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其人蔡元培閱讀答案

　　蔡元培有著學者的風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蔡元培的人格修養在其一生的主要社會活動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現出來。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星斗其人蔡元培》閱讀材料

　　在蔡元培身上，有著學者的風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總是表情凝重而和善，舉止迂緩而沉毅，語調不高，卻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東西方兩大文化之長，“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他對西方理性精神的執著追求和對中國讀書人刻意修身養性傳統的誠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許多朋友和學生用“無所不容”來說明他相容幷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間，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又選賢任能地留任守舊派學問大家。在社會活動中，蔡元培恬淡為懷，胸襟闊達。“五四”前夕，他與林紓論戰。林用刻毒的語言攻擊新文化，詆譭北京大學和蔡本人，而蔡在答覆林的公開信中，卻是平情論理。兩相比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圍繞《石頭記索隱》，蔡元培曾與胡適展開學術爭論，這是一場“君子之爭”，但年輕氣盛的胡適對包括蔡著《石頭記索隱》在內的舊紅學放言貶損，謂為“猜笨謎”“大笨伯”，詞氣頗為尖刻。蔡不同意胡適的觀點，撰文反駁，但僅僅申述己意，未嘗有為此作氣之意。蔡元培作為晚清翰林，在書法方面卻不甚講求，這使得一些學界後輩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會上，率直的錢玄同幾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長提出了這個問題：“你的字寫得這麼蹩腳，為什麼可以點中翰林?”此話出口，席間同人頗感此舉未免太使蔡校長難堪。豈料，蔡不以為忤，反而笑答道：“因為那年主考官最喜歡黃庭堅的字，我少年時剛巧學過黃體，所以能中試。”本來可能出現的尷尬場面竟在不經意的舒言緩語中化解了，蔡的性格和涵養於此可見一斑。出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脫的氣質和博愛的胸懷，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為這平易恬淡，蔡元培作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覺中被放大了。有人以為他接物待人“太濫”，有人覺得他臨事無可無不可，有人甚至說他參政理事易受別人影響和操縱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這一特點較集中地表現於他主持北京大學那一時期。北京大學實行學術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方針，當時社會上守舊勢力與軍閥政客集團聯手，詆譭北大和蔡的辦學方向，一時間“黑雲壓城”。曾經為蔡改革北大出謀劃策的湯爾和等人轉而力勸他解聘陳獨秀、制約胡適，以緩和外界壓力。蔡長時間沉默著，聽著湯等人的勸解，最後他站起來決然說道：“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他後來發表《洪水與猛獸》一文痛斥軍閥，再次表現了“臨大節凜然不可犯”的風骨。“五四”前後的北京大學，倘沒有蔡元培的如此“擔當”，恐怕早為守舊勢力摧垮也未可知。有人概論他的這種性格為“內和外介，守正不阿”，確是頗為切合的。

　　無論是從事教育還是參與政治，蔡元培始終不失書生本色。人們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辭職次數非常之多，其中引動社會反響的“辭職事件”就有數起。他抱著“合則留，不合則引去”的自由信條，合與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價值觀，至於高官厚祿則並不足惜。每次辭職後，他便重操舊業，以老學生身份向歐洲的大學註冊入學，進行自己心愛的學術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難進易退，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正是其書生本色的最好體現。在蔡元培看來，學人蔘政，應力謀為公眾做事，而不可以權謀私。他鄙薄那些利慾薰心的官吏，雖曾置身官場，卻清廉奉公，潔身自好。每當見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購田置產常不勝嘆息，以為與其留給子孫金錢華屋良田，莫如策勵晚輩求得真才實學，在人世間有所作為。本此觀念，它一生兩袖清風，生活儉樸，直至晚年仍賃屋居住，以至引來他的學生和朋友“贈屋祝壽”的那段佳話。為了他認定的人生價值，蔡幾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

　　蔡元培的人格修養在其一生的主要社會活動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現出來，構成其複雜文化品性的最為基本的部分。***摘編自張曉唯《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