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本土化表述風格
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得到發展，創造出自己的哲學形態，是中國歷史的選擇，更是20世紀初期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唯物史觀、政治哲學等方面做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一員的毛澤東，除去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作用與獨特地位，本身在傳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本土化的表述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
1.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內容
到1937年寫成《矛盾論》和《實踐論》止，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初成體系，相容幷包，但擇重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內容。
1.1“實事求是”的思想
為了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解決中國革命提出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廣泛接觸各種社會實際，並在實踐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認識論、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思想，都貫穿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說“實事求是”的思想是貫穿於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活的靈魂，是毛澤東早期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核心。鄧小平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1]242這裡闡明瞭“實事求是”是黨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核心。“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121
1.2認識與實踐相統一的觀點
在毛澤東思想體系中，哲學既是世界觀又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中認識與實踐相統一的觀點一方面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觀”的認識，另一方面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實踐”的辨證途徑。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曾多次批判唯心主義的經驗論，並一再強調實踐的客觀性，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釐清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和實用主義“實踐哲學”的界限。同時，他明確提出關於認識過程中兩個飛躍的思想，他說：“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2]292也就是說，整個“實踐—認識—實踐”的過程從開始接觸外界獲得感性材料到通過判斷推理對材料加以整理改造獲得理性認識，最後還是要用於指導實踐、在實踐中檢驗。
1.3矛盾學說
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對毛澤東思想影響最大的。和《實踐論》一樣，《矛盾論》是為了克服中國共產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作的。毛澤東在文中開篇就明確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3]21
通過《矛盾論》一書，毛澤東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問題是矛盾問題的精髓，要同時關注事物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質的矛盾，並把內外因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應用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理論中。他以矛盾的特殊性分析當時的中、蘇兩國國情的不同，提出對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矛盾學說過程中，毛澤東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對矛盾特殊性的科學分析。只有認識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認識各種事物的特殊本質，才能區別事物，認識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據。
2.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表述風格
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自誕生之日起，就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但由其深邃的哲學體系需要一個世界化的過程才能為不同國度和不同民族的人民理解。這個世界化的過程需要結合各國具體情況，如思想體系的開放程度，民眾的受教育程度，知識分子本身對思想的理解，等等。在向中國完成本土化的過渡時首先要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在基本精神上的區別和共同點，然後進一步把抽象的哲學思想用可讀、易理解的語言從外在形式上進行本土嫁接。
毛澤東在1937年7、8月間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哲學，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兩論”是毛澤東最著名的哲學代表作。這兩篇哲學論文，從哲學上概括總結了中國革命、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實踐經驗，同時還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積極成果，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遺產，用中國的語言和思維形式系統、通俗又深刻地闡明瞭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以矛盾為核心的辯證法，並在許多方面進行了理論上的創造和發揮，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兩論”作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系統化的主要標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中國現代哲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作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採用的是深入淺出、注重實際的語言風格，大量使用格言式的敘述闡述哲理，表現出活潑潑的中國氣派。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在表述風格上沿襲了中國哲學不追求形式上的條理系統與邏輯推論的特點，結合了民族性與通俗性，達到最大限度地讓人民群眾理解與接收的目的。這種本土化表述特色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理解。
2.1哲學語言的簡潔化
毛澤東運用的語言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語言簡單得多，這與各國不同的國家的思維方式有關。如同樣表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是這麼說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4]58這個問題毛澤東在《實踐論》的論述就簡單多了，他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的社會實踐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3]6毛澤東的話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就易於領悟了。
2.2文化哲學的創造性運用
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文化特點非常明顯，一是善於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著名命題解釋哲學觀點;二是常常引用中國古代成語、寓言和民間俗語說明哲學道理。比如在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時，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語;並用“三個臭皮匠，合成個諸葛亮”等諺語說明群眾觀點古來有之;在黨內出現思想上的搖擺時及時發出呼喊，並歸納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在說明“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個論點時用的是“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的俗語。
再如他借用“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說明矛盾一體兩面的辯證關係;用《莊子》“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論證運動的絕對性和靜止的相對性;在研究和說明戰爭規律時多次舉出《孫子兵法》中的故事和名言。同時，在表述哲學思想時，他還藉助自己對中國歷史的熟讀和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通過對哲學原意的文學解讀與引申使受眾更易理解，如將“滿招損，謙受益”引申為“謙虛是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取魏徵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引申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再引申為“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此等等。
2.3用民族的思維形式概括哲學思想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說的人們的社會實踐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做了本土式的歸納：“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與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並用老百姓熟悉的“吃一塹，長一智”做比，形象貼切地揭示了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性。毛澤東對於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學習與吸收，總是環繞中國問題加以消化，正是通過這個消化過程，他把這些外來的哲學資源中國化了。再如，用言簡意賅的“實事求是”四個字概括哲學基本問題，這是對中國社會實際、革命實踐、國家建設的具體情況規律性的總結;對“認識”的規律，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通俗語言，將認識與實踐既區別又統一的關係說得很清楚;“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表述黨的群眾路線，還有“團結——批評——團結”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原則等。這些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都是用典型的中國本土語言表達的。
這樣一來，哲學思想通過本土化的表述大大加速了中西哲學的融合，並由於方便人民群眾掌握而更快地成為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這是中西哲學向人們提出的共同任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目標和宗旨，毛澤東對哲學語言本土化的提煉從內容到形式真正體現了中西哲學的同一方向。
3.結語
毛澤東的語言藝術在他哲學思想中具有極為鮮明的特色，這種語言不是表現為一種高深莫測的藝術性，而是在於它的人民性和大眾性，在於它對生活的貼近，使人們感覺到，這些語言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並無多少隔閡。但是毛澤東的這種大眾化的語言又並不只限於日常生活的語言圈子，而是一種藝術的重組，是對人們日常生活語言的提煉。因此，在閱讀毛澤東，走近毛澤東的時候，任何一種文化都能找到自己的共同點，顯得特別親近，特別易於接受。毛澤東在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候，嵌入了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大眾文化，這一方面在哲學上給予群眾文化話語權，另一方面符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程序本身從普及到提高的發展規律。
毛澤東這種哲學思想表述的本土化特點可以看做是把哲學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實現了真正的統一，他曾說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這也是教育和科普的目的。而他所做的這些都充分說明了他在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時，不只是著眼於純粹的學理式的論證，而是著眼於哲學如何運用於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和改造。在毛澤東看來，這種以對現實生活貼近為標準的哲學語言，這種以廣大人民群眾為物件的哲學形式，才應該進入真正的哲學殿堂。
對於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表述方式的研究從理論層面看有助於以一個特別的視角關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展示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起到的引導和借鑑的作用，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中的什麼因素應當被中國化”的這一問題做一個新的解讀。就現實意義而言，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表述方式也對現代高等教育，尤其是哲學、思政等課程的教育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