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類科技論文
自然科學其認識的物件是整個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發生的現象和過程的實質，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篇一
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基督教神學的影響
[摘 要] 近代自然科學與基督教的關係一直為學界爭論之活躍話題,而今大家由二者對立的爭執已達成二者融合的共識。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基督教在自身的發展中為之提供的必要因素和適宜條件,反過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也促使基督教不斷更新自己的觀念、思想,從而找到了自身存在之根由。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基督教神學也不斷尋求與近代自然科學的融合,由無所不包的正統神純粹為人們心靈的自由信仰。
[關鍵詞] 近代自然科學 基督教 影響
近代自然科學與基督教的關係一直為學界爭論之活躍話題,而今大家由二者對立的爭執已達成二者融合的共識。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基督教在自身的發展中為之提供的必要因素和適宜條件,反過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也促使基督教不斷更新自己的觀念、思想,從而找到了自身存在之根由。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基督教神學也不斷尋求與自然科學的融合,由無所不包的正統神學純粹為人們心靈的自由信仰。懷特海說,“宗教與科學是兩股影響人類最普遍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是它們以一種獨立的方式作用於人,更在於信仰與理智本身內在於人的生存結構中,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宗教與科學是從人的生存結構中、更進一步講是從人性當中湧流出來的。因此,它們統一於人。人是有機的統一體,是一個有機系統。系統的最大特點就在於組成它的各元素不是機械的拼湊,而是辯證地,有機的統一。我們可以得出,信仰***宗教***與理智***科學***統一於人不單指人的肉身中有信仰和理智,更主要的是指信仰中浸透著理智因素,理智中浸透著信仰因素。所以,宗教與科學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關聯的,我們不能只用誰正確或誰錯誤這種簡單的判斷來解決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也不必回到爭論它們到底是對立的,還是互不相關的這些老問題中。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也是最具體的、最有意義的任務,是分析基督教文化與近代自然科學是怎樣相互作用的。由於篇幅有限,本文主要探討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基督教神學的影響。
從傳統中開啟出來的自然科學迅速地發展起來。由於它採用了新的方式──以觀察實驗為基礎,以邏輯分析為靈魂。因此,它所得出的理論知識就與基督教中許多舊有的自然知識相矛盾,以致動搖了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教義、權威、以及道德、價值觀念和人們的行為模式。於是,代表正統觀念的教會自然會壓制與之相矛盾的科學理論,並把它們斥為異端。但由於近代自然科學在認知領域的合理性,它的有效性逐漸發揮出來,併為人們所接受和肯定,基督教不得不更新自己的觀念、思想。如果說16、17世紀以前,科學的每一進步都要尋求宗教的支援,那麼,16、17世紀以後的情況逐漸反過來,基督教的發展在不斷尋求與的融合,我們可以從基督教神學的變化中理解這一轉變。
17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科學理論是牛頓力學,這一領域的成功促進了機械論宇宙觀的形成,這與正統的神學觀點是不相符的。於是便出現了揚棄正統神學,企圖與牛頓的機械論宇宙觀相調解的自然神論。正統神學認為上帝創造了自然,而且創世後,上帝繼續在自然中行動。牛頓力學則表明這個世界被一個原初動力推動後就按力學規律執行,再無需別的意志力量。自然神論恰好在正統神學與牛頓力學之之間找到一個折中點,它認為是上帝創造世界和世界的規律,但這一創造過程一經完成後,上帝就不再幹預世界的執行。在自然神論中,一方面,上帝的創造意義被保留下來,它仍是一個具有主客二重性的上帝;另一方面,牛頓的科學理論也能在自然神論中合理地被解釋與運用,自然執行的規律正是牛頓的力學規律。於是在自然神論中正統神學與牛頓力學融合了。
隨著科學的深入發展,人們驚訝於探索自然中發現的自然的美與和諧,在自然神論中如同虛設的上帝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在神學上的要求。人們不禁思考:如此和諧,美麗的自然是否就是上帝的化身呢?從唯理論的角度切入這一問題就會進入到泛神論的視野。
“‘唯理論’一詞來自拉丁文理性,通常被理解為這樣一種觀點:所有真理的根源都在人的思想之中,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干預或感覺經驗的幫助。”它是理性過程自身,它只需要在純粹理性自身中就可以演繹出“理性的普遍原則”。笛卡爾根據“我思故我在”這個自明內在的觀念逐一演繹出心靈、形體、上帝三種實體。斯賓諾莎揚棄了前者的二元論思想,認為只有自因的、無限的、唯一的東西才能被稱為實體,而它就是神,就是自然。這樣,斯賓諾莎把上帝融進了自然,上帝成為無矛盾的宇宙的內在因,上帝與自然不再如自然神論中那樣對峙,上帝就是自然本身,我們探尋自然就是探尋上帝,宗教與科學只不過是追尋同一實體的兩種方式罷了。由此可以看出,泛神論是基督教與科學之間進一步調解的產物。在泛神論中,上帝的主體性已經被消解,上帝的創造功能降低為自然的自我組織與繁衍能力,它純粹地只是與自然一致的客體而已。
17、18世紀,物理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在物理學的帶動下,化學被推進,天文學已在揭示天體的起源,生理學也在摸索人體機構的祕密,地球表面知識已有很大程度的積累……,很多科學發現與理論在各個領域湧現出來,這些科學不只帶來認識上的意義,還帶來物質生活上的方便,它的效用與日俱僧。這一切促使人們懷疑基督教解釋世界的有效性,他們更傾向於接受客觀的、經驗的事實,傾向於認為事件的背後只有一自然的原因,也只需一自然的解釋。科學的發展向宗教提出了挑戰,從認識論上考查二者的關係已經被提上日程,在對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康德的思想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康德的整個思想體系就建立在對休謨懷疑論和盧梭的道德神學批判的綜合上。”休謨的認識論否定了理性在一切思想領域所抱有的自信,他認為知識來源於人的感覺印象,而關於上帝的觀念是人們既不能證實,又不能否認的。因此,“在缺失切實可靠的證據的情況下最好暫不對此類具有根本性的問題作出判斷”。康德贊同休謨的經驗主義方面,但他認為純粹從經驗主義的方面去否定宗教是無效的。“我今主張‘凡欲以如何純然思辨的方法在神學使用理性’之一切企圖,皆完全無效,就其性質而言,亦實空無實際,且理性在自然研究中使用之原理,決不引達任何神學。”康德批判傳統神學的荒謬在於把宗教建立在人的思辨理性之上,他主張宗教應建立在另外的基礎──道德的基礎上。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上帝存在之假設作為“至善可能性的必要條件,成為人們自覺向善的內在力量”。自然神論與泛神論在宗教與科學之間的調和是在共同的基礎上尋找不同的合理性理由,而康德則乾脆把二者放進不同領域,任何一方的缺失都會使矛盾消解,從這個意義上講,康德的調解更徹底。表面上看,康德限制宗教的同時也限制了科學,而其實是為科學的合理性提供了哲學上的辯護,是科學作為獨立的領域在理論上獲得合法權的標誌,而宗教卻被置於人的主體道德之下,成為“應當”得以現實化的必要假設。換而言之,上帝存在只是實踐理性的邏輯假定。道德神學把宗教與科學劃分開來,從此,科學的發展無需在宗教中尋找庇護,同時宗教的發展也不必擔心科學的理論會對之衝撞,因為知性科學不能去衡量超經驗領域的是非。宗教放棄了它在認知領域的權威與能力,開始轉向人的心靈,而在這一轉變中最傑出人物就是施萊爾馬赫。
施萊爾馬赫不滿抽象的理性神學,開始“求助於精神的別種方式或形態***如情感、信仰、想象等***以求得解決和滿足”。施氏認為宗教的本質在於人的感受,上帝與人在心靈中會聚,這是一種無限者與有限者的交融方式,整個靈魂都消融在對無限者與永恆者的感受中,這才是宗教之為宗教的根本。上帝不是我們畏懼的創造者、主宰者,也不是刻板的道德要求,而是活生生的個體體驗物件,對於每一個具有宗教情結的人都有切身的經驗與感受。宗教屬於個人的事情,屬於生命的體悟。施萊爾馬赫的觀點使宗教超越一切理性的證明和刻板的教義,使人們獲得了信仰的自由。這其實也是基督教要求發展,要求在科學的挑戰下尋求自己的空間而在神學上的反映。
有很多人認為,基督教在科學麵前不斷退卻,新教徒移動了宗教權威的位置,先是把權威從教會與《聖經》轉移到《聖經》方面,而後又把它轉移到個人的心靈裡,基督教逐漸由自變數變為因變數,這樣不斷放棄外壘,最後也必將從人的心靈中消亡。我們認為,分析一種思想觀念、事物是否會消亡不能只根據它的變化,而應該分析它存在的合理性依據。我們在第二部分曾提到,基督教在其發展中不斷吸納新思想、新事物,它的教義、神學思想等也隨著不同時代、不同地方而變化。變化可能是倒退,變化也可能朝著進步的方向;相反,只有僵死的教條,毫無寬容的執拗才是滅亡的原因。在強大的時代,基督教在不斷調整自身,各種神學思想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同時,它對一些科學理論,也在盡力尋找新的《聖經》闡釋方式和新神學思想與之相契。19、20世紀,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加令人難以想象,而基督教在這一時期不但沒有如有人預料的那樣迅速衰亡,相反,它在一些國家還有復興的趨勢。18世紀獨立出來的科學思想把自己的標準擴充套件到宗教的領域,現在看來,它是失敗的。在科學強盛的同時,基督教自身也在發展,它在解釋世界的方面削弱了,但卻在人的宗教感情方面加強了。基督教在歷史發展中,經歷了科學的衝擊而清除了雜質,變得更加純粹。這正如培裡所說:“宗教與科學兩者都是人類的制度,無論一個人是科學家或是神學家,它對這兩者都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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