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現代漢語的現代性與現代新詩的現代化

　　論文關鍵詞:現代漢語　現代新詩　現代化程序

　　論文摘要:現代性是近年來各個領域研究比較多的課題,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現代性是伴隨著現代化而產生的一種寬泛理論,本文所要闡述的就是現代漢語的現代性以及現代新詩的現代化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絡,探討我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現代化發展的脈絡和現代新詩的現代化發展程序和規律。 
　　
　　現代漢語的現代性既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同時也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學和文藝學內涵。按照一般的理論理解,除了社會革命、思想解放和藝術轉型等其他因素以外,現代漢語現代性的生成過程也就是現代新詩現代性的形成過程。也可以說,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從一個方面決定了現代新詩的現代化。
　　關於新詩現代化的主張,較早有朱自清先生1942年2月在西南聯大文學刊物《文聚》一卷一期上發表的《詩與建國》的文章,明確提出“我們需要中國詩的現代化,新詩的現代化”。稍後有袁可嘉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對新詩現代化的較為全面的闡釋。按照袁可嘉當年的看法,所謂具有“現代化”特色的詩,是現實、象徵、玄學的新的綜合,並且具有文位元組奏上的彈性與韌性。袁可嘉在當時先後寫了《新詩現代化》、《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新詩戲劇化》、《談戲劇主義》、《詩與民主》等數篇討論新詩現代化的文章,較為廣泛地談到新詩現代化的諸多問題。在談到現代詩與現代文化的正反兩方面關係時,袁可嘉還特別強調指出:“我們拒不接受現代文化的動向則已,如果想與世界上的現代國家在各方面並駕齊驅,詩的現代化怕是必須採取的途徑。”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詩現代化的歷史實踐早在現代新詩誕生之時即已發生。但人們過去在對新詩現代化的認識中,一直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按照一種工具論的觀點,把新詩現代化看作是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某種附帶的東西,或者把文學現代化僅僅看作是社會現代化在文學中的反映。二是採用“外因論”的立場,把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看成是中國現代新詩以至整個現代文學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這就難免脫離中國文化的邏輯去理解新詩現代化的程序及其內涵,也難以對文學現代化深刻而豐富的內涵作出深入的揭示。在筆者看來,導致新詩現代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來影響固然重要,但中國社會及文化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是更為內在的和至關重要的因素。對詩而言,又尤其不應忽視語言的作用。語言並不僅僅只是文化的一種構成因素和文化的一個方面,而是文化的根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才可以據此認為中國語言文字的內在邏輯及其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變異,從根本上制約著包括現代新詩在內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面貌,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從一個方面決定了新詩的現代化。
　　現代漢語對新詩現代化的決定性作用早在胡適“國語的文學”論中就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一文中對此有了進一步的討論。20世紀40年代廢名提出“新詩應該是自由詩”的命題時,其基本思路仍然是白話語言決定了自由詩。但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侷限,20世紀前期的新詩在現代化道路上所呈現出的現代性特徵還有一個逐步展開的過程。一直要到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當漢語詩歌的創造性在新的文化基礎上得以恢復,當人們突破了傳統工具論語言觀的侷限,現代新詩現代性的豐富內涵才得以真正展開,人們也才真正認識到現代漢語對於現代新詩的根本意義。現代性在詩歌中不再只是表現為題材和主題,而是還涉及到作為現代人的生活的全部豐富性和複雜性,以及作為符號系統的現代漢語特殊的詩歌語言方式。到了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所謂“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詩人和評論家關心更多的其實已經不再是思想的問題而是語言的問題。
　　當前,對於語言的自覺以及有關語言的審美方式和文化意味不僅成為深入討論的話題,而且已經化為詩人的血肉乃至感覺方式。同時,詩歌現代性的概念還在不斷髮展。語言、漢語寫作、現代漢詩早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詩歌理論批評的關鍵詞。現代漢語不僅從表達方式,而且是從思維方式上深刻地決定了現代新詩以至整個現代文學的基本特徵。而一旦把文學的基礎建立在語言之上,對現代漢語之於現代新詩的關係有了全新的認識,才會真正擺脫前述工具論的文學語言觀,使文學真正成為語言的藝術,同時才能深入到內在邏輯中去理解現代新詩的發生及其演變規律。
　　以上通過對中國文學漢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進行闡述和分析,對漢語現代化的發展特點和主要形式進行回顧,對漢語現代化催生的現代新詩的演變歷史進行梳理,並且對兩者的關係進行探討,可以得出現代漢語的現代性與現代新詩的現代化是歷史發展之必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特點和內涵都不同,但是兩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漢語的現代性為現代新詩的現代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礎,現代新詩的現代化又不斷豐富著漢語的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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