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一期末論文
1917年，從美國歸來不久年的胡適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次年在講義的基礎上寫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研究方法淺論
1917年，從美國歸來不久年的胡適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次年在講義的基礎上寫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胡適說：“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胡適此言不虛，此書確實開啟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大門，堪稱典範之作。胡適1910年進入美康奈爾大學農學院，不久轉入文學院修哲學，191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留美期間，胡適掌握了西方近現代學理論和方法並加以運用。如，用進化觀點和歷史演進的眼光審查史料，用批判態度、考證方法和用嚴密的邏輯系統地研究和構建體系化的現代著述形式等。
胡適生於皖南績溪縣，他的家鄉產生過乾嘉時代皖派學者“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祖孫三人。他於青少年時期深受先賢影響，熟悉乾嘉考證方法。《中國哲學史大綱》熟練的運用了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方法，把經史研究貫通成有組織的系統，超越了乾嘉各家成就。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大綱》成為中國哲學史“開山之作”，儘管在《大綱》之前已有謝無量《中國哲學史》出版。蔡元培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序中指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蔡元培《中國哲學史大綱·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1頁
中國古代至近代，只有經學、子學、道學、小學等，並無“哲學”一詞，也沒有與西方所謂哲學完全對應的學科，“哲學史”這一學科也是中國所沒有的。“哲學”概念及其學科源自西方，經日本翻譯進入中國後，中國學者藉助西方哲學中的概念、範疇、思路及敘述框架來研究中國哲學史，胡適對於中國哲學史學科創造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學科發展的規律。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也不應只侷限於中國哲學範疇，而應該同時學習和借鑑西方哲學及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吸收西方思想的精華，使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協調，以此為基礎建立和發展中國的哲學史科學。胡適同樣具有深厚的國學的功底，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第一個提出了“整理國故”的任務，主張將西方近代學者審查史料的方法與眼光與中國乾嘉學派嚴禁考證的治學方法結合起來。
《中國哲學史大綱》指出史料的重要性：“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致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史必須充分佔有和把握豐富的史料，包括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文物等，一切從史料出發，所有觀點都必須在史料中找到根據。用胡適的話說就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裡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這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根本工夫。
《中國哲學史大綱》充分體現了胡適的治學和研究方法，也即他的哲學方式，這就是一切從實證出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雖然是胡適在五四時期提出的口號，但是在《大綱》中已有體現。“大膽的假設”是要人們打破舊有觀念的束縛，掙脫舊有思想的牢籠，大膽創新，對未解決的問題提出新的假設或解決的可能;“小心的求證”即是要求人們不能停留在假設或可能的路上，而要進行細心地證明。小心求證是一種嚴謹務實的態度，即在證明過程中不能捏造事實，不能按自己的意願去改變事實，更不能用道聽途說的東西去充當事實，而是要尊重事實、尊重證據，不能有半點馬虎，千萬要“小心”。因此“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體現出了疑古的態度和實證的精神，即不輕信古人，不輕信權威，一切以證據說話。
在胡適之前講授《中國哲學史》的陳漢章雖然熟悉各種古代典籍，無法成為治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人，因為他迷信前人的觀點。陳漢章講哲學史先從上古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商朝的《洪範》，其實大半隻是傳說和後人的編造而已。而胡適走上講壇之後則重編講義，開頭便是“中國哲學結胎時代”一章，以詩經作為時代的說明，拋開三皇五帝以至夏商，徑直從周宣王以後開始講，以老子、孔子為中國哲學的開端。胡適認為：“唐虞夏商的事實，今所根據，止有一部《尚書》。但《尚書》是否可做史料，正難決定。梅賾偽古文，固不用說。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的價值。如《皋陶謨》的‘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如《金滕》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這豈可用作史料?”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23-24頁
事實上，老子、孔子之前雖有哲學思想但無系統的哲學，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胡適在崇古思潮盛行的中國截斷眾流，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將老子和孔子作為中國哲學史的源頭，博得蔡元培先生由衷讚歎：“這是何等的手段!”
《中國哲學史大綱》提出了哲學史研究有三個目的，即明變、求因和評判，體現了胡適中國哲學史中研究的具體方法。明變是指研究古今思想嚴格變遷的線索，求因則是進一步尋找嚴格變遷的原因，評判是指研究者還須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所在。胡適認為，學說的價值大致可分為三種：學說在當時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以及學說的結果可以造出什麼樣的人格。胡適“三目的說”，表現出了高明的歷史眼光和科學的精神，足以為後人師法。
胡適認為，任何一種學說都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有很多前因後果的，一種學說只是其中的“一段”，起著承，如果不研究其後果便不能瞭解其在歷史上的位置。學術思想的前因包括那一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態，以及當時思想潮流。“最初的哲學思想，全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現狀所喚起的”。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54頁
參考文獻：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年
[2]《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4]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5]宋寬鋒.《學院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西方哲學參照系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5年第6期
[6]金春峰.《國學現代化與中國哲學史——幾個方法論問題》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7]陳其泰.《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正規化》.史學集刊，2005年第3期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