當然，歐洲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與其政治哲學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區分。休謨問題的產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謂“應該”與其說是日常生活的問題，倒不如說是政治生活的問題。休謨的不可知論其實只是出於對常識生活的直觀而展開的對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們看到，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試圖以哲學理念來建構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敗了，至少，人們的日常生活不是單憑自然科學的知性方式就能夠建構起來的。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價值世界所規定的，而且主要說來還是被人們設定的應然的政治生活所規定。康德哲學問題的起點之一就是如何擺脫經驗主義，其歸宿與其說是人類學，倒不如說是歷史與政治哲學，是其歷史理性批判所解決的問題。“人是什麼”固然是最後一問，這一問通常被看成是經驗人類學問題，但對康德而言實際取決於人如何在歷史中呈現出來，這就是“普遍國家”的問題。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學的歸宿：人是什麼並不只是在倫理框架內可以解決的問題，而需要進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學框架內，這就是普遍國家及其歷史的可能性問題。與近代認識論哲學不同，德國古典哲學致力於在理性主義框架內鋪開政治哲學，但這樣一來，政治本身變成了抽象問題。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驗性的國家觀念，從而給人及市民社會提供一種普遍性的解釋，是黑格爾哲學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國家觀與政治觀。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學，一方面克服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觀念論視域，另一方面，正如後面所論，在西方政治哲學的框架內，正是當代政治哲學復興的近代契機。

　　談到政治哲學的復興，需要對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有一個評價。當代語言哲學的成就是需要承認的事實。在既定的哲學傳統中，有兩種主要的哲學正規化：存在論哲學與認識論哲學***意識哲學***。存在論乃是存在自我論證與闡釋的哲學，其論域尚具有一種原初的豐富性，並且從形式上看也還是封閉的***自戀型***。認識論則是主體物件化的結果，其核心是主體對於物件世界的認識圖式。它實際上意味著主體分裂出一種能夠反映物件世界的客體性，客體其實是主體分化的結果***分裂型***，但這種主體卻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體。在此，我們看到，認識論哲學實際上是存在論的進一步確證。但是，世界對於主體的差異以及世界本身的邊界，卻是傳統哲學無法把握的。認識論哲學所確立的，也只是無差別的主體性，對於世界的邊界，則是以一種知性的極限性替代了存在的無限性。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讓人們清楚地看到，問題的關鍵不是主體的認識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達世界的問題，即語言問題。因此，哲學的主題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識，而是語言。哲學研究也就是語言的分析與闡釋。從弗雷格、胡塞爾開始，特別在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以及羅素這些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那裡，人們清楚地看到了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人們通常認為，政治哲學的轉向乃是語言學轉向之後的事情。但是，在當代語言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並不存在某種學理上的斷裂。在這方面，我寧願相信這樣一種分析：與傳統哲學相比，當代哲學正在發生一場包括正規化、物件、內容以及方法在內的全方位轉化乃至轉變，這些變化的不同側面之間高度關聯並且互動疊加，因此，從當代哲學關注的諸多維度、課題及要素，都可以透視出當代哲學的整體變化。事實上，今日學術界渲染的諸多“轉向”，正是從不同角度透視整個當代哲學變革的結果，諸種“轉向”之間其實乃是“家族相似”。語言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同樣如此。語言的分析與闡述，並不只具有實證性的或語義上的意義，語言學轉向也並不只是為了語言學的問題，而在於提示人們關注人類、表達人與世界以及人與人之關聯的特殊存在方式。語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對語言的分析還是要服務於人的認識，服務於人的存在，把一種關於人與世界關係的抽象的和觀念性的表達方式轉換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有著一定符號依賴性的新的表達方式，即語言。問題的關鍵在於，找到語言只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語言本身是如何成其為語言的，即語言的用法問題。語用不同於語義，它所關涉的是語言與世界的具體關係，這一具體關係呈現的是語言與人之間的具體關係，更直接地說就是權力關係，是政治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哲學本身就包含著政治哲學***而政治哲學也延續了語言哲學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維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學的變化就說明了這一點。維氏早期的影象說，實際上是要求用物件性的語言替換傳統的形而上學，在政治哲學上的要求則是拒絕政治理念即政治烏托邦對具體政治結構的直接侵入。我們可以看到，早期語言哲學其實是服務於一種結構化的政治體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證人工語言完美無缺?就可以保證結構化的政治體系沒有任何問題?就可以相信政治結構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維特根斯坦對人工語言哲學相當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結構不會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但是，十多年以後，通過遊戲理論以及生活形式的發現，維特根斯坦全面推翻了人工語言論，而相信日常語言的存在更具決定性。這裡蘊涵的政治哲學意義就在於，維氏更願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複雜性，或者說相信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本身的複雜關聯。決定維特根斯坦哲學轉變的，是當時生活世界觀念的深入人心。而這一轉變又是與在胡塞爾晚期以及海德格爾那裡十分明確的對生活世界的高度關注與自覺分不開的。生活世界問題，更直接地是在一種哲學存在論的當代變革中呈現出來的。完全可以說，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是整個當代哲學生活世界轉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轉向仍然是在存在論變革的基礎上得到理解的。當代政治活動開始高度關注人類自身的生活方式，從制度形式上界劃不同的生活與文化型別。其實，分析哲學家們對語言的關注，正是要服從於某種新的政治哲學意圖——本質地說，他們都試圖對人類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區分。這在福柯的譜系學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後現代哲學家那裡已變得十分清楚。後現代哲人們已不滿意於在語言哲學這樣一面旗幟下冒險，而希望直接從權力關係討論語言。換言之，他們對語言的探討，其實是直接服從於他們對權力的探討的，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要求直接表達權力訴求。突破了語言哲學的殼，政治哲學終於冒出頭來。

　　政治哲學的興起的確是對語言哲學的反撥。當代語言哲學一度陷入過於煩瑣的邏輯分析及概念遊戲中，這種過於學院化的狀況顯然引起了眾多哲學家的不滿，特別是引起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傳統的哲學家的不滿。在這一背景下，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響。在倫理學領域內，羅爾斯實現了從摩爾的元倫理學或分析倫理學向規範倫理學的轉變***這也是人們認為從分析哲學向政治哲學轉向的一個理據***。哈貝馬斯甚至認為：“在最近的實踐哲學史上，羅爾斯的《正義論》標誌著一個軸心式的轉折點，因為他將長期受到壓制的道德問題重新恢復到嚴肅的哲學研究物件的地位。”政治哲學其實是啟蒙時代哲學家的強音，前後出現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論哲學家，如馬基雅維利、盧梭、孟德斯鳩、狄德羅、洛克等，而且總體說來是自由主義傳統。但此後，政治哲學的確相對沉寂。在德國古典哲學傳統中，政治以及道德問題完全從屬於哲學邏輯學，並且對這類問題的解釋通常是通過經濟學、社會學、法學以及心理學等實證學科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現象學與語言分析哲學的興起是要進一步在現代知識背景下延伸意識哲學，這就進一步約束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空間。20世紀70年代，政治哲學在美國的興起，的確與美國國內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有關。而隨著“冷戰”結束，世界體系重組以及全球化時代政治、文化和環境問題的高度複雜嚴峻，各種現代性問題不斷積累，不論是自由主義傳統還是保守主義傳統都顯得特別有市場。

　　自由主義傳統的近現代興衰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興起是關聯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