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竹林七賢資料簡介

　　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內懷人。魏晉竹林七賢之一。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供大家閱讀!

　　

　　向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向秀雅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相善，隱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呂安被司馬氏害死後，向秀應本郡的郡上計到洛陽，受司馬昭接見任散騎侍郎、黃門散騎常侍、散騎常侍，與任愷等相善。

　　向秀喜談老莊之學，曾注《莊子》，“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注未成便過世，郭象承其《莊子》餘緒，成書《莊子注》三十三篇。另著《思舊賦》、《難嵇叔夜養生論》。

　　竹林七賢向秀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向秀少年時即以文章俊秀聞名鄉里，後來研讀《莊子》頗有心得，於鄉里講學時為山濤所知。山濤聽向秀所講高妙玄遠，見解超凡，如同“已出塵埃而窺絕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竹林之遊

　　在山濤的接引之下，結識嵇康與阮籍，同為“竹林之遊”。 向秀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與嵇康關係最密，同時又通過嵇康結識了東平人呂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於是經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門前的柳樹下打鐵自娛，嵇康掌錘，向秀鼓風，二人配合默契、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同時也為了“以自贍給”，補貼一點家用。向秀還經常去呂安家幫他侍弄菜園子，三人可謂情投意合。

　　好友遇難

　　向秀助嵇康打鐵時，親眼見證了鍾會被嵇康奚落。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殺頭的源頭。向秀目睹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這些事也影響了他以後的人生道路。景元四年***263年***經歷了嵇康、呂安被司馬氏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悵和迷茫中大徹大悟，在苦悶和徘徊中大徹大悟，心境更加趨於淡泊寧靜，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

　　暮年歲月

　　向秀應本郡的郡上計到洛陽，受司馬昭接見任散騎侍郎、黃門散騎常侍、散騎常侍，與任愷等相善。向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撰所注，以備遺忘雲。向秀喜談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有流傳，但過去的舊注“莫能究其旨統”，曾注《莊子》一書，郭象則承其《莊子》餘緒，成書《莊子注》三十三篇。注未成便過世，另著《思舊賦》、《難嵇叔夜養生論》。

　　竹林七賢向秀主要成就

　　政治

　　向秀早年淡於仕途，有隱居之志。嵇康被司馬昭殺害後，為避禍計 ，不得已順應朝廷威逼拉攏而出仕，先後任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但“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選擇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極無為。向秀曾經主張無為政治，然而他所主張的無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如東漢末的徐庶——其母為曹操所拘，不得已進入曹營，但他不發一言，不獻一策，以沉默來對抗強權，向秀也是這樣。細讀《思舊賦》，那種刻骨的痛卻在昭示著他的不甘與憤懣。改節自圖，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文化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在當時他卻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晉書·向秀傳》***。呂安見後嘆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傳稱“大義可觀”，然“未若隱《莊》之絕倫”，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難嵇叔夜養生論》一篇，收於《嵇中散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他到洛陽以後，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莊子思想的研究之中。於是閉門謝客，潛心作注，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莊》新思路，後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關於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註釋的時候，嵇康說，《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註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後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歎服。

　　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不苟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通過向秀註解所體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經典的互解，“使儒道兩家的分歧，通過字句上的精心詮釋而得以化解，為經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礎”。《難養生論》為向秀為啟發嵇康進一步闡述其養生思想而著，向秀以世俗見解立意，並非其真實意識表示。

　　據《晉書·向秀傳》中記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以後，還要威逼向秀吞下這枚“苦果”：你以前不是要隱居嗎，怎麼不學人去采薇了呢?向秀為保命計，只得順其意說：“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並不瞭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但他內心中真的是這樣認為的嗎?在強權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塵一樣輕忽。

　　向秀去世後，他的兒子還小，沒有將父親的註釋光揚天下，被郭象將文稿竊取，“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以自己的名義大行天下了。此事見於《世說新語·文學》，《晉書》因之。其後千百年來，世人一談到《莊子》的註釋，就將郭象奉為大家，而忽視了向秀的顯著功績。這大概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著名的侵犯智慧財產權案例了。

　　哲學

　　1、向秀萬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論哲學觀點主張本體論玄學。

　　向秀論證了萬物“不生不化”同於“生化之本”的過程，他在“無待逍遙”和“與變升降”的立身處世方面也有初步展開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會政治實際。東晉謝靈運《辨宗論》評說：“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廣弘明集》卷18***，《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記載：“***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貫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懷有的學術理想，《莊子》注闡發的“自生自化”玄理新義亦是為此目的服務。

　　2、向秀對《莊子·逍遙遊》的註解

　　莊子逝世後，他的學說沉寂了數百年，終於在魏晉之際，在竹林七賢的心中復活。嵇康、阮籍沿著《莊子》的遊心之路，激烈反對社會體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幟：嵇康奮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藉助虛幻的神仙境界，卻抑鬱而終。面對現實，向秀“覺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體制的銅牆鐵壁面前，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脫離社會的自由逍遙只是幻想，沿著“遊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願步嵇康後塵，在朝廷與山林之間，他無奈地選擇了前者。作為最後一個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準備與早已入仕的山濤、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祿中“逍遙”。

　　在混跡於西晉宮廷的日子裡，向秀對《莊子·逍遙遊》中關於大鵬與小鳥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這兩個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發現了本質的平等：逍遙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遙又是本性的滿足，如果滿足了自己的本性，那麼逍遙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的，猶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著後的感覺都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只要適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滿足，那麼不僅小人物與大人物，即使聖人與凡人，其逍遙也是沒有差別的。向秀運用這一發現重新整理了思想界對“逍遙”的理解，融鑄在其《莊子注》中。 根據《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註所稱“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向秀認為理想的“逍遙”境界存在於現實世俗社會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體”施予獲得，關鍵在於各任其性，各當其份。 “性”、“分”是屬於人們內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難養生論》主張的“情慾自然”觀念，只要滿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萬里高空的大鵬與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達到逍遙至境。凡人資於“有待”而逍遙，聖人“無待”不是絕對遁世，只是能夠順有待“與物冥”適應任何物質環境，實際還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遙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與“至人”可以“同於大通”。這種逍遙意義的哲學基礎仍是萬物“自生自化”的本體思想，其對世俗名教的認同經過郭象發展便成為“身在廟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處世人格理想。

　　竹林七賢向秀著作

　　1、向秀《思舊賦並序》

　　參見：思舊賦

　　2、《難嵇叔夜養生論》

　　參見：參考資料

　　竹林七賢向秀後世評說

　　向秀名列“竹林七賢”，向秀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裡所闡述的儒道精神相容的觀點，雖經千百年的歲月流逝卻無法抹去向秀的獨特光彩。

　　向秀既追求個性自由，又維護社會體制，是士族的雙重文化性格，但兩者的矛盾所產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晉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滿了焦慮、迷茫與失落。向秀“逍遙”新義，使一代士人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讀之者無不超然”。《莊子》隨之從山林來到了塵世，與《周易》、《老子》並列為魏晉清談經典“三玄”，“大暢玄風”。

　　向秀萬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論哲學經過郭象系統地發揮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優越性為士大夫普遍認識、接受的結果是“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晉書·向秀傳》***。這並不是說儒家思想信念被棄置，而是強調道家思想經過向秀《莊子注》的改造獲得了強大生命力，能夠更加和諧地與儒家精神相容，從而促成以郭象為代表的元康玄學再度興盛。

　　《晉書》本傳說向秀注《莊子》能為之隱解，發明奇趣，從而“振起玄風”;《世說新語·文學》以為是“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並注引《竹林七賢論》贊雲：“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眾說以為向秀《莊子注》之佳處其實不離“創新”二字，從中可以體會到不同於舊注的莊周“旨要”，這應該就包括前面論述的向秀對正始玄學“以無為本”的超越，“不生不化”玄理新義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實質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們“讀之超然”的關鍵。 向秀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並沒有隨魏晉玄風一起消散，而是作為解釋《莊子》的權威之作影響至今，為歷代面臨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徑，領了1700多年風騷。其中的奧祕，可能在於他們首先從“自由與必然”的關係這一視角探討了“逍遙”。至於其解釋是否符合莊子本意，並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後，他們提出的哲學問題便成線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