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對古代中國經濟的影響

　　茶在中國的歷史非常久遠。飲茶真正成為社會風氣，大約是始於盛唐之時。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一起來看看。

　　茶文化對古代中國經濟影響

　　《茶經》開篇第一句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葉大多產自南方，特別集中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福建和雲南等數省。飲茶習慣的興起，或許與中國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很大關係。正是這種地利風土原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

　　從唐到宋，是中國茶文化走向成熟和普及的關鍵時期。喝茶無疑是凡勃倫所說的“有閒階級”的產物，有閒階級在心理上與勞動階級不同，他們處處要顯示自己的優越地位;他們不僅要過著有閒的生活，而且要通過生活方式方面的“炫耀性消費”，來顯示自己的闊氣。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喝茶與佛教的興盛有一定關係，因此有“禪茶一味”之說。

　　因為財富與文化的極度繁榮，宋代的茶葉產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了唐代。唐代多把茶葉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後則燒開水後再注入茶葉，這樣一來，喝茶的程式被大大簡化。從“吃”茶到“泡”茶，說明了“人類與自然分野的步步深化”。至此，茶已經成為“舉國之飲”。

　　茶的出現，使喝水這件事從本能生活中獨立出來，變成一件重要的事情。甚至說，喝茶與解渴之間並沒有太大關係，喝茶本身已經成為精神的需求。“夫茶之為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甚至“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用茶待客也隨之成為一種風俗，“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

　　宋時商業興盛，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民間奢靡成風，特別是城市的興起，使茶樓和茶坊成為三教九流會聚之地。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載：

　　“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為業，但將此為由，多覓茶金耳。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祜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隱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齪茶。”

　　就地域而言，北方人飲茶遠不如南方人那麼普遍和講究;或許是運輸距離的緣故，南方人多喝綠茶，北方多喝紅茶。北方有些地區還要在茶中加入其他調料和佐料，如鹽、姜、奶等，蒙古的奶茶和西藏的酥油茶就是這樣。蘇轍就說：“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姜誇滿口。”茶葉在宋時甚至已經傳播到北方邊遠地區，比如當時的記載，“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為命”;“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疾於難得”;“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缺”;“寧可一日無油鹽，不可一日無茶”，等等。這裡的“蕃戎”是指西藏和北方的遼金。

　　當時“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以進”。金朝為了獲得南宋的茶葉，每年需費銀30餘萬兩;元光二年***1214年***，金宣宗以國蹙財竭為由，頒佈茶葉禁令，但仍然無法阻止人們飲茶。

　　茶葉不只是一種飲品，更重要的是一種“癮品”。茶葉中有含量較高的咖啡因、茶鹼等導致中樞興奮作用的生物鹼類化合物，這種化合物會使人產生幸福感和愉悅感;因為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暫，所以必須不斷地進行補償。戴維·考特萊特在《上癮五百年》一書中說：“癮品這類產品本質上就會促使消費者不斷掏出錢來，對作用短暫的癮品上癮的人更是如此”;此外，“癮品的吸引力不但在於能刺激腦內的獎勵機制，也在於社交方面的用處”。按照經濟學理論，“癮品”無疑是最“完美”最“理想”的商品。

　　以茶易馬

　　對古代中國來說，茶葉的興起，不僅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層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經濟變革，改寫了傳統政治格局。

　　漢代以來的“鹽鐵”官營制度，在唐宋之後很快便被“鹽茶”專賣所取代。作為中國獨有的物產，茶葉一躍成為國家戰略物資，茶葉不僅使朝廷得以羈縻邊遠落後民族，而且通過以茶易馬這種所謂“茶馬”貿易，朝廷得到了自古以來極其緊缺的馬匹。對於強調華夷之別的中原文明來說，“彼得茶而懷向順，我得馬而壯軍威”。

　　自唐宋以來，茶葉作為西北遊牧民族的必需品，完全依賴於中原地區供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央王朝因茶葉而掌握了“華夏邊緣”地區的命脈。據《明史·食貸志》記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洪武初年，明朝政府“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當時有“用"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之說。明朝政府為了壟斷茶馬貿易，在產茶區設定茶課司;同時，還建立茶葉的專賣制度，商人販茶，必須持有“茶引”或“茶由”，“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

　　洪武三十年***1398年***，安慶公主的駙馬歐陽倫以都尉之職，“數遣私人賜茶出境，所至騷擾，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朱元璋知道後大怒，將歐陽倫賜死，周保等盡皆伏誅。由此可見當時對茶葉管制之嚴厲。朱元璋曾說：“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著人坐收漁利，而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

　　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朝對茶葉的控制比之食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或許是因為內外之別，鹽專賣對內，茶專賣對外。對於販私茶者的懲罰確實比販私鹽要重得多，“私茶出境者斬”，即使邊境守將販私茶，也是死罪。早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當時朱元璋還剛起事不久，在制定鹽法之前，朱元璋就制定了茶法，規定“三十而稅一”。後來《大明律》進一步明確茶葉由國家專賣，商人須向官府交錢購買“茶引”，才許按照茶引販賣茶葉;如偽造茶引，本人處死，家產沒收;販賣無引茶葉者，懲罰同於販私鹽，犯者一般杖一百，徒三年。當時，不僅嚴禁茶葉自由買賣，還禁止民間囤積茶葉，“所蓄不得過一月用，多皆官賣。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

　　大明初興的洪武、永樂年間，茶馬貿易曾經盛極一時。“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同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惠，番馬茂盛，歲至萬餘之多”。明廷壟斷茶馬貿易以後，操縱茶馬比價，“將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

　　壟斷而無競爭的官營體制無法擺脫官僚的低效與腐化，一方面故意提高茶葉價格;另一方面大大壓低馬價。明太祖洪武年間，一匹上等馬最多換茶葉120斤;明萬曆年間，則定一匹上等馬換茶30篦，中等馬換茶20篦，下等馬換茶15篦。依靠茶馬剪刀差，明廷一度獲利頗豐。但這種不公平交易使茶馬貿易迅速衰落，造成大批茶葉壅積。洪熙元年***1425年***，官倉中的茶葉大量過剩，朝廷不得不將大批“積茶折官俸”。

　　宣德***1426年***以後，吏治日益腐敗，私茶盛行。“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興販私茶者處死，以故當時有蹈之者，間有一二私販者，包藏裹挾，不過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則狼顧鼠探，畏人訐捕。豈如今之販者，橫行恣肆，略不知憚，沿邊鎮店，積聚如丘，外境夷方，載行如蟻”。景泰***1450年***、成化***1465年***以後，官府對販私茶几乎已經無能為力，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無法禁止，只好選擇有條件地允許其合法化。

　　弘治十七年***1504年***，督理陝西馬政的楊一清給皇帝的奏疏中算了一筆賬：用1570兩銀子收購78820斤茶葉，可換得900多匹馬;如果直接買馬的話，至少需要7000多兩銀子。當時一斤茶葉的價格是0.02兩銀子，一匹馬的價格是7.78兩，每匹馬折成茶葉為389斤。而在這次交易中，每匹馬僅需87斤茶葉，折算成白銀為1.74兩，淨利6.04兩，利潤率達347%。

　　在楊一清等人的推動下，明廷開放“茶禁”，把傳統的茶葉官營改為“招商中茶”，“令陝西巡撫並布政司出榜招商，給引赴巡茶御史處掛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運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茶馬貿易正式從官營改為民營。也就是說，茶商一次可以販運30引***3000斤***的茶葉，其中1200斤交給官方，其餘可以自由販賣。茶馬貿易由此再度繁榮起來，在通往邊疆地區的交通線上，“商賈滿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

　　茶的苦難

　　茶葉是中國傳統商幫的特色商品之一。明清之際，陝商一直執西北茶葉買賣之牛耳;清乾隆時取消茶馬互市，陝商基本壟斷著四川邊茶;晉商主要將茶葉販往西域和俄羅斯;徽商依靠水運之便，主要經營華北和東北市場，清代北京的茶葉市場基本為徽商所壟斷。

　　茶葉本身是帶給人愉悅的美好東西，但茶葉的歷史卻充滿著無盡的痛苦和悲傷。在茶葉經濟的巨大利益面前，明廷自然也加大了對茶葉產區的壓榨和盤剝。明正德年間***1506年***，韓邦奇任浙江按察司僉事期間，看到鎮守太監王堂等人強徵富春江的漁產和富陽一帶的茶葉，寫了一首《富春謠》，表達這種憤怒：

　　富春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夫何不仁，此地一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