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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啟動實施“單獨二胎”政策，此政策的出臺有其深厚的社會背景，拉開了生育政策改革的序幕。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二胎政策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摘 要】自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的人口政策幾經變化，形成現今的計劃生育政策，但隨著我國老齡化、用工荒、性別比例等問題凸顯，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宜，勞動力資源逐步匱乏，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人口生育政策亟需調整。文章通過對我國人口生育現狀的分析，在運用人口需求理論基礎上，對二胎政策進行討論。實行二胎政策，適當提高人口數量，彌補勞動人口不足，有利於提高經濟持續增長能力。同時，使人口性別比例迴歸正常水平，降低養老人口比重，完善養老保障體系，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人口、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
【關鍵詞】二胎政策;人口需求理論;可持續發展
一、我國人口政策的歷史演變
一建國初期的人口增長與節制生育政策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1949 到1953 年之間，人口死亡率由1949 年的20‰降到1953 年的14‰，出生率則保持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49 年的16‰增至1953 年的23‰，我國步入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人口增長高峰期，人口數量控制成為人口政策的重點工作。1953 年，衛生部改變限制節育的態度和做法，幫助群眾節育。1957 年我國正式公佈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修正草案 ，明確指出要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節制生育政策取得一定的效果。
二“大躍進”式的人口生育政策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片面強調人多是好事的觀點，導致了人口理論研究和節制生育宣傳活動被迫停頓。1959至1961 年，中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計劃生育工作停止，廣大群眾的生育處於自發狀態。1962 年起，全國出現了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在1963 年達到43.37‰，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57 年的23.3‰升至1963 年的33.33‰。此時，人口的急劇回升和膨脹問題得到重視。1962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重申加強計劃生育工作。1964 年，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指導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這階段計劃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了較好的落實，但在廣大農村基本未全面開展計劃生育，迎來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三計劃生育人口政策
“”結束以後，黨和政府制定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1978 年3 月，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成為國家的根本大法。1980 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2 年，中共十二大報告正式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進入九十年代，人口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首要位置。1991 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2000 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指出人口過多仍然是我國的首要問題，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務將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方向轉變。2006 年12 月22日釋出《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我國人口生育的現狀
一人口老齡化、高齡化趨勢
在國際上，一般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的社會、或者將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的社會叫做老齡化社會。90年代末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74億，約佔總人口的12.78%。預計202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可達2.8億，約佔總人口的18.4%左右。預計2050年將達到4億左右，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佔老年人口的11.4%，且高齡人口以年均5%的驚人速度遞增。我國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現象將日益突出，我國將來的養老問題不容樂觀。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將不得不為大量的老人服務，而老人終將逝去，嚴重製約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勞動力人口比重逐步降低
中國現在的年生育人口僅為1600萬左右，大學招生650萬，每年剩餘的普通勞動力不到1000萬。中國現在的在校大學專科以上的學生人數達2800多萬，並計劃到2020年達到3500萬以上，即年大學招生人數可達800萬以上.到時候中國的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將與普通勞動力人數基本相當，即各為800萬左右.扣除農村的勞動力，中國每年能轉移的普通勞動力將僅幾百萬人，而退出的普通勞動力人數可達2200萬。我國作為製造業大國，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轉向我國，對勞動力需求較高，而普通勞動力越來越少，難以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性別比不協調
中國目前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平均值已高達117.84，位居世界首位。而根據自然規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應該在103-107之間。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持續高位。我國1982年以後出生性別比為108.47，開始超過國際警戒值107。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除西藏和新疆外，中國內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均呈偏高態勢。有15個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100以上，9個省份高達120以上。
三、理論基礎
二胎政策符合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人口需求論。凱恩斯主義人口社會學理論產生於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時期。凱恩斯把人口數量與經濟危機聯絡起來，認為人口縮減會引起經濟停滯。他認為人口增長，生活水平提高，購買力提高，資本系數才能增大，他主張用增加人口，擴大“有效需求”解決經濟衰退。凱恩斯主義者們認為，勞動力供求水平取決於經濟增長，人口的增加，勞動力的充足供給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奧肯定律表明，經濟增長速度快，勞動需求量相對較大，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水平提高，失業率降低;反之，經濟增長速度慢，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就業水平低，失業率高。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也認為，勞動人口增長率是決定經濟“自然增長率”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學家漢森認為人口增長會催生技術，促進投資與開發，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David E. Bloom 和Jeffrey G. Williamson 利用經濟增長模型以東亞人口發展為例項的研究極富啟發意義，他們指出人口的轉變過程中，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的增長。在人口轉變初期，勞動力人口與非勞動力人口比例小，撫養負擔過重，不利於經濟增長; 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不斷攀升，並由此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此階段為人口紅利階段。當生育率與死亡率水平相當時，人口轉變趨於穩定，對經濟的影響趨於中性。他們的研究顯示，在東亞經濟奇蹟中，人口轉變因素即人口年齡的紅利因素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高達1/3～1/2。而我國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部分得益於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獲得的人口紅利。因此人口需求理論認為，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對人口有一定需求。
四、走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之路
可持續發展指的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指以人的全面發展和福利增長為導向的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動態均衡過程。人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實質上就是實現人口—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既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又實現人口賴以生存的經濟與社會和諧。
任何一項政策的制定必須得考慮全盤因素，牽一而發動全身，結合具體國情情況，符合特定社會背景與歷史意義，綜合分析個人、國家以及整個社會的各個發展層面，應對我國複雜的人口與經濟社會問題，走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人口眾多、資源稀少、人均資源佔有量極低，依然是中國最基本、最突出的國情。在控制生育政策下，實行二胎政策，穩定合理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當前，我國實行二胎人口政策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
第一，應對“用工荒”問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劉易斯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了劉易斯拐點，當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往往是人口紅利視窗關閉的前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程序不斷加快，部分地區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現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經轉移出2.3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僅剩下2481萬人，而且基本為難以轉出的老弱病殘。2009年開始中國內陸地區紛紛呈現出“用工荒”的苗頭，勞務輸出大省四川也未能“倖免”，僅在重慶，就有百餘個工業園出現“用工荒”。2009年7月份以來，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相繼出現用工短缺。人口紅利期後，初級工人薪資水平和勞動成本會成倍提高，中國吸引外資的優勢將逐漸減弱，消費人口比例提升，生產性人口比例降低，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削弱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活力。
二胎政策的實現可以彌補經濟持續發展的勞動力需求不足，解決用工荒問題。人力資源是國家發展和進步的源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升級。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合理範圍內提高我國人口數量，從而提高勞動力數量，解決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人口比例不協調問題，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二，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首先，有效解決性別比偏高問題。對於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原因，從生育意願的價值體系上看，中國傳統的生育意願表現為早、多、男的生育價值體系。當個體生育者在“早”、“多”這兩個方面由於整體的計劃生育政策無法實現的時候，更加趨向於選擇男孩。在目前我國人口數量控制仍然嚴格的前提下，新生人口性別被“人為性”扭曲，性別選擇影響人們生育價值觀，致使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衡。我國人口的歷史資料統計提供了證據，我國1950、1960 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僅正常，而且十分穩定，它基本不存在性別比例上的偏失。但自1980 年代以來，計劃生育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後，大多數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都在110 以上，明顯地偏離了人口出生比例正常值，且出生人口性別比明顯逐年攀升。二胎政策的實行，有助於拓寬人們的生育選擇權，遏止生育性別選擇和性別歧視，降低性別比例，使人口性別比例迴歸正常。合理的人口性別結構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實現人口、社會可持續發展。
其次，有效解決人口老齡化及社會養老問題。多年推行的以“一胎化”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人為地打破了人口替換正常規律，人口結構問題開始凸顯，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未富先老”問題在我國開始出現。我國步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發達國家步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為5000～10000 美元，社會保障問題在我國更加嚴重。我國人口的比重在2010 年就已經達到了國際老齡化標準—65 歲及以上人口占7%。若我們繼續實行較低人口生育率的一胎政策，總和生育率為1.35，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將會空前加快，到2020年將會陷入發達國家老齡化的困境，到2050年將高於同期的歐美髮達國家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將是印度的2倍。若我們選擇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為1.85，人口老齡化雖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緩解人口老齡化引來的社會負擔，促進勞動力結構優化，減輕因為我國人口迅速老齡化所帶來的人口結構失衡、需贍養人口增多、勞動力人口減少、中青年負擔危機。有利於開創家庭養老模式，社會養老保障與家庭養老保障相結合，維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人口與社會環境的和詣。
五、結語
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方針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國策，對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數量起到重要作用。但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只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並不能作為長遠的人口政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二胎政策的開放有利於在保證人口質量基礎上提高人口數量，優化人口結構，走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之路，實現人口、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
充分認識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生育工作的密切關係。可持續發展的中心問題是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口。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適度的人口總量，優良的人口素質和合理的人口結構，將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行二胎政策，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持續不斷的必要的人力資源，以人為本，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人口、社會、經濟是決定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因素，其中，人口又是關鍵因素。人口素質的不斷提高、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同時健康也是發揮人力資本作用的基本保證和防止人力資本喪失的重要手段。在實行二胎政策基礎上，提高人口健康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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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s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NBER Working Paper No.6268 November，1997.
[4] 陶斯文，楊風.迴圈經濟：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J].特區經濟，200611.
作者簡介：汪妍，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碩士應用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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