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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領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站在“十一五”輝煌成就的基礎上，及早為“十二五”發展謀劃佈局，本次論壇成為眾多關注國有經濟發展的人士瞭解國有經濟未來發展動向的瞭望窗。
10月23日，由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國企》雜誌社聯合主辦，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協辦的“2010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在北京開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雲春、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發表演講，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傑、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志平、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林初學、新興鑄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明忠、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徐建、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王敏等央企領導參加此次會議並參與討論，天津市國資委副主任孟愛英、上海市國資委副主任劉燮等地方國資委領導及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傳諶等多位知名經濟學家出席了本次會議。
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進入後危機時代以後，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有所調整，使得世界經濟的走向有了產生新變化的可能。美國利用美元是世界貨幣的戰略優勢，繼續堅持經濟刺激政策，其行為對全球經濟的不負責任，目的在於爭取時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歐盟各國則開始逐步實行刺激政策退出，但仍有些國家復甦遙遙無期。美歐國家為了轉移矛盾，上演了一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大合唱”。反觀中國，在大幅經濟刺激政策逐漸退出、出口恢復增長即將放緩的情況下，又遭遇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這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體帶來了極為複雜的發展環境。因此，與會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副主任侯雲春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尤其是明年，將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關鍵的一個時間段。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帶領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的中國國有經濟走向新的輝煌，如何使得國有經濟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走在前面，如何以國有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強勁而持續的動力，成為此次論壇最受關注的主題。
侯雲春建議，新的發展階段，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應該以繼續向重點和關鍵領域集中為主要方向。對此，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傳諶表示贊同。他認為，要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國有經濟要理直氣壯地在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據支配地位。
國有經濟能否健康快速發展，不僅關乎國有經濟體自身，而且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方向也有強勁的帶動作用。“目前閉幕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未來一段時期，要加快國家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目標。很顯然，在這一目標的實現過程中，國有經濟擔負著義不容辭的重要責任和使命。”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分析認為，國有經濟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首先要更加註重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快工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國有經濟調整方向何在
在低碳經濟逐步成為全球意識形態和國際主流價值觀的今天，一場以低碳經濟為核心的產業革命已經悄然開始出現。對此，侯雲春評價認為，如果不依賴於低碳等新興產業的帶動，那麼世界經濟將長期在較低水平徘徊不前。由此可見，低碳經濟不但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方向，而且是我國搶佔世界經濟競爭制高點的關鍵。
我國在低碳經濟時代的大國責任，重要的體現在減排與發展低碳產業方面。在這兩方面，中國國有經濟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相當廣闊，因為低碳技術涉及較多的電力、交通、建築、冶金、化工、石化、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中，國有經濟體分佈廣泛，甚至往往是國有經濟體的主戰場。由此，國有經濟依靠發揮自身優勢，帶動所在行業技術革新，推動能源結構調整乃至產業結構調整的努力就顯得十分重要——當然，這也需要國家在稅收、財政等方面，加大對國有經濟大戰低碳經濟積極性的支援力度。
在目前，國資委是把節能減排作為企業經營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考慮的，而且把環境問題看做是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把低碳經濟與社會責任聯絡起來，才是對社會責任的深刻解讀。”彭華崗認為，社會責任絕不只是捐錢，“社會責任不排除公益事業，但更要使得企業發展對經濟、社會、環境負責任，這才是更廣義的社會責任。”因此，與會者共同呼籲，這個過程當中，國有企業要進一步提高社會責任意識，將履行社會責任作為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將低碳經濟納入到國有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去。
推廣國有經濟制衡機制
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由傳統經濟向低碳經濟過渡過程中，國有經濟必將面臨更為複雜的挑戰，如何從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督兩個方向促進其發展，成為國有經濟戰略調整能否成功關鍵因素。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建設市場經濟，沒有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的外部成功典範可供學習，因此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摸索。國資委經過深入細緻的研究與比較，推出了具備中國特色的規範化董事會制度。對此，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局副局長趙欣分析稱：“這一制度的推出，解決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是企業真正成為了市場主體;解決了國有經濟體中出資人到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了一把手說了算的弊端。”
儘管目前的試點企業數量還不多，但是本次論壇上，中國醫藥和中國建材、新興鑄管、中國恆天等企業從企業實際運作中的感受出發，闡述了該機制在實際工作中發揮效用的情況之後，這一引入外部董事制衡一把手的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效果得到了國資委官員、企業界代表、學界代表的充分肯定。首都經貿大學校長助理鄭海航說，通過引入外部董事對個人權利的制衡，就能夠保證個人的孤立目標和積極的共同目標之間取得完美的統一。可以說，制衡將換來企業內部利益群體和外部利益群體之間關係的相對平衡，這對國有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應得到更廣泛的推廣。
主題演講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繼續國有經濟戰略調整
目前，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都處在後危機時期。如果說去年是最困難的一年，那麼今年是最複雜的一年，也是最關鍵的一年。在這最關鍵的時期，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正確處理好內資和外資、投資和消費、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也要解決好單體經濟如何向多位經濟轉變等問題，從而確保經濟持續平穩向前發展。
對於國有經濟而言，還要繼續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將國有資本更加集中在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但是，我們應當淡化“國進民退”和“民進國退”的問題，應該強調在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中優勝劣汰、優進劣出、強進弱出。對於規模經濟的大企業，要優進弱退;而對於適宜於中小企業經營的行業，應該是強進大退。這樣，大中小企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共同的市場上開 展競爭，將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國有經濟的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經濟體制轉軌以來，國有經濟的發展飽受爭議。甚至出現了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無法相容的觀點。不可否認，國有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和缺陷，但經過30年的改革與調整，國有經濟已基本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重要的是，面對外部環境的衝擊，國有經濟對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的發展始終起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
雖然國有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們必須認清不足。總結60年的發展和改革經驗，今後的國有經濟發展應做到：一、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二、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三、鼓勵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與其他所有制形式平等競爭，遵循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四、加快組建和培育國有企業的集團軍，在國際競爭中協調作戰;五、強調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先進生產關係，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基礎;六、不要人為限制國有經濟規模;七、下大力氣治理國有經濟領域的腐敗，制止國有資產流失。
國有企業在加快經濟方式轉變中應發揮帶頭作用
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主要分佈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大多是基礎行業、支柱行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排頭兵產業，也是我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力量，在加快經濟方式轉變中，擔負著義不容辭的重要責任和使命。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帶頭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發揮帶頭作用。
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應如何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中發揮帶頭作用呢?第一，更加註重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快國有經濟佈局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第二，要更加註重發展的質量和效應，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和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第三，要更加註重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培育自主智慧財產權和知名品牌;第四，更加註重節能減排，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企業;第五，更加註重履行社會責任，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的最大化。
科學發展，破解水電開發難題
從三峽工程2003年以來綜合效益的發揮以及今年在防洪中所顯現的巨大作用來看，三峽工程儘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議，但與它巨大的正面生態和經濟功能相比，總體來講，還是利大於弊的。完全可以說，三峽工程本身就是一個民生工程、一個生態工程。
不過，作為一個水電開發企業仍然面臨著如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開發水電這一難題，而最為集中的則是生態和移民問題。要解決生態問題相對容易做到，因為水電工程本身就是一個清潔能源，儘管開發本身可能會帶來一些生態的相關問題，但是總體上看，它對於解決由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這個難題或者頑症是有巨大貢獻的;而移民問題現在面臨的難度大一些，但並非不可以解決，因為一旦引入碳稅，清潔能源相對煤電的價值優勢會更加凸顯，而如果給予水電合理的價格，用增加的價值完全可以解決移民搬遷補償和後期扶持的安穩問題。
從微觀治理結構看央企發展
說到央企，社會上有不少的說法，認為央企有壟斷，央企現在在“國進民退”。實際上，看看央企這些年的變化，作為一個央企的參與者，我個人感覺到，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央企這些年通過改制和改革，本身在進步，在管理和治理層面先進了。
像中國建材在過去的幾年裡，每一年都取得了A級的業績，從一個央企的微觀治理和管理的角度上看，取得這樣的成績我想有這麼幾點：第一，要有規範化的公司治理結構;第二，要有一個清晰的戰略和發展模式;第三，要有一個好的發展機制;第四，要有一套管控的模式;第五，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和追求綠色成長。
分配關係與國有經濟戰略調整
從長遠來看，為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話語權，推進我國國有經濟的佈局和調整，必須從優化我國的分配關係、遵循國家發展戰略和市場化選擇三個方面進行探索和實踐。
第一，通過優化分配關係，推動國有企業的結構調整。政府需要增加一定的負債和福利，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銀行要通過不斷地增加中間業務和服務，更多地為企業服務;企業自身應通過低負債、高工資薪酬，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加大創新能力。
第二，從國家戰略引導和規範央企佈局和調整。國家必須控制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
第三，制定優勝劣汰的機制，實現企業的有序調整。要賦予企業公平的市場選擇權，所有企業都一樣，包括民營企業要更多賦予他們的選擇權利，儘可能地減少人為限制，讓他們公平競爭，優勝劣汰。
國有企業改革要完善制衡機制
我們國家的國有企業客觀存在著兩類主體群：一類是內部主體群，包括決策者、勞動者和管理者;另一類是外部主體群，包括股東、政府、國資委和監事會。這兩類主體群是有共同目標的，都希望把企業做大。但不一樣的是，內部人的利益傾向往往是利益內傾，外部人的利益傾向往往是利益外傾。要實現這兩者的平衡，既要防止內部人控制，又要防止不是企業經營人的控制。因此，建立和完善一種制衡機制，就可實現兩大利益人的雙贏。
那麼，第一個制衡就是外部獨立董事的制衡，從董事會這個層面上初步實現兩種力量的平衡;第二個制衡是董事會對總經理的制衡，董事會決策，總經理執行，既保證了董事會決策的積極性、科學性、戰略性和防範風險性，又保證了總經理集中處置的高效性和發揮經營才幹的主動性;第三個制衡是監事會的制衡，這種制衡的關鍵是監督者是否獨立和有權威。
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分論壇
牢記使命，深化定位，聯合委辦，服務企業
國資委成立後，首先的定位是一個代表國家和地方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能的機構。對上海而言，國資委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不是政企關係，而是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係，國資委是企業的股東和出資人代表。
上海市對國資委的定位有一個十六字方針，那就是“牢記使命、深化定位、聯合委辦、服務企業”。國資委在做任何決定之前，都要以一個出資人的身份、一個股東的身份去思考，如果這個決定不是法律框架下的股東職責，那麼國資委就會放下這個問題，或配合其他政府部門執行。國資委的最終目標是作為一個股東或者出資人如何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這是我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增加研發投入，既是長遠發展目標又是責任和義務
國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加大技術創新，但由於技術創新既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又是一筆高投入，因此，對於國有企業的領導者來說，如果要完成當期的一些盈利指標，投入和產出還真的要算一筆平衡賬。不過，對於中國恆天集團而言，之所以增加研發投入、加大技術創新，主要是基於如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行業所處競爭環境的內在要求。企業在所處行業裡若要保持一定的競爭優勢，就必須遵循行業的競爭規則，而在研發上沒有一定比例的高投入則無法實現中國恆天集團在紡機領域保持中國第一、衝擊世界第一的目標。
第二，整個企業未來發展的要求。從發展的角度看，作為企業的領導者，不僅要考慮當期更要考慮長遠的發展目標，而且需要在研發上有一些新的舉措、有一些創新的思維。
第三，一種責任和義務。我們這一代的企業領導者，眼界不能僅僅侷限於自身，要把眼光放得更高，圍繞著整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低碳經濟發展等方面在公司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大研發投入，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企業發展理念決定公司重大決策
國資委2008年開始搞董事會試點，在董事會試點制度的初期，確有很多問題搞不清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原來的總經理和黨委書記兩人變成了現在的董事長、黨委書記和總經理三人，而這個關係到底如何劃分，應該說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界線。
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確有一些問題搞不清楚，但經過不長時間的努力，國機集團的內部對這一問題有了較好的解決，其中一個重要的思考就是，一個企業的發展理念到底是什麼?如果說企業的發展理念是追求快，這樣的話就會追求利益，而如果大家都往企業的這個發展方向考慮，那麼無論是對董事長、黨委書記還是總經理來講，都不會計較。當然，可能還是有人的因素在裡面起著較大作用，如果在這方面有所保障的話會更好些。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是生產方式的轉變
現在通常講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高碳向低碳轉變、外需向內需轉變，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是生產方式的轉變，生產方式的轉變是根本性的技術革命。
經濟高速發展遇到的瓶頸就是資源因素，所以在生產方式轉變上一定要以利用可再生能源為主，包括太陽能、風能、核能，還有新材料等國家出臺的新興產業。轉變是非常漫長的，是涉及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大改革，因此，作為佔中國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而言，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最大的責任就是要帶頭開發，利用非再生資源的技術，佔領新的技術制高點。此外，在這方面，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幾乎是同時起步的，可以助推我國的經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穩定食品價格和居住價格是防止通貨膨脹的根本
從今年前三季度CPI的結構變化來看，在八大類商品中，有三類是下降的：一是交通工具，二是家庭裝置服務和家用電器，三是衣著。而上漲最高的是食品，其次是居住。如果把食品和居住加在一起，它們對現在通貨膨脹助推的貢獻達到了90%!因此，就今年第四季度而言，只要盯住食品和居住的價格就能抑制CPI快速上漲。
我們國家的糧食是兩大塊，夏糧和秋糧。雖然今年是春寒、夏澇，但好在秋糧的主產地災情不重，再加上農民加快高產節奏，應當講，秋糧的豐收能夠為我們整個糧食價格的穩定奠定良好的基礎。
對於居住而言，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因此，對抑制居住價格的上漲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低碳經濟和國有企業社會責任分論壇
企業社會責任應重點考慮節能減排和綠色發展
低碳經濟這個概念是近幾年才出現的，學術界也好，企業界也好，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確確實實在進步、在發展，企業在大量使用資源的前提下，有義務對環境負責任，也是對子孫後代的負責;另一種觀點就是所謂的“陰謀論”，指西方國家拿低碳經濟的一系列指標來制約我們的發展，客觀地說確實也存在這個問題。
正如很多專家和學者講到的那樣，下一輪的經濟是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低碳經濟和雲端計算也都是大家所關注的問題。經過我們的統計，中國也是現在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因此，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企業不僅僅是國有企業，在考慮社會責任的時候，一定要把節能減排、綠色發展作為重要議題;在考慮產業結構調整、考慮技術升級的過程中，也要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們在技術開發和創新時，一定要針對節能減排下大力氣，使得我們能夠在工業化程序中儘可能做到節能減排。
國家電網的社會責任定位
如何定位企業的社會責任?對於國家電網來講，首先要定位自身的核心社會功能以及如何確保這個核心社會功能的實現。由於國家電網的重大決策都在企業外，同時它的發展方向、速度、水平也都受政府管制，因此，核心社會功能的實現是企業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次，定位企業的一般社會功能。我們在提供更安全、更經濟、更清潔的可持續供電時，要面對不同的社會主體，如使用者、員工、社群等，那麼對不同社會主體的責任要梳理出來，這是一個底線的責任。第三個定位是共贏責任。不同的社會主體分別有著不同的優勢。因此在企業的執行過程中實現優勢互補、相關個體創造綜合價值和優勢得以均衡發揮，是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科學定位。
保障性住房建設，國企先行
住房關乎民生，從經濟學術語來講，它不是純粹的一般消費品，同時還具有公共性，而有了公共性以後，就需要政府進行相關的調控。但是，我最近幾年研究的資料表明，1998年到現在，我國在公共投入，也就是保障性住房投入這一塊佔全國總投資的比重僅為10%，而市場化的部分則佔到了90%，二者的比例嚴重失調。
我認為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商品房出了問題，可能要從保障性住房這個角度去分析。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國有企業如果能夠在保障性住房這方面做一些較好的工作，則社會責任就可得到充分體現。當然，如果國有企業能夠承擔起這部分責任，政府要給它一些相應的配套措施。
低碳發展，要求市場配置、政府扶植和企業創新有機地結合
碳的汙染對我們來講，不簡簡單單是個自然現象，更是一種市場失靈現象，因為在工業化的程序中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碳排放的增加，因此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勢在必行。但是，在轉變的過程中，不應該命令企業作為社會責任去履行，而應當為企業履行這一社會責任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對於國有企業而言，一方面要市場化，考慮成本和收益的關係，另一方面還要交納大量稅收，因此僅僅通過市場的配置難以快速實現轉變。在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的扶持，比如財政政策或金融政策扶持。此外，企業自身在技術創新和技術升級方面要向低碳技術傾斜，能源的使用也要向可再生資源轉變。
中國特色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分論壇
建立適合國有企業特色的治理結構
公司治理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國際難題，以前都比較推崇美國的治理模式，但從安然事件和雷曼兄弟的情況看，完善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其實也有很多的問題。為此，國資委就要建立一個適合國有企業特色的治理結構，那麼通過研究，推出了規範董事會的建設。通過對這個制度的初步探索，我個人認為，解決了如下幾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解決了政府和企業關係的明確問題，就是解決了政企分離和行政干預過多的問題，把企業決策的權利交給了董事會，使企業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
第二個是解決了出資人和出資企業的關係問題，以前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出資人虛置的問題，通過建立董事會，出資人就層層到位了。
第三個是解決了中國國有企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一把手”體制的問題。
充分發揮董事會的作用
董事會的建立實際上實現了“三化”——股東價值的最大化，決策程式的最優化，市場價值的 最大化。國資委委派的外部董事基本是決策上的專家、經營上的老師、溝通過程的橋樑，對決策程式的優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由於董事會在人員安排上是內部五人、外部六人，就使得決策和諧化、合理化。
那麼，企業的“三駕馬車”應該如何協調配合呢?我認為溝通是基礎、支援是關鍵、信任是保障。董事會管方向不管機制，董事長全面貫徹董事會的決議，但不過問具體經營事務。雖然三個“一把手”都有簽字權和人事權，但是我們更傾向於把簽字權交給總會計師。把人事權交給市場，使一切按照市場化和程式化辦理。
公司治理要解決哪些問題
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公司治理問題都是隨著社會、環境、企業的發展階段變化，需要不斷地與時俱進。在地方國有企業中，國有企業的改制面雖然已經達到94%，但是依然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在組織結構上，如何使內部董事和外派董事的比例逐步達到外大於內，同時解決董事會這個層面跟經理層的嚴重重合。第二，在實際溝通中，如何打造一個高素質的董事會人才隊伍，建立一個更加職業化的經理人階層。第三，在公司治理中，如何把員工的民主管理與公司的治理密切結合起來。第四，如何進一步發揮好業績考核，發揮好對高管人員，包括社會聘用人員的有效激勵和約束，增加國有企業在運作上的透明度。
解決好了這些問題，才能解決公司治理的問題。公司治理並非單純地在公司內部架構上做文章，更要從整體上推進國有企業結構的調整、國有企業產業制度的改革、國有企業資產的資本化以及資本證券化的推進。
國有企業治理要量體裁衣
國有企業治理問題，是伴隨著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以後的委託代理問題。也就是說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它的委託人就是國民。因此，在談到公司治理時我們首先要思考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是不是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具有相同的目標，即成為市場經濟主體和法人主體?我們有沒有必要對不同領域的國有企業、不同型別的國有企業做一個相同的界取，一些國有企業實際上扮演的就是政府的職能工具，這樣的國有企業如果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治理結構進行架構的話，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第二，國有企業的基礎不一樣，承擔的責任不一樣。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過程中要規避一個誤區，不能單純以利潤提升或者扭虧為盈為評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