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人間情懷閱讀答案

　　學者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也應保持一種人間情懷。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學者的人間情懷》閱讀材料

　　中國傳統士大夫追求內聖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實現，故讀書人很少滿足於單純的“清議”。民國以來，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順利***科舉制度已被廢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輸入，不少讀書人不再以做官為唯一出路，而是發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議”***。當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看不起當官的，起碼錶面上形成了兩種讀書人間的對峙。清流們將政治視為骯髒的勾當，將學者文人的從政稱為“墮落”，其結果只能人為地擴大政治權威與知識集團的距離。我主張有能力有興趣的讀書人不妨從政，只是不該頂著“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員”的頭銜，那顯得對“政治”缺乏誠意和自信。讀書人從政，切忌“猶抱琵琶半遮面”，那樣必然一事無成。

　　相對來說，知識者比較容易認同或欣賞學者***述學***和輿論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這兩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紀初到抗戰以前，好多知識分子自辦報刊書局，形成了一種制約政府影響決策的輿論力量。從事這一活動的知識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的作用，如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還有辦《京報》的邵飄萍、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力主教育救國的陶行知等，也屬這一行列。這些“輿論家”***借用胡適的概念***，可能並非專門學者，也不從事直接的政治運作，而是以民間的文化人身份對社會發言，形成一種獨立的力量。

　　其實，從政或議政的知識者的命運，並非我關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揮其專業特長。我的想法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前者是學者風範，後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並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這裡有幾個假設：一、在實際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二、作為學者，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政治;三、學者之關心政治，主要體現一種人間情懷而不是社會責任。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家和意識形態色彩不太明顯的學科的專家，比較容易做到這一點，比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和語言學家喬姆斯基都是既述學又議政，兩者各自獨立互不相擾。可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就比較難以做到這一點。

　　政治家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國學者也對“脫離政治”的學術不大熱心，即便從事也都頗有負罪感。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這一點。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並非只是受制於啟蒙與救亡的衝突，更深深根植於中國學術傳統。作為學者，其著述倘若無關世用，連自己都於心不安。東林黨人的“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寫照，難怪其對無關興亡的純粹知識普遍不感興趣。在已經充分專業化的西方社會，知識分子追求學術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國，肯定專業化趨勢，嚴格區分政治與學術，才有可能擺脫“借學術談政治”的困境。

　　當然，我個人更傾向於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一種人間情懷。我不談學者的“社會責任”或“政治意識”，而是“人間情懷”，基於如下考慮：首先，作為專門學者，對現實政治鬥爭採取關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態度。並非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認政治運作的複雜性。讀書人倘若過高估計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問政，否則開口即露導師心態。那很容易流於為抗議而抗議，或者語不驚人死不休。其次，萬一我議政，那也只不過是保持古代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會交給的“責任”。也許我沒有獨立的見解，為了這“責任”我得編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綱領;也許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動，為了這“責任”我不能坐視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會責任”，實在誤人誤己。再次，“明星學者”的專業特長在政治活動中往往毫無用處——這是兩種不同的遊戲，沒必要硬給自己戴高帽。因此，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而不過分追求“發言”的姿態和效果。若如是，則幸甚。

　　***1991年4月中旬***初刊《讀書》199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