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貨幣均衡與巨集觀政策論文
利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構建損失函式,基於信貸傳導途徑探討不同型別外部衝擊下貨幣政策和巨集觀審慎管理政策的協調配合問題,認為貨幣政策和巨集觀審慎政策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確定性關係。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歡迎瀏覽。
篇一
《 金融信用非均衡與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 》
摘要:我國經濟金融執行中的非均衡現象日益突出,不利於巨集觀經濟穩定增長。金融信用的非均衡表現為城鄉、地區、國有-民營、虛擬-實體經濟、內外經濟結構的非均衡。金融信用的非均衡加大了我國巨集觀經濟執行的風險,降低了貨幣政策調控有效性。因此,以金融信用的均衡發展,促進經濟均衡增長,是當前巨集觀經濟政策的關鍵。
關鍵詞:金融信用;非均衡;貨幣政策;經濟均衡增長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4-0004-05
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非均衡現象,尤其是2002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實體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城鄉、地區、國有-民營、虛擬-實體經濟、內外經濟結構的非均衡現象日益突出。[1]與此同時,金融信用的非均衡配置現象也日益嚴重。金融信用的非均衡進一步加劇了巨集觀經濟非均衡,加大了巨集觀經濟的系統性風險,降低了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當前,面對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性危機,我國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從實施過程來看,過分依賴政府的拉動作用,加劇和造成了經濟結構新的不平衡,對巨集觀經濟穩定帶來了新的風險因素。因此,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均衡增長已成為當前巨集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推進金融領域的改革和開放,促進金融信用的均衡發展,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保證經濟均衡增長,是當前巨集觀經濟政策的關鍵。
一、我國金融信用非均衡的表現與特徵
一金融信用的城鄉非均衡
與不斷拉大的城鄉收入差距相一致,金融信用的城鄉非均衡也日益突出。從城鄉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來看,由於城鄉居民在收入水平以及在轉化金融資產能力與便利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城鄉居民金融資產差距持續擴大。據有關調查,城鄉居民總量金融資產差距由1980年的2.1倍上升至2000年的4.0倍。
1980年城鄉居民金融資產總量之比小於收入之比,但到2000年城鄉居民總量金融資產的差距明顯高於收入的差距。同期,城鄉居民人均金融資產差距更高,由1980年的9.5倍上升至2000年的11.1倍。從銀行貸款投向看,農戶貸款和涉農小企業貸款難始終是個難題,近幾年來農業貸款佔銀行總貸款的比重始終維持在5%。
從金融機構數量和營業網點看,國有商業銀行基本撤離了農村金融市場,形成了農村信用社一家獨大的局面,農村信用社的營業網點也大幅下降,農村金融機構的減少降低了農村金融服務水平。從銀行貸款利率看,農業貸款利率也高於城鎮貸款利率。相關調查顯示農村信用社發放農業貸款基本都存在利率上浮現象,其中貸款利率上浮最低的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上浮了10%,上浮利率最高的則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了150%。
而城鎮居民獲得房地產貸款可以享受15%至30%的優惠,國有大型企業由於其較強的議價能力,融資成本低於貸款利率下限。 貸款利率的城鄉差異是農村信貸投放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金融信用的地區非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金融信用都有了顯著的發展,但金融信用的地區不平衡迅速顯現。從東、中、西部三大地帶金融深化水平看,東部金融深化最快,截至2008年底東部地區聚集了全國60%以上的金融資產,而中部和西部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如加上非國有銀行和民間金融組織的存貸資產,地區差距則更明顯。
2008年東、中、西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餘額佔全國比重分別為61.3%、21.6%、17.1%中部地區包括東北,各項存款餘額佔全國比重分別為60.3%、22.6%、17.0%,東部地區存貸款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4.37倍和4.08倍。
從金融結構數量及所有制結構的地區差異看,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組成結構相對較為簡單,主要是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通、民生、光大、華夏等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僅在少數中心城市設有分支機構,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商業銀行及城鄉信用社。與之相比,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組成結構明顯豐富。
截至2008年,東部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個數、從業人員和資產總額在全國佔比最高,95.5%的外資金融機構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僅佔全國總數的4%。
另外,東部地區聚集了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總部,其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部均設在北京。從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看,地區非均衡極為懸殊。東部地區尤其是上海集中了我國股票、債券、黃金、衍生品等主要金融交易市場。就貨幣市場來看,東部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在市場規模、交易工具、市場主體等方面都較落後。2008年東部地區銀行承兌匯票餘額佔全國的比重為71.6%,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16.5%和11.9%。
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徵,東部地區的股票市值和上市公司數量都佔有絕對優勢。截至2008年末,東部地區上市公司數約佔全國的58.6%,中西部分別約佔23.1%、18.3%。 東、中、西部地區股票當年籌資額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71.1%、14%和14.9%。
國內債券籌資額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83.7%、8.9%和%。 就保險業來看,東部地區保險公司數全國佔比81.2%,中部和西部分別為11.3%和7.5%;東部地區保費收入全國佔比54.4%,中部和西部分別為27.9%和17.7%,保險密度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保費收人東、中、西部依次遞減,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2005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分別以3293元/人、2452元/人、885元/人的保險密度位列全國前3位,中西部地區基本都低於300元/人,但東北地區密度相對中西部較高。 從區域金融創新能力的差異看,東中西部的差距也非常明顯。
金融工具和創新與運用是地區金融市場組織能力的一個重要標誌,以髮卡量來看,中國工商銀行2002年共計發行信用卡73768383張,其中東部地區發行量為44503369張,約佔發行總量的60%,中部地區14714234張,佔髮卡總量的20%,西部地區發行量14550753張,佔髮卡總量的20%,西部是東部地區的33%,同期交易量西部僅是東部地區的18.13%,可見東部地區金融創新能力較強,遠遠高於中西部地區。
綜上所述,從東、中、西部地區金融資產總量、金融機構及其所有制結構、金融市場和區域金融創新能力四個方面看,東部地區金融信用水平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我國金融信用的地區非均衡現象是客觀存在的。
三金融信用的國有――民營非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所佔比重上升,國有經濟所佔比重明顯下降。近十年來,民營經濟年均10%以上的增長速度,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60%,工業增加值和出口分別保持了20%和40%左右的增長速度,每年吸納大多1000萬的新增從業人員,扣除國有經濟和國有控股經濟,民營的稅收貢獻率在70%以上,但我國金融信用配置卻明顯向國有經濟傾斜,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日益嚴重。 從表2可看出,截至2008年底,其在全部短期貸款餘額中的比重僅為3.37%,與其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貢獻嚴重不符。2009年以來,4萬億政府投資拉動和銀行信貸快速擴張並沒有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相反金融信用的國有-民營非均衡問題更加突出。
四金融信用的虛擬――實體經濟非均衡
從當前我國巨集觀經濟特點來看,虛擬經濟包括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由於我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不論從房屋租售價格比和房價收入比來看,實體層面的住房需求都無法支撐現有的高房價,因此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虛擬經濟的成分更大。隨著1999年房改和房地產市場的啟動,金融信用向虛擬經濟傾斜的現象非常明顯。從銀行信貸對企業投資的支援來看,我國所有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帶息債務佔全部投資的比例:2004年為49.7%,2005年為45%,2006年為38%,2007年為33%,總體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
與此同時,銀行貸款長期化趨勢明顯,中長期貸款佔總貸款比重2004年為43%,2005年為41%,2007年為51%,2008年為51%。 從增長率看,房地產貸款增長率遠超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增長率,使得房貸佔總貸款比重逐年攀升,從2000年的6%上升至2007年的17%左右。 上述資料表明金融信用向房地產市場的傾斜十分明顯。
銀行信貸向房市的過度傾斜是房價快速上漲的重要原因,如李巨集謹2005對中國房地產的實證檢驗發現銀行信貸在房地產市場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每增加1億元貸款,房價上漲0.685元,房地產供給貸款彈性為0.95,需求貸款彈性為0.68,說明銀行信貸直接決定房地產供需。[2]關於銀行信貸是否大量流入了股市,目前沒有確切的資料。
由於我國股票市場還沒有開通融資融券業務,銀行信貸沒有直接進入股市的渠道,但仍存在間接渠道進入股市,一是企業可能將一部分貸款用於股市投資;二是一些銀行貸款可能以房地產貸款的名義進入股市。桂荷發等2007基於VAR模型的脈衝響應函式分析表明,銀行信貸的一個標準差正衝擊,股票價格在1至5季度內呈現正響應。[3]2009年上半年,我國銀行信貸增長放出天量,與此同時,股價也出現了迅速的上漲,證明了銀行信貸與股價的緊密關係。總之,銀行信貸投向的虛擬化日益加重,對實業投資的支援不足,呈現出明顯的非均衡特徵。
五內外經濟失衡背景下的金融信用非均衡
2002年以來,在外貿、外資“雙順差”的局面下,外匯儲備連年快速增加,截至2009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達21316億美元, 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導致央行通過外匯佔款渠道過多投放了人民幣。在“雙順差”背景下,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國際熱錢加速流入中國。根據估計,2005年大約有670億美元熱錢流入中國。 總之,在“雙順差”局面下,金融信用的擴張加快,且金融信用過多的配置到了外貿部門和金融資產部門,非貿易部門的金融信用供給不足。[4]
二、金融信用非均衡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貨幣政策有效性是指通過貨幣政策調節保證巨集觀經濟穩定增長。從各國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看,巨集觀經濟穩定增長的含義包括兩方面:一是經濟總量保持合理的穩定的增長速度;二是通貨膨脹保持在合理水平。由此可看出,不論是理論界還是貨幣政策當局,對巨集觀經濟、金融的非均衡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都缺少重視。理論上非均衡導致巨集觀經濟執行風險和脆弱性大大增加,增大了貨幣政策調節的難度。
在金融信用非均衡的背景下,旨在穩定巨集觀經濟的貨幣政策調節可能引起巨集觀經濟的過激反應:一方面,如果貨幣當局面臨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建議採取擴張的貨幣政策,但在擴張貨幣政策的刺激下,通過非均衡的金融信用進一步加劇巨集觀經濟非均衡,大大加大了巨集觀經濟風險和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貨幣當局面臨經濟過熱,應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金融資產泡沫首先破裂,實體經濟可能硬著陸。因此,經濟、金融的非均衡背景下,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調節不但沒有熨平經濟波動,反而加大了巨集觀經濟波動,貨幣政策有效性大大下降。
一巨集觀經濟非均衡與巨集觀經濟風險
嚴重的金融信用非均衡是我國巨集觀經濟非均衡的重要原因,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係。從收入分配來看,金融信用非均衡是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拉大的重要原因,而持續拉動的收入差距使我國巨集觀經濟面臨較大的風險。改革開放以來,衡量個人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從1980年的0.3上升至目前的0.46,其中城鎮居民內部和農村居民內部的基尼係數分別為0.35和0.40。 從收入的城鄉差距看,1980年,城鄉收入比為1.86倍,2006年擴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種福利因素計算在內,我國實際的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5-6倍。 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從35.7%上升至76.9%,上升了41.2%。
同期,農民收入的比重則由64.3%下降至23.1%。 佔全國41.8%的城鎮人口占有著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9.2%,而佔全國58.2%的農村人口僅佔有30.8%,收入分配明顯向城鎮傾斜。
從收入的地區差距看,2008年東部地區城鎮居民收入20195元,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分別為13204元、12839元、13037元,與東部地區之比分別為65%、64%、65%,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8108元,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分別為4448元、3574元、5142元,與東部地區之比分別為55%、44%、63%,收入分配的地區差距明顯。 從收入分配的行業差距看,國有壟斷行業利潤過高導致行業收入差距在加速擴大。1978-2006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從615元增加至18364元,同期,行業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從458元擴大至32249元,擴大了69.41倍。 按20多個大行業劃分,2005-2007年全國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的差距超過6倍。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46.6%下降至2006年的36.3%,投資支出佔GDP的比重大幅上升。 消費-投資非均衡導致產能過剩,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增強。內部非均衡必然表現為內外經濟的非均衡,在產能和儲蓄過剩的背景下,出口快速增加,由每年淨出口帶來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且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大量外資湧入,其結果增大了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由於金融信用的非均衡作用,又進一步拉大了國內收入差距和消費-投資非均衡,大量資金流入金融資產市場導致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波動異常,加劇金融-實體經濟的非均衡。
如果不能有效降低我國金融信用非均衡、收入差距、消費-投資非均衡、金融-實體非均衡,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而且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通過金融信用非均衡,進一步加劇了我國經濟的非均衡現象,使得巨集觀經濟執行面臨很大的風險,貨幣政策操作難度非常大。
二國有――民營發展非均衡與巨集觀經濟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迅速,通過市場的競爭機制,民營企業已具有較高的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但與國有經濟比較,民營企業在獲得金融資源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以北京市為例,中小企業貸款餘額約佔全市人民幣貸款餘額的20%,而國有大型企業集團佔80%。 國有大型企業憑藉其壟斷地位與銀行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其融資成本低於貸款利率下限。民營企業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籌集資金的門檻仍過高。在金融資源向國有大型企業集中的體系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下降加大了我國巨集觀經濟風險。
首先,貨幣和信貸資源向國有大型企業的傾斜,將進一步加強國有大型企業的壟斷地位。國有大型企業一般集中在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核心產業,位於產業鏈的上游。國有大型企業壟斷地位的提升,勢必使得企業在上游產業領域,如石油、煤炭等資源類產業,具有很強的壟斷定價能力,追求壟斷利潤必然導致上游產業價格的上升,並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產業,加大通貨膨脹風險。另一方面,國有大型企業由於可獲得高於市場收益率的壟斷利潤,國有大型企業職工的工資和福利的增長水平大於其他行業和中小企業,進而可能導致國有部門內部的“工資-國有企業壟斷價格”螺旋上升機制,加大我國通貨膨脹風險。
其次,國有大型企業資金運用虛擬化,表現為三點:一是在實體經濟緊縮的大背景下,大量閒置資金流入股市和樓市。從股市看,2009年的股市上漲主要是流動性充足造成的,而在中小企業融資難和家庭投資者被套牢的情況下,國有大型企業由於獲得了當前信貸擴張的大部分資金,其資金是充足的,最有可能流入股市。從房地產市場看,2009年大量“地王”的出現基本上都是中央企業造成的,中小房地產開發商和民營開發商並沒有積極參與。二是委託貸款大幅增長。
從北京市的情況來看,總部企業較多,實力雄厚,總部企業發放委託貸款的數量迅速增加,並遊離在信貸規模之外,大量閒置資金進入資產市場催生了資產泡沫,加大了未來通貨膨脹風險。三是科技創新投入不足。國有大型企業可以通過股票市場、信貸市場等多種金融渠道獲得大量的外源融資,而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很難直接融資,間接融資也由於信貸配給、門檻效應等原因而面臨融資難,但國有大型閒置資金很少用於技術創新,無法實現產能的轉移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長期發展的根本推動力是科技創新,而國有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將削弱我國長期經濟增長潛力。
三虛擬――實體經濟非均衡與巨集觀經濟風險
在金融信用的金融-實體經濟非均衡的背景下,貨幣政策調節導致資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的波動異常,貨幣政策穩定產出和通貨膨脹的目標難以實現。近年來,在外部經濟不平衡、流動性過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金融層面和實體層面進一步分離,資產價格自我發展機制已形成,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和資產價格形成機制已發生明顯的變化。在擴張的貨幣政策刺激下,貨幣流向金融市場,在資產價格自我發展機制的作用下,資產泡沫脫離實體經濟的發展,資產價格泡沫加大了巨集觀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其價格的劇烈波動對實體經濟穩定執行產生了不利影響。
理論上來說,資產價格波動可以通過以下渠道傳遞到實體經濟:一是通過財富效應和託賓Q影響消費和投資,從而對產出和物價水平造成衝擊;二是資產負債表效應;三是資金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替代效應。
溫和的資產價格上漲,通過財富效應和託賓Q效應,有利於擴大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促進經濟增長。但在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在樂觀預期的推動下,資產價格異動上升,可能形成“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螺旋上升效應,即銀行信貸流入虛擬經濟推升了資產價格,資產價格提高了抵押品價值,又可以借貸進入股市和房市,從而形成資產價格與銀行信貸的自迴圈體系。
另外,資產價格泡沫產生“吸水器”效應,即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虛擬經濟。一旦巨集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採取利率上升或者緊縮貨幣供給的政策將首先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破滅,進而可能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緊縮效應。
四內外經濟非均衡與巨集觀經濟風險
在內外經濟非均衡的條件下,我國巨集觀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通貨膨脹風險和資產泡沫風險。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中國人民銀行被動的購買外匯,增加貨幣供給,進而增大未來通貨膨脹壓力。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國際貿易經常專案順差;二是FDI流入;三是國際熱錢流入。
而匯率具有傳遞效應,一般來說,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會降低進口品相對價格,降低輸入性通貨膨脹風險,但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小於進口商品價格上升的程度,仍有可能帶來輸入型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國際套利,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風險加大,國際熱錢大量流入我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膨脹。
根據劉莉亞2008的實證研究,國際熱錢的湧入顯著地推動了住宅價格尤其是豪華住宅價格指數的上升,並且住宅價格指數變化率的波動中有約20%是由熱錢異動所致。[5]全球流動性過剩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在美元氾濫的國際背景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而我國經濟發展對國際大宗商品的需求越來越依賴國際市場,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風險加
大。[6]
三、以金融信用均衡發展推動經濟均衡增長
非均衡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特徵之一。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程序的加快,我國經濟非均衡有擴大的趨勢。從巨集觀經濟供求角度看,中國是一個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國家,而美國是一個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的國家。在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下,我國經濟執行日益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而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下降,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和美元貶值預期下,我國實體經濟取得的成就可能被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摧毀。因此,當前經濟形勢下,改變我國經濟非均衡態勢,促進經濟均衡增長已經刻不容緩。金融信用的非均衡和經濟非均衡是相互促進的,要打破我國經濟的非均衡狀況,需要綜合的經濟政策,著手改變我國金融信用的非均衡狀態是重要的環節。
通過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建立富有創新與競爭、功能齊全高效的金融體系。一是微觀金融組織的再造。我國金融機構的壟斷程度很高,競爭機制不足,造成金融效率較低。應允許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產業資本和外國投資金融領域,形成各種形式的金融機構和諧競爭的格局。尤其要加快和扶植農村地區和落後地區微型金融的發展,目前農村金融市場主要由農村信用社壟斷,農村金融服務嚴重不足,這種局面應儘快改變,以此改變金融信用的城鄉和地區非均衡。
二是政策性金融體現政府的經濟導向作用,加大對農村和落後地區的銀行信貸傾斜。通過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展創業投資,推動信用擔保和增信機制的創新,發展中小銀行等措施,逐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形成開放的金融市場,逐步放開對外國資本的限制,大力開發金融產品。
目前,隨著我國財富的積累,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以增加投資渠道分散風險。同時金融工具的開發進一步引導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正如袁志剛2008教授指出的,如同我們已經享受了三十年的“人口紅利”一般,未來三十年的發展經濟需要“金融紅利”的支撐作用。[5]我國需要一個均衡的金融體系,以支撐我國經濟長期均衡增長,同時貨幣政策調節的有效性也將得到提高。[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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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莉亞.境外“熱錢”是否推動了股市、房市的上漲?來自中國市場的證據[J].金融研究,200810.
[6]中國經濟增長與巨集觀穩定課題組.外部衝擊與通貨膨脹[J].經濟研究,20085.
篇二
《 統一貨幣政策須關注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 》
摘要：通過對轉軌時期中國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的成因與表現的分析，揭示以區域經濟金融均衡執行為假設前提的統一貨幣政策與區域金融非均衡執行現實的矛盾，由此提出貨幣政策關注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可能路徑。
關鍵詞：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統一貨幣政策;貨幣金融政策區域差別化
文章編號：1003―4625200605―0008―04
中圖分類號：F832.0
文獻標識碼：A
一、轉軌時期中國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的成因
金融發展水平的區際差異從根本上講是由經濟狀態的區際差異造成的。這是因為，按照內生金融成長理論的觀點，不同的經濟狀態給金融成長所提供的成長條件和成長區間是截然不同的。格利和肖就曾經指出，如果離開實際經濟發展的來龍去脈，金融發展將難以理解。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轉軌時期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產生與進一步擴大的重要原因。
中國作為經濟轉軌國家，在整個經濟制度變革過程的前期，基本體現了政府推動和自上而下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特徵。具體來說，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政府主導的漸進式改革道路。在漸進式改革中，經濟市場化的過程是分領域、分地區各個突破、分步推進的。
由於採取了局部推進的非均衡改革戰略，因此，中國的改革特別強調改革的次序問題。為了具體地落實改革的先後次序，我國在“七五”計劃中，根據各省市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提出了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的地域劃分及國土開發實施由東向西逐步推進的“梯度發展戰略”。後來的經濟發展證明，這一戰略對我國的工業化程序和經濟趕超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這一區域差別發展戰略所引起的負效應也是十分顯著的。這主要表現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經濟的同質性已被地區差異性所替代，傳統的區域經濟行政式人為平衡格局被打破，區域經濟執行由均衡走向非均衡。
經濟決定金融。改革開放以後，區域經濟執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區域金融發展的均衡狀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了金融資源的供給與需求在空間分佈上的不均衡，而這種供求不均衡使得區域金融執行的差異性開始顯現。
改革初期以政府主導為特徵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中國區域經濟與金融的非均衡發展提供了動因，以此為基礎，隨著改革程序的推進而由弱變強的、非政府主體推動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則加快了區域經濟與金融差異執行的程序。
20世紀90年代以後，圍繞著放權讓利而展開的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居民可支配貨幣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國民收入的主要支配權由政府轉向民間。這一轉變為經濟制度的進一步變革培育了必要的市場主體，為非政府主體參與制度變革創造了物質條件，使我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制度變遷呈現出了新的特徵，即：經濟制度變革過程不再由政府惟一地決定，基於已有的分權改革與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非政府主體也較大程度地參與了制度變革與創新的過程。
由於誘致性制度變遷從根本上來講源於經濟市場化程序，因此，非政府主體基於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積極參與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效力，也就取決於市場經濟不斷髮育過程中所產生的激勵機制作用的大小。由於改革初期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不同區域經濟市場化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從而對不同區域的非政府主體參與制度變遷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市場激勵，這樣一來，在不同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不同區域非政府主體參與經濟改革與經濟建設的熱情與動力明顯有差異，由此決定了來自於非政府主體積極參與而實現的經濟與金融成長績效存在區域差異，即：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源於經濟市場化程序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使區域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如果說改革以來中國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差異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在金融領域的必然反映，那麼，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行政分權制下，由國家對地方政府財政利益的認可而引發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間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過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幹預地區金融執行的能力差異，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差異則使業已形成的區域經濟與金融發展差異進一步得以強化。
雖然，1979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與以往歷次經濟體制的變動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但是，從中央和地方關係的角度看，1979年以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行政分權的做法，即中央政府從計劃、投資等各方面層層向地方政府下放權力，分解指標。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分權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財力和財權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對獨立的利益和權力。
從資源空間配置的角度來看，從改革中獲得大量權力和財政利益的地方政府，開始明確地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資源空間配置和區域經濟與金融執行中成為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行為主體。而在我國依然近乎是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中，發展速度則直接取決於要素的投入量和對資源的佔有量。即：地方經濟利益實現程度的大小取決於資源配置權的大小以及能否儘可能多地佔有資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擁有資源的前提是擁有可作為購買力的貨幣。每個地區都想借助擁有更多的貨幣以獲取更多的資源。這樣，地區間對資源的競爭就表現為為本地區獲取更多貨幣的競爭。“撥改貸”後，金融成為各地區資本形成與資本積累的主要渠道，地區金融資源的多寡越來越成為決定地方經濟發展快慢的關鍵因素，地方關注的目標隨即轉向了金融部門。
在金融以“條”為主、地方以“塊”為主的狀態下，“條塊分割”的矛盾必然導致各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的爭奪需要通過地方與中央的非合作博弈以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零和博弈來完成。由此，對金融資源的爭奪成為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博弈的焦點，而金融資源在各地區的最終配置格局取決於博弈過程中各地方政府博弈能力的對比。
首先，就各地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而言，各區域經濟實力進而對國民經濟影響力的顯著差異，決定了不同區域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實力上的差異。發達地區強大的經濟實力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突出地位，使其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在整個國家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欠發達地區則恰好相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政治發言權降低了欠發達地區在包括資源配置許可權劃分等在內的各種談判中的實力地位，削弱了這些地區向中央討價還價的能力。
其次，就各地區政府之間的博弈而言，與經濟更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政府在制度供給與制度的有效執行方面均處於競爭中的劣勢地位。在區際開放經濟條件下，這一劣勢使欠發達地區的政府面臨著執政的風險和政治租金喪失的風險，並最終使得這些地區在爭奪經濟與金融資源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
總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能
力的區域差異是顯著存在的，這決定了各地方政府佔有或控制金融資源能力的差異，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存在差異。在政府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經濟主體而存在的轉軌經濟中，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區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業已存在的區域金融發展差異變得更加顯著。
綜上所述，源於中國經濟轉軌時期特有制度變遷模式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區域金融發展環境的顯著差異，不同的發展環境為不同地區金融需求的培育、金融供給能力的提升以及供需良性互動機制的形成等設定了不同的約束條件，各區域金融執行由此走上了非均衡發展的道路。在此基礎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行政分權制下，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展開了以爭奪金融資源為核心的利益博弈，東部發達地區憑藉改革先進入者優勢而佔據了博弈競爭中的有利地位，金融資源的配置隨即形成了有利於東部地區的配置格局，欠發達地區與東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區域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地擴大，區域金融非均衡執行特徵由此得以強化。
二、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與統一貨幣政策的矛盾
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一歷史性的制度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經濟成長與經濟發展的既有路徑與模式，中國的經濟發展由此而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必然對內生於其中的金融發展模式產生本質上的影響。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了中國金融制度改革走上了一條從計劃金融向市場金融轉變的變遷路徑。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變遷服從並內生於轉軌時期金融制度由計劃到市場的總體變遷路徑。貨幣政策傳導在巨集觀上呈現出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過渡，在微觀上則更多地受到微觀金融與經濟執行狀況的制約。
貨幣政策間接調控方式的確立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傳導效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傳統的貨幣政策直接調控方式下，中央銀行使用直接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於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由於嚴格的規模控制，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效力具有相當的控制力;而在貨幣政策間接調控方式下，貨幣政策的傳導是通過中央銀行使用間接性貨幣政策工具，藉助於市場對政策訊號的傳遞以間接地調節微觀金融機構與其他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完成的。
這樣一來，貨幣政策傳導的效力就不僅取決於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的完善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微觀金融與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有無反應和反應程度的大小。可見，在金融市場化改革方向既定的條件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間接調控效力的提高不僅要求中央銀行從巨集觀上不斷完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而且還要求中央銀行應當更多地關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微觀作用機制。
如前所述，在中國市場化導向的金融改革程序中，金融市場化改革由東向西漸次推進的改革秩序安排，人為地給不同區域的金融發展設定了不同的約束條件，使不同地區金融深化的速度與程度均存在明顯差異。區域金融執行最終呈現出“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在空間和時間上並存的特徵，即：在我國中西部地區“金融抑制”狀態並無實質上的變化的同時，東部沿海地區卻因其金融市場化程序的顯著推進，而更多地表現出了“金融深化”的特點。
在微觀金融執行顯著影響政策效力的貨幣政策間接調控機制下，各區域“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狀態的非均衡性，必然導致不同地區對統一貨幣政策調控反應程度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與以區域經濟與金融均衡發展為前提假設的全國統一的貨幣政策形成了矛盾。
一金融深化程度的區域差異與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單一的矛盾。
儘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方式已由直接調控為主逐步過渡到了以間接調控為主，但是，從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來看，目前，銀行信貸渠道仍然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中央銀行對利率、匯率以及財富渠道的駕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微觀金融執行市場化程度較低，國家對金融擁有較強控制力的情況下，這一狀態無礙於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然而，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融資方式與融資渠道趨於多元化，銀行信貸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力減弱，單純依賴銀行信貸渠道傳導貨幣政策的效果必然降低。
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程序中所出現的區域金融發展差異集中表現為金融深化程度的顯著區域差異，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仍然高度依賴於國有金融的同時，發達的東部地區金融市場化改革與金融對外開放的深化，極大地促進了市場金融的發展，經濟主體的融資需求不僅能從傳統的銀行信貸渠道獲得，而且，還可以更多地藉助於資本市場籌資、民間借貸及引進外資等方式來滿足。這樣一來，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使得這些地區微觀經濟主體對經由銀行信貸渠道傳導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的反應必然弱於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反應，由此造成統一貨幣政策的傳導效力出現區域差異。
二經濟金融總量與結構的區域差異與統一貨幣政策調控的矛盾――貨幣政策擴張或收縮的區域不同步性。
首先，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中西部地區的存款增長能力遠遠低於東部發達地區，因此，按同一比率繳存準備金勢必加劇中西部地區資金缺乏的狀況;同時，受經濟與金融擴張能力的影響，當中央銀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中西部地區貨幣供應量減少的幅度要比東部地區大得多，而中央銀行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中西部地區貨幣供應量增長的幅度卻要比東部地區小得多。
其次，在統一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條件下，現金漏損率的區域差異會導致貨幣乘數效應的區域差異。貨幣乘數的大小取決於現金漏損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高低。現金漏損率的大小受信用發展水平、交易方式、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由於我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信用化程度與東部發達地區差距較大，現金交易比重較高，此外，東西部地區資金利潤率的客觀差異，使得中西部地區的資金大量流向東部地區。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區現金漏損率比東部地區更高，貨幣乘數則更小，這樣一來，統一的存款準備金政策在各地區所形成的貨幣乘數效應就是不同的，同樣的貨幣政策措施在不同經濟區域的擴張或收縮程度顯然不同。
再次，從經濟與金融結構來看，經濟較發達的東部地區非國有經濟所佔比重較大、金融市場發育程度高、企業籌資渠道廣，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主要的經濟成分仍然是國有經濟。金融市場發育緩慢，企業融資主要依賴國有銀行，這樣，以商業銀行信用渠道為主的貨幣政策傳導，對經濟欠發達地區企業的影響遠比對經濟較發達地區企業的影響要大，因為中央銀行的緊縮措施通過國有商業銀行首先傳導給國有大中型企業，而對國有商業銀行依賴程度小的非國有企業受到的影響則較小。同時，由於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金融市場化程度更高，國有金融與市場金融均更為發達，金融體系更為全面與完善，企業融資渠道較為廣泛，地區內投資擴張迴旋空間大、速度快，受國家巨集觀政策調控的影響更不顯著。這樣一來，同樣的貨幣政策
調控就會在不同地區形成不同的擴張或收縮效應。
三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區域差異與統一基礎貨幣投放的矛盾――貨幣投放效果的區域差異。
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外向型經濟對國民經濟執行與政府的巨集觀調控的影響越來越顯著。就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來說，自1993年末國家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在新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的“人民幣外匯佔款”資產取代再貸款，成為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貨幣投放主渠道的這一變化，使得地區出口及創匯能力成為了決定本地區貨幣資金寬鬆程度的關鍵因素。
在東部地區特別是廣東省幾乎壟斷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情況下，出現了東部地區基礎貨幣投放量充足，而創匯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區基礎貨幣投放不足的非均衡格局。不僅如此，由於1994、1995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專案和資本專案大幅度的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急劇增加，相應地以“人民幣外匯佔款”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也急劇增加，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對此，中央銀行採取了收回對商業銀行再貸款的方式來對基礎貨幣的過快投放進行沖銷。這對於經濟已經過熱的東部地區起到了必要的降溫作用，而同樣的貨幣緊縮政策對於資金已經並不寬鬆的中西部地區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四金融內生成長能力的區域差異與單一貨幣金融調控政策的矛盾――區域金融發展差異進一步強化的可能。
轉軌時期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區域不同步性，賦予了不同區域不同的經濟與金融發展動力和活力，東部地區因為擁有了改革的優先權而表現出更大的發展活力，獲得了強有力的改革初始推動力，從而擁有了改革“先進入者”通常能夠獲得的顯著的經濟增長績效。“先進入者優勢”賦予’了東部地區在經濟市場化與貨幣化中的領先地位，使得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相比，這些地區貨幣化程度更高，市場機制也更加完善，東部地區由此而走上了一條經濟與金融自我成長的良性發展道路。
這種經濟與金融自我成長能力的獲得，使其能夠在國家諸多優惠或傾斜政策取消以後，仍能保持經濟與金融持續穩定地增長。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市場經濟改革的滯後，不僅限制了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活力，而且，由於發達地區的相對發達，使其在與發達地區的區際生產要素流動與區際貿易分工中處於競爭劣勢。
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由此走上落後便更落後的惡性迴圈道路。在區域經濟與金融內生成長能力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國家貨幣金融政策卻基本上採取的是全國一刀切的調控措施某些政策仍在向東部發達地區進行傾斜。比如，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條件的全國統一性，企業上市審批條件的全國統一性等。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顯著缺乏金融自我成長能力的情況下，不考慮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單一貨幣金融政策調控，必然使這些地區的金融深化與金融發展因為面臨更多的約束條件而難以拓展。由此可能會使已經落後的中西部金融更加落後。
三、政策建議
區域金融執行的非均衡特徵內在地要求國家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應當更加充分地考慮到不同地區對同一貨幣政策的不同反應。國家在保持貨幣政策與金融制度全國統一基調的基礎上，應當按照區域經濟與金融協調發展的要求，通過制度創新，對某些可以進行區別對待的部分進行必要的區域差別化調整，以形成全國統一大前提與區域特色有機結合的國家貨幣金融制度體系。從而在更大程度上處理好貨幣金融政策調控中區域與總體、區域性與一般之間的關係。
此外，轉軌時期中國區域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並存狀態，既使得傳統的貨幣政策信貸供給渠道仍有其既定的重要性，同時，不同地區金融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也使得貨幣供給表現出日益增強的內生性，特別是在市場化程度相對更高的東部地區，市場機制執行對現有貨幣政策調控方式提出了挑戰，以銀行信貸調控為主渠道的傳統貨幣政策調控在金融市場化環境中績效減弱。顯然，在市場化取向的經濟與金融改革方向既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力，既需要鞏固信貸渠道的現有調控作用，也需要在信貸渠道之外，更多地關注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的變化所引起的經濟與金融效應對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並將這些影響因素統籌納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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