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股權眾籌風險的方法

　　你聽說過股權眾籌風險嗎?股權眾籌大家都聽得多了，關於它的風險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由小編為你詳細介紹股權眾籌風險的相關法律知識。

　　一、對《刑法》中的“非法集資”犯罪重新審慎考量

　　我國《刑法》中的非法集資類犯罪並沒有單獨成立一個具體的罪名，而是將刑法第160條、176條和179條三個罪名囊括在內。在網際網路金融蓬勃發展，股權眾籌尚處起步的階段，需要對非法集資類犯罪重新進行考量，以適應客觀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

　　一合法集資與非法集資的界限問題

　　集資首先考慮的問題是其合法性的問題，但是目前集資的“合法”與“非法”的界限不甚明確，導致“非法”的範圍不斷膨脹，“合法”更是無從談起。非法集資類犯罪保護的客體往往是國家的經濟管理秩序及其社會公眾、法人的合法財產權益，只要在不侵犯該客體的情況下，通過正當途徑募集資金用於貨幣、資本以外的生產經營，都應該屬於合理的集資行為。

　　股權眾籌在一個相對公開的平臺上基於企業或專案的創辦進行投融資，其募集資金的用途也是用於生產經營而非進行資本再生性投資，不應當將其納入到“非法”的範疇之中。

　　二實施效果問題

　　非法集資類犯罪的設定對規範我國的資本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擠壓了民間金融的合理空間。民間生產生活中有大量的資金需求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無法得到滿足，便基於信任通過達成合意的方式進行借貸或投融資，只要不損害國家管理的金融市場秩序和公共利益，這一行為刑法不應過多地干預。因此，從實現效果看，非法集資類犯罪的範圍應當壓縮，合意行為產生的風險和糾紛應按民事糾紛途徑解決，保持刑法的“謙抑性”。

　　三罪名錶述本身也過於簡單，可解釋的空間太大

　　導致在司法實踐非法集資類犯罪會超越其本身的調整範圍，在打擊非法集資類犯罪時，也打擊了不屬於其調整範圍的其他資金募集行為。

　　因此，在網際網路金融、微型金融推動金融變革的時代下，非法集資類犯罪的範圍界限需明確，調整範圍需縮小，罪名錶述需具體，才能給股權眾籌等金融創新以合理的發展空間。

　　二、完善《證券法》中有關證券公開發行條款

　　美國JOBS法案針對不斷髮展的股權眾籌，所採取的措施不是用法律的枷鎖將其束縛住，而是對1933年《證券法》作出修改，給股權眾籌更多的發展空間，同時完善對投資者、融資者、中介機構的規範，在法律的框架內引導股權眾籌的發展。

　　我國股權眾籌的興起與我國當前創業環境差、投融需求不匹配的現狀密切相關，股權眾籌不僅降低了融資門檻，將投融資需求匹配起來，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還扮演著創業“紅娘”的角色，面對這一新興事物，面對網際網路金融所引起的金融變革，證券法應當適時地作出修改，在包容金融創新的同時對其進行合理的監管、引導。

　　三、細化股權眾籌投資者的分類並明確其投資許可權

　　股權眾籌的發起是基於創辦企業或開發專案，而該企業或專案通常還停留在觀念上，並未付諸具體的實施。因此，為了減少投資的非理性和“羊群效應”給投資者和市場帶來的損失，應當根據一定的標準如收入水平、交易記錄對股權眾籌投資者進行分類，並按照不同的類別設定投資者的投資許可權，達到控制投資者損失、保護投資者利益、穩定金融市場的目的。

　　劃分標準的設定既要考慮到投資者的實際能力又要考慮融資者的融資需求，標準不宜太嚴，否則對於雙方而言都失去了投融資的意義，標準也不宜太寬，否則設定標準保護投資者的意義便失去了。

　　據瞭解，目前我國通過股權眾籌模式進行融資的專案或企業其融資總額一般在50-500萬元之間，可投資專案達到1780多個，融資需求將近50-70億元。因此，考慮到我國投融資現狀，可建立以年收入或淨資產為基礎，投資損益記錄為附加的複合分類標準。

　　首先以投資者的年收入或淨資產為基礎分類標準，分為年收入12萬元以下、12-50萬元、50萬元以上三類投資者群體，並規定其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年收入的比例分別為10%、15%、20%，但最高不得超過50萬。

　　同時，將以往投資損益記錄情況作為附加分類標準，若上一年度投資淨收益為正，則該年度投資金額佔年收入的比例可向上浮動3%-5%，若上一年度投資淨收益為負，則該年度投資金額佔年收入的比例需下調至少5%。最後，還需設定融資者股權眾籌的最高融資額。融資者每年通過股權眾籌平臺所融資金不得超過500萬元。

　　四、明確股權眾籌平臺的權利義務關係

　　在股權眾籌融資過程中，眾籌平臺作為中介機構不僅起到了匹配投融資需求的居間作用，同時也掌握了投融資過程中的重要資訊。因此，眾籌平臺理應承擔更多的責任。

　　網際網路金融引領金融脫媒時代的到來，股權眾籌模式在實現脫媒的同時也逐漸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一條有效途徑。這條途徑的有效性取決於現行法規制度能否在控制股權眾籌模式法律風險的同時為其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究其本質，就是如何平衡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的關係。

　　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作為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的“平衡器”，也理應成為股權眾籌法規制度的出發點與歸宿點。這就要求股權眾籌模式的現狀解讀、法律風險分析和規制制度的完善都應當圍繞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中心展開，唯有如此，股權眾籌的法律規制才能日臻完善，股權眾籌的創新價值才能得以彰顯，股權眾籌的蓬勃發展才會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