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財政政策的論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調控巨集觀經濟的兩種最重要手段,為了保障巨集觀經濟平穩的執行,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適時、適當地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十分重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國內財政政策抉擇
面對國際經濟環境與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應有長期準備與長遠打算。讓政府有效發揮作用,讓各部門各單位有效發揮作用,讓市場有效發揮作用,這是此輪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所在。
美國的次貸“颶風”,引發了國際性金融危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面臨著複雜而嚴峻的形勢。對國內外經濟形勢作出判斷與預測,並在立足國內外實際的基礎上作出科學的財政政策決策,是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
一、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從國際角度看,當前的金融危機對各主要經濟體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衝擊。受其影響,世界經濟已開始告別“高增長、低通脹、貿易流量大幅增長”的黃金時期,經濟增長減速、就業壓力加大與貿易保護抬頭使世界各國步入“多事之秋”。美國第三季度GDP增長-0.3%,剔除貿易的貢獻,內需增長率是-1.43%,個人消費、房地產投資以及企業裝置投資等降幅都比較大。與美國相似,歐盟經濟前景堪憂,日本經濟也是內憂外患,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明顯放緩。俄羅斯12月最新公佈的資料顯示,全國正式登記的失業人數達130萬人,實際失業人數可能高達460萬人,而且拖欠工資現象也很嚴重。綜合來看,由於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以及世界經濟難以在短期內扭轉結構性失衡,全球經濟開始走向衰退,各主要經濟體的生存與發展空間被大為擠壓。客觀地講,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遠大於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任何一個開放的經濟體都不可能置身其外。
從國內角度看,由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已經成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於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製造業規模巨大但處於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等,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出口企業困難、製造業產能過剩致使經濟發展減速、失業率上升,加之近十年來形成的主要經濟增長點***樓市、車市***形勢也不容樂觀,迫切需要政府與市場積極主動應對,共克時艱。
一個經濟體如何以及何時走出危機或困境,取決於兩方面因素:一是化解危機的“藥方”是否“對症”,二是自身“機體”的綜合素質。應該說,與十年前相比,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國有銀行體系改革取得了歷史性進步,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等,為我們成功應對此次危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我國財政政策決策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
財政政策是政府巨集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決策時,應具備國際視野,又要立足於我國實際,兼顧近期與中長期的不同需要,充分發揮與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實現各項調控目標。簡言之,此輪積極財政政策決策至少需要考慮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1、美國何時能走出危機
金融危機對美國已不是新鮮事。從1857年至今,美國共經歷了32次危機,從土地泡沫到鐵路泡沫,從一個新興產業泡沫到另一個新興產業泡沫,一個泡沫破滅所帶來的創傷總能迅速地由另一個新泡沫的興起來修復,美國經濟從一個失衡走向另一個失衡,開創出一條“創造性毀滅”之路。儘管如此,我們還應看到,美國數十次金融危機縱向聯絡起來呈現出一個共同的趨勢,即經濟週期微波化,經濟週期波動變得越來越平緩。這主要是因為所得稅自動穩定器作用的加強、社會保障功能的發揮、就業結構的高階化、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經濟預測能力的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生產的全球化以及成熟的政府政策等因素,使得許多傳統的金融和經濟風險被淡化與減弱。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整體的資本化、金融化與反危機能力因金融危機而逐步得到增強。基於此,金融危機不可能一直惡化下去,但也很難走出“V”型反轉之路,最大的可能是“L”型曲線,底部時間的長短取決於美國尋找到下一個新“泡沫”的時間長短。從美國當前的現實狀況來看,房地產市場難以在短期內復甦,新能源、生物產業的鼎盛也尚需時日。這時,比較理性的選擇是“以時間換空間”,在趨於狹窄的發展空間中可能發生的國際博弈與全方位競爭勢必會愈演愈烈,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外部環境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外部競爭壓力也更趨強烈,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2、積極財政政策要有長遠打算
1998年2月,針對亞洲金融危機蔓延之勢,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直持續到2004年,我國經濟才開始進入新一輪的上升週期。7年間,除減稅、收入分配、非稅收入等政策調控以外,中央財政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安排國債專案資金8643億元,拉動銀行貸款和各方面配套資金等逾2萬億元。主要投向農林水利和生態建設、交通通訊、城市、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農網改造,以及教育、文化、衛生、旅遊等基礎設施建設,較好地兼顧了城鄉、區域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比較妥當地處理了短期困難與中長期發展之間的關係。當前,我們面臨的考驗比上一輪金融危機更嚴重,出口、消費與企業投資都受到明顯削弱,培育與發展除房地產和汽車市場之外的新的經濟增長點也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此輪積極財政政策究竟要實行多久,恐怕不是兩三年的事,我們要有長期“作戰”的準備。
3、我國財政的迴旋餘地有多大
當前,全社會都在熱議“4萬億元投資”之事,除此之外還有擴大消費與促進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無非是減收增支。處處要錢,錢從何來?財政收入畢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飯與穩定,其次才是建設與發展。從名義上看,我們仍具備一定的發展空間,財政風險也處於可控狀態之中,但從現實進一步深入考察,已存在的基層財政困難、多種變相的地方政府負債以及其他隱性的資金缺口等因素,縮小了我國財政的壓力承載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到底在哪裡?我們必須跳出常規思維,求變圖新。要點在於:一是將現有的財力用在刀刃上,務求取得實效;二是千方百計地撬動社會資本;三是大力挖掘潛在財源,壯大財政基礎;四是進一步完善財政體制與制度,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五是謹慎對待地方政府發債問題,絕對不能一哄而上。
4、全面準確地理解財政政策的內涵
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財政就是“收收支支”,這是一種非常狹隘的財政觀。實際上,財政是治國理政的基礎,“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現。各級政府各部門的決策都包含著財政要素,其行為舉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最終的財政績效。因此,我們應該樹立大理財觀,即政府財政管理每個機構與個人都有責任,而且要藉助法律與制度予以貫徹和落實,並基於此實現業務管理創新與財政的良性迴圈。如果不具備這一視野或理念,很可能帶來不可估量的困難或損失。
綜合上述四方面考慮,面對國際經濟環境與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應有長期準備與長遠打算,對於由此給財政帶來的壓力需要通過多種渠道予以化解。讓政府有效發揮作用,讓各部門各單位有效發揮作用,讓市場有效發揮作用,是此輪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三、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財政政策選擇
當前,經濟增長下滑的威脅正一步步逼近我國。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原因;既有國際影響,也有國內因素,是綜合因素疊加的結果。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從需求、供給、制度改革等多個角度入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協調配合其他調控政策,我們一定可以成功應對當前的考驗。
1、適時適度有針對性地擴大政府投資,對衝經濟“發動機”的減速美國早期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鑑
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的國度,政府極少直接干預某個行業的發展。但是,除教育和科技外,美國政府對交通建設一直情有獨鍾。1830年美國鐵路總長37公里,1840年增至4800公里,1860年增至4.8萬公里,超過世界上其他地區所有鐵路長度的總和。在鐵路建設中,雖以私營為主,但政府給予鐵路公司資金、土地、債券擔保、稅收優惠等大量支援和幫助。20世紀初,美國政府又幾乎完全承擔了修建各類公路的重擔。便利的交通工具與交通網路強化了地區間的經濟聯絡和合作,也促進了區域經濟專業化分工的進一步擴大。隨後,美國各地區起初較為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漸轉換為多元化的發展模式。我國具備後發優勢,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巨大的空間,在經濟“發動機”面臨減速的情況下,適時適度有針對性地擴大政府投資,完善關鍵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很明智的選擇。
2、下大決心改善投資環境,撬動社會資本投資、激發市場活力
拉動經濟增長,僅靠政府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撬動社會資本、帶動銀行貸款、激發市場活力。在當前困難時期,社會資本缺乏信心,銀行貸款畏懼風險,市場活力縮藏起來。通過財政貼息等手段雖然也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專案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資環境的易生長性。私人投資者在市場中選擇專案面臨的風險很多,部分是個人的,還有部分是準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個人的投資風險,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完善相關政策法規,放寬社會資本投資限制,規範相關稅費管理,簡化行政管控,改善與強化政府服務,優化投資環境,從根本上吸引與撬動社會資本投資,激發起更大的市場活力。
3、實施促進產業升級、自主創新與延長產業鏈條的財稅政策,培育與壯大民族工業和關鍵技術行業
通過結構性的財稅政策,引導國內重要行業企業加快裝置更新、技術升級與產業鏈延長,培育與壯大民族工業。通過增加科研投入,實現重大科學技術與關鍵機器裝置的自主研發,重視並推動我國農業、糧食、生物等關鍵行業的研發與生產。除在全國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外,還要鼓勵企業加大職工技術培訓投入,允許更多的職工培訓費在稅前成本列支;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對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環保技術等研發加大優惠力度;鼓勵與獎勵國內企業不斷延長產業鏈條,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與控制力;將文化創意產業等服務業中的研發投入,納入允許抵扣的範圍內,鼓勵現代服務業升級;細化出口產品的稅則分項,根據不同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給予不同的出口退稅率,支援出口結構升級。
4、樹立科學的消費觀,正確引導與促進國內消費
此次源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告訴我們,要樹立科學的消費觀,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必須建立在現實的購買力基礎之上,虛擬的購買力必然催生出虛假的繁榮,最終會適得其反。從促進消費角度看,應提高企業職工勞務報酬的稅前列支標準,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所得,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公共醫療、教育的財政支出,推動與擴大國內消費;繼續降低房地產市場虛高價格、降低部分交易環節稅收,促進住宅消費回升;調整相關稅費政策,鼓勵經濟型、小排量汽車消費;積極倡導旅遊、文化、體育等服務性消費;等等。
5、穩妥有序地轉換出口結構及外向型發展戰略
在外貿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國際市場有需求,且出口有利可圖,企業就具有擴大出口的動力,因此出口結構的優化調整不是政府單方面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的,需要堅持以企業和市場為出口結構調整的主體,政府可藉助“市場倒逼”機制,給企業和市場適當加以引導,使政策引力和市場壓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群體性經營困難與大面積失業的情況下,很有可能危及社會穩定和長期的經濟發展,政府有責任予以干預與救助。
6、堅持公共資源公益化,反對泛市場化
我國的房地產物業稅尚未開徵,很多資源以市場化的形式運營管理,沒有被市場化的資源行業的社會分紅比重不高,壟斷性的公共服務所固有的潛在財政性收入在大量流失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財政的實力,也使得社會不和諧因素逐漸累加。總之,我們應堅持公共資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潛在財源,為解決民生問題提供物資基礎,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益化。
7、高度重視與有效發揮糧食、石油等重要物資的儲備功能,積極應對國際博弈
美國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權,主要依賴於四大支柱:軍事與科技實力;美元本位制;對全球資源的控制;農業和糧食戰略。近現代以來,圍繞著石油、糧食等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與儲備,國家之間上演著錯綜複雜的國際博弈。我國應不斷增強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能力,掌控相關商品定價權,以防受制於人;應深入研究國際博弈背後的客觀規律,為我所用,並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起伏開展不同型別的交易,穩定與增加糧食等重要物資的戰略儲備,嚴控進口型通貨膨脹的輸入,為改善政府巨集觀調控奠定良好的基礎。
8、在財政領域實現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的有機融合,建立以公平、均富為導向的利民強國的財政體制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財與勢不能號令一切。發揮財與勢的最大效應,關鍵在於建立一種公平、均富的體制,由此釀成的民眾心態必然是和諧、平穩的,在富貴面前不驕縱奢侈而能自享其樂,在貧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處之。這種“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難以用經濟資料來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機到來之時,能夠保持經濟和社會基本面的穩定,而不致被沖垮。事實上,這種美德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可以與市場經濟並行不悖,既實現經濟興盛,又實現文化繁榮,既會生產,又懂生活,能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範文二：國內財政政策的轉變問題
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巨集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財政學理論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類。中性的財政政策是指財政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財政的收支既不會產生擴張效應，也不會產生緊縮效應。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自2005年開始我國將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為何轉型以及如何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已經成為當前及今後廣大財政理論及實際工作者需要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適度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目標。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中國出現了外部影響的不確定性增加，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等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採取的一種階段性或反週期性的適度擴張政策。從本質上講，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以國債和支出兩大政策工具的運用為主。
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尤其是外貿方面受到的衝擊更為明顯。外貿增長幅度明顯放慢，並於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極大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基本條件。
二是中國經濟處於週期性低谷階段，經濟增長明顯趨緩，並出現通貨緊縮跡象。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均下降，通貨緊縮顯現。
三是買方市場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國出現了全域性性的“買方市場”，絕大多數產品供給能力大量閒置，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四是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儘管貨幣政策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放鬆銀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銀行先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並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等，但貨幣政策沒有產生足夠明顯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間和餘地已經相對狹小。
在上述背景下，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我國自1998年開始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實行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於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拉動經濟增長***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刺激投資需求、增加出口、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二、積極財政政策轉型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看，擴張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常是一種短期的臨時性反經濟週期手段，長期實施則有可能導致財政風險增加並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巨集觀經濟、刺激經濟增長過程中，都會遇到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和轉型問題。
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擴大政府投資使總供求均衡維持在接近充分就業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資轉化的收入效應改變居民消費預期、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增強民間投資意願，最終使市場機制恢復自主執行能力，經濟增長恢復內在的秩序。這也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為一項反週期調節的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始終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恢復經濟自主增長方面產生明顯的效果，投資需求越來越依賴政府，對居民消費拉動弱，而政府消費率卻節節上升。
特別是近兩年來，我國經濟執行已進入新一輪快速、穩定增長期，民間投資能力迅速擴大、外部經濟環境改善。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堅持“五個統籌”、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已經箭在弦上，作為巨集觀經濟重要調控手段的財政政策本身為適應這種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也在情理之中。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並不意味著財政將從建設投資領域全盤推出，而是賦予其更多、更重的巨集觀調控戰略職能。實際上是要將短期策略性財政政策逐步轉向中長期的戰略性財政政策，或是要將積極財政政策逐步轉向均衡財政、協調財政或者中性財政，它是包括財政調控目標方向、調控手段組合、調控方式方法的適時、適度轉換在內的一個系統工程。
從當前的突出問題來看，隨著民間的以及地方政府驅動的投資明顯趨於活躍和旺盛，我國投資總量的增幅過大，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偏快，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取代通貨緊縮而成為經濟執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畢竟是巨集觀“反週期”操作適用於經濟低迷階段的政策型別，當通貨膨脹逐漸成為影響巨集觀經濟發展的壓力時，繼續實施這一政策，將形成逆向調節並加大經濟健康執行的風險和阻力。因此必須實施財政政策的轉型。
1、財政政策轉型有利於逐步化解累積的財政風險
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7年來，期間僅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就達到9100億元之巨，財政赤字率從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國債餘額已經超過26000億元，債務負擔率已經從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約20%，累積的財政風險愈益加大。若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排除爆發財政危機的可能性。
2、財政政策轉型有利於抑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壓力
2003年下半年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投資增長過快對原材料及交通、煤、電、油、運等方面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連續多年減產，糧價逐步攀升，帶動了居民消費品價格的明顯上升，此外由國債投資及其配套貸款所引發的貨幣貸款增長過猛所形成的通脹壓力增大。因此通過國債投資的適度調整，減少對生產專案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引導銀行相應地減少對城市建設和房地產業等的貸款規模，從而抑制對生產資料及投資品的市場需求，併為減少貨幣供應量和抑制通脹提供寬鬆條件。
3、財政轉型有利於市場經濟完善和科學發展觀的實施
完善市場經濟要求更多地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來發展經濟而不是行政計劃方法。國債資金投資是政府投資，由國家集中發行，過多的資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資源配置中的計劃、行政色彩，妨礙了市場化改革程序，淡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長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將會抑制微觀經濟活力的發揮，偏離市場化改革方向。因此國債適當淡出並減少生產投資，增加對社會公共事業的支援，將有利於促進投資的合理性和市場機制的建立，有利於擴大消費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
4、財政政策轉型有利於克服“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是指由於政府擴大赤字、增發國債而引起對民間部門資金供應的減少，從而減少民間投資的現象。當前一些領域制定的入市門檻對民間資本來說還是很高，同時民間投資的融資渠道不暢，在社會可利用資本資源一定的情況下，過多的發行國債意味著政府支配使用的資源增加，而民間部門支配使用的資源減少，投資能力減弱，不利於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形成。
在上述情況下，中央提出2005年開始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是符合我國現階段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巨集觀調控的客觀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學的相機抉擇。
三、如何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
穩健的財政政策意味著通過適當控制和減少財政赤字與國債規模、優化國債支出方向、適當增加社會公共開支，達到有效地規避財政風險，減少國債資金安排使用中的負面影響，更好地促進財政穩定增長、提高經濟建設資金運用效果，加快公共財政制度建立，最終達到保證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和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1、調整優化國債資金的投向和結構
國債資金首先保證在建專案的掃尾，確保南水北調、西電東送、青藏鐵路等國家重大專案的投入和建設，以保持必要的政策連續性。增加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支援，重點向農村傾斜、向結構調整傾斜、向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傾斜、向生態環境建設傾斜，並嚴格控制除西部大開發專案外的新開工專案，堅決制止低水平重複建設和過度超前建設，保證工程質量。加強國債資金管理，擴大國債資金實行工程招標採購、集中支付的範圍，全面推行追蹤問效管理，強化國債資金使用的監督檢查，提高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
2、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支援經濟結構優化和社會協調發展
穩健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著政府公共支出可以採取無所作為的態度，而是要求對政府公共開支“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重大調整。當前需要進一步按照科學發展觀和公共財政的要求，著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國債資金投向結構。資金安排上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有促有控。一方面緩解當前的結構性失衡和市場供求矛盾，另一方面，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社會領域加快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對不符合產業升級要求的經濟過熱行業，政府財政資金包括國債資金應當不再投入;對不符合公共財政要求的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政府開支“越位”領域，財政投入應當堅決退出;對屬於公共財政範疇的，涉及到財政“缺位或不到位”的需要加強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主要是農業、社會保障、生態和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義務教育、科技研發，以及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援的力度，努力促進“五個統籌”和全面協調發展。
3、進一步優化稅制結構，加強稅收徵管
要大力推進財政體制和制度改革創新，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鬆的財稅環境，建立有利於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要在保持財政收入持續穩定較快增長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有增有減的結構性稅制改革。第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將增值稅由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第二，統一合併內外資兩套企業所得稅制，調低現行33%的比例稅率，規範稅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為企業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稅收環境。第三，要改革和完善農業稅費制度，停徵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增加農民可支配收入。第四，擴大資源稅的徵稅範圍;結合排汙費的改革，開徵環境稅;結合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開徵社會保障稅;開徵遺產稅與贈予稅等。同時要進一步加強稅收徵管，把該徵的稅儘可能如數徵上來，壓低非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減少經濟執行中的擴張因素。
4、拓寬民間投融資渠道，加大財政對中小企業的支援力度，全面啟動民間資本
要堅持“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在政策上加以引導扶持，搭建民間資本進入的平臺。一是放寬對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限制，拓寬民間投資的渠道和領域，取消對民間投資競爭性行業的各種限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金融領域、公共領域等。二是加大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力度，增強執法的透明度，保護公平競爭，努力消除地方市場分割和部門壟斷，為民間投資創造一個寬鬆的外部環境。三是在財政政策上大力支援中小企業的發展。主要包括規範和簡化稅制，防止對民營企業的稅收歧視，同時取消不合理的收費，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四是建立健全中小企業金融支援體系，在資金上對中小企業給予同等待遇，對其發展給予資金支援，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5、加大投入，減輕農民負擔，著力解決“三農”問題
發展農業，財政政策必須有所作為。要積極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研究解決：三農“問題，努力加強農業，發展農村，富裕農民。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中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農業基礎仍然比較薄弱，農民收入仍然較低，財政要站在全域性的高度，按照統籌城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援。要調整公共財政資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實現公共財政覆蓋農村並向農村傾斜。要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包括擴大對農村地區道路、水利、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增加對農村教育、科技、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通過轉移支付，增加對農村財政供養人員的財政補貼。要取消現行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各種收費，實行城鄉統一的稅制。
6、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的“穩定器”、“安全閥”。因此要花大力氣加快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和體系的建設，建立完善、規範的社會保障資金收繳體系，制定與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標準，實現社會保障物件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首先建立統一的覆蓋城鎮所有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最終覆蓋到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建立多渠道籌資模式，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問題;加快社會保障體系法制建設，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化建設，儘快構建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水平規範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逐步提高中央和地方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比重。做好“兩個確保”工作，真正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職工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障制度改革。二是通過國有股減持、資產置換、土地拍賣等方式變現部分國有資產，補償養老基金的不足。三是在合適的時機，將社保資金由收費改為徵收社會保障稅，實現社保資金的法制化和規範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