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哲學史論文

　　從古希臘先哲們開始，西方哲學就建立在嚴密的邏輯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這種層層遞推的思維必然導致數學的發達，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篇一

　　從古希臘先哲們開始，西方哲學就建立在嚴密的邏輯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這種層層遞推的思維必然導致數學的發達，於是畢達格拉斯主義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西方哲學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維的特點，邏輯性強、規則性強、進攻性強、思維嚴密、對自然知識和終極真理的追求有無法遏制的狂熱等無一不是由此衍生出來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哲學恰恰相反，在漫長的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把儒學、道學、佛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靜、圓通、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追求心靈的不斷淨化，最終達到出於宇宙融於宇宙的境界。馮友蘭先生說“中國的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定性，因為他們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樣的，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靈。對他們而言，智慧的內容不是知識，其功能也不在於增加自己的財富。”

　　簡言之，西方哲學的目的在於增加積極的知識，東方哲學的目的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斷的發展、不斷的擴張、不斷的進攻、不斷的破壞來達到目的，以無法遏制的慾望作為推動自身發展的唯一動力;後者強調適可而止、物極必反、和諧靜謐、天人合一，以知足長樂為座右銘。

　　古希臘哲學對西方世界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留下了邏輯概念，這一點正是我們，中國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為我們的老祖宗並沒有這個遺產。然而這種嚴密的邏輯概念又怎樣呢?其基礎不過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這一理論對西方人影響之深以至於他們無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並且對邏輯的追求也一發不可收。中國哲學裡占主導地位的是與西方相反的悖論，即不追求清晰的邏輯關係，對混沌狀態的接受程度比較高。西方哲學把重點放在思想上，指望通過不斷的邏輯推理找到終極真理。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究其原因就讓我們從東西方哲學的產生條件進行對比：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的階段，產生的過程也許不是明朗的，相反卻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這就需要去探尋事物產生的源頭，從頭開始，釐清事物發展的脈絡並且試圖預期事物的未來發展，哲學也不例外。在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中，古希臘是不能拋開的一個必經環節，古希臘哲學就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西方哲學起源於古希臘，並且經歷過古希臘哲學、基督教哲學、近代哲學、現代哲學等階段，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哲學所關注的哲學問題也在不斷地變化，先後

　　出現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的兩次轉向，近代西方哲學所探討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認識論方面，而現代西方哲學則開始向人本主義轉變***當代的哲學特徵並不明顯，以後現代命名的寬泛的文化更分佈在文藝批評、人類學以及一些邊緣的問題研究，但仍然處於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階段***，儘管在古希臘之後的西方哲學發展不盡相同，但其承繼的仍然是古希臘的哲學精神——都表現為對各種現象之後的原因的關注和對確定性的追求;而中國哲學的產生，並不象西方哲學那樣可以找到明確的起點，也沒有出現類似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試圖截然與傳統分開或創立新的傳統。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哲學是從《易經》開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陰陽五行等觀念，而此後中國哲學、科學的發展以及理論依據往往都來自於這些傳統觀念。縱觀整個中國哲學，各種學說的前後相繼性很明顯，各個學派所討論的問題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倫理方面，即都表現為對人的關懷和規範。

　　哲學的產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作為西方哲學初始階段的古希臘哲學如此，中國哲學也不例外。但是由於古希臘典籍的缺乏，資料不齊全，所流傳下來的往往是一些傳記學家或者是哲學家的零碎記載形成的殘篇，這對於全面瞭解古希臘哲學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學的對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進行的主要是古希臘哲學和中國哲學的產生之初的條件對比，以此試圖揭示中西方哲學在源頭之處的不同，從而更好地理解兩個哲學的方向和發展，最終達到兩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條件：古希臘境內多山，不具備農耕的條件，沒有如同多數文明古國那樣有豐饒的土地，但是卻適合種植果樹，其尤為盛產的是葡萄和橄欖，其生產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多數用於對外出口，因此從根本上說，古希臘還是農本經濟，而不是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商品經濟。在陸路交通不暢和不具備如同中國那樣農耕條件的情況下，古希臘的經濟要發展必須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線，大力發展海上貿易，進而才能夠通過海上與其他地區交往、交流，互通有無，所以，古希臘在海上貿易過程中形成相對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在與其他地區的經濟交往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對亞細亞文明和埃及文明等當時先進文明***，學習和汲取它們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華，並且對之進行批判、改造和綜合，從而形成具有古希臘特色的哲學-科學文化。在自然因素這一條件中，中國的地

　　理環境和古希臘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因為中國與古希臘的自然條件不同，首先，中國有著廣袤而豐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陸路交通，農業比較發達，經濟的交流主要通過內陸各個國家***甚至只集中在幾個諸侯國***之間的互通有無，而不必也難以***因為儘管中國也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太平洋在當時的航海條件下是無法跨越的***通過海上貿易交往來實現經濟發展。其次，在古代，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國的周邊國家的文化要麼沒有根本區別***如印度文明***，要麼是中國文化的“文化衛星國”，雖然在具體表現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質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內在文化”，這樣的外在條件使中國文化的視野被限制在一個類似的傳統環境當中，成為一種內向型文化。再次，中國的文化是當時的先進文化，先進文化往往難以接受和認同落後文化，而落後文化卻能較好地接受、認同先進文化***如古希臘、日本等***，因而，在這種諸多的自然條件影響下，造成古代中國與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較少，進而引進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也較少，從而形成了獨特的、穩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結構。這些自然條件使中國哲學的特徵表現為一種封閉的自我發展，具有穩定性。

　　第二，社會條件：由於古希臘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以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各個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離開來，這也就有利於各個城邦獨立自由發展，多種政體在相對獨立的情況下依照城邦的實際情況不同而出現，並且創造了諸多形式的政體，有僭主制、寡頭制、貴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這種狀況“實在得益於這一地區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以及希臘人政治組織能力下的相對割裂的地理環境”。在多樣性的環境裡能促進相互之間的比較和思考，人們的思想也呈現出多樣化，激發人的批判精神和創造能力，也有利於在相互比較中形成新、更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在一些較為寬鬆的城邦裡形成了古希臘著名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總體上為哲學的產生提供了社會條件，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辯論可以允許合法存在，它允許甚至保護公民自由思想的權利，有利於使一些背離傳統的或與時下流行的思想得以產生和發展，甚至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一些權貴常常邀請一些“社會名流”進行聚會、探討，極大地促進思想的多樣性，一部分人試圖開闢另一些道路或者對傳統進行批判——而不是簡單繼承，用於提出自己的觀點，在這種自由的環境下，對傳統***主要是巫術和神話***採取超越成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臘哲學的新的傳統：

　　超越傳統。因此古希臘哲學具有科學精神和不斷超越的特點，因此城邦制和民主製為古希臘哲學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社會環境。在中國，雖然較早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有利於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是由巫術、儀式直接繼承下來的敬天、祭祖的傳統思維，在宗法制度的制約下，產生了以家庭為中心，注重人與人的關係以求得身心內外諧調的價值取向，在大一統的國家內形成具有自身的特點的中國文化，並通過國家權力來強力推行，使思想傳統較早形成和比較一致。另一方面，較嚴厲的思想鉗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狹窄的範圍內***儘管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中國哲學的繁榮時期，但是這已經是在傳統定型的前提下繼承下的發展***，能夠進行討論、研究和辯論的空間較小，多數思想家把傳統思想當作政治行為、禮儀和道德規範的主要來源，使中國哲學整體朝向倫理***政治***的方向進一步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的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都無法超越傳統，都是在傳統所限定的範圍內展開，他們的學說也試圖從古代的傳說和古籍中尋求證明，用以支援自己的學說，這也表明了中國哲學對傳統的態度並不是採取積極的批判，而是繼承和詮釋，這種態度被強化成為中國哲學的主流：繼承傳統。

　　第三，經濟條件：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物質資料日益豐富，使一部分人能夠直接脫離物質生產勞動，而從事腦力勞動。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的產生來自於“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樂安適的種種事務幾乎全都獲得了以後”因此，在古希臘，探討政治和哲學在社會經濟發展後獲得了物質前提，只不過多數人主要思考政治問題，有一部分人則轉移了注意力，把對政治體制和政治規範以及對人和社會的關注轉向對自然和現象之後的原因的關注，用理性而不是經驗去探求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驚歎於自然的各種現象的奇妙，“他們先是驚異於種種迷惑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執行以及宇宙之創生，做成說明”。並試圖尋求在各種自然現象後面的非神的、恆定的原因，試圖用理論來論證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邏輯的嚴密，進而產生古希臘獨特的哲學-科學思維方式。但在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應當比古希臘時期更為繁榮，可擁有物質滿足前提的中國為什麼沒有如同古希臘那樣對自然“驚異”呢?其原因在於：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經驗的作用。在中國的各種理論當中，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倫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實踐性，就是哲學也不例外，因此，中國的古代科學一直具有豐富的實用技術和各種發明創造，但卻缺乏

　　科學理論資源;另一方面，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士人階層***也同樣處於物質滿足的前提下，但是他們在社會地位上並不是獨立的，必須依附於權貴，被權貴豢養，因而需要為權貴的爭權奪利鬥爭服務，因此士人關注的焦點放在政治鬥爭、權利鬥爭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臘的哲學家那樣關注自然等對現實“無用之事”。相反，在古希臘，哲學家與權貴的關係一般來說是平等的，人格是獨立的，甚至有的哲學家本身就是貴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進行思考。在中國相對例外的是老子和莊子，他們都不是為貴族服務的士人，他們的哲學思想與古希臘的哲學思想也最為相像，都提出了關於本原***甚至更進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規定性***的觀點和較為豐富的辯證法觀點，但他們所形成的道家文化並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國文化關注人事的大方向決定下，道家最後也變成主要地關注人的生存問題，他們雖然也探討自然，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個人的自我修養，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從而形成與古希臘哲學的不同的發展方向，最後成為一種修身養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臘哲學把自然當作一種認識物件，而中國從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影響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傳統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對中國哲學的發展起較大影響，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為重要，“敬”在於相信和畏懼，也就把天當作一個不可懷疑具有神聖地位的東西，至於這個“天”是神還是其他的什麼，在中國傳統思想看來是不證自明的，沒有必要也不用去關心，所以“天”並沒有西方神話和宗教那樣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備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雖然萬事萬物都是從“天”產生，但是卻需要陰陽變化、五行化生才能產生萬事萬物，因而沒有形成如同古希臘哲學那樣的絕對性思維方式。總而言之，中國文化在面對自然事物時，總是避開了對自然現象背後原因的關注，更多地落到現實當中，通過經驗解決現實當中出現的問題和對人的行為的規範，古希臘哲學重在“是什麼?”，而中國哲學則探討“怎樣做?”。

　　以上所探討的是中西方哲學的不同思想比較以及中西方哲學在產生之初的條件的相互對比，從中看出中西方哲學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異，但從對比中找出兩者的差異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箇中西方哲學融合的新的立足點、結合點，從而形成一個堅實的基礎，實現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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