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當代中國音樂審美現狀

　　當一首名為“最炫民族風”的歌曲紅遍大江南北的時候，關於它的爭論就從未中斷過。人們一邊忍不住哼唱它的旋律，一邊又暗自嘲笑著它的直白;一邊充當著這種大眾文化的傳播者，一邊又對這種文化不以為然。從街邊的公放到電視網路媒體的各種版本演繹，從群眾性的娛樂活動到商業性的正式演出，這種審美文化被大眾消費著。

　　一.醞釀時久的“建構主義”審美觀

　　“建構主義”一詞最初是由讓·皮亞傑提出並運用到對兒童認知心理的解釋。皮亞傑認為，“以兩個過程協同工作，以達到認知的發展，這兩個過程就是同化和順應”【1】。在這個理論體系中，兒童作為認知主體，與外在環境包括家庭環境、學校、教師、社會環境等形成一個互動的關係，“同化”是外在環境對認知主體的同化，“順應”是認知主體對外在環境作用下促使的順應。這樣的觀點在教育學上運用的較為廣泛，可以指導教師們激發學生對外在環境的主動認識，而非強硬灌輸，從而促進認知的發展。

　　在音樂領域，“構建主義”概念被較多地運用於音樂教學中。然而我們不難發現，當今的中國音樂審美也處在這樣一個“建構”的過程中，並且這個過程源遠流長，醞釀時久。傳統儒家文化的“樂統同”理念的深入人心，音樂的“同化作用”受到極度重視。自古以來，音樂就被當做有著教化功能的藝術門類，被有意識地賦予時代的烙印。

　　正是這種對於社會、歷史的同化與順應，音樂審美才會在不同的時代展現出不同的特點。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通俗歌曲、流行音樂的傳入，加之人們的思想解放、物質財富極大的豐富，使人們在審美上更加需求視聽的感官享受。電視媒體的傳播廣泛性、網路媒體的傳播寬鬆性，使得大量來自民間的音樂創作者迅速主導了大眾審美，這些作品歌詞樸實、直白，是人民大眾對於內心情感的發洩、生活真實情境的寫照。運用樸實無華的作曲手法，廣泛借鑑民俗樂曲，旋律具有較強的可聽性，節奏規整、朗朗上口，很容易被沒有專業音樂背景的普通大眾所接受、喜愛。“流俗”音樂不僅迅速佔據了審美主體的審美體驗活動，並且影響到了當時的外部環境，在一些主流媒體的正式場合，也會為了“順應”審美主體的審美需求做出相應的改變。

　　二.移花接木的“解構主義”審美觀

　　薩爾茲曼在他的《20世紀音樂》中說道：“所有的屏障都坍塌了，分類被破壞了，任何狀態都是可能的”。【2】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在20世紀西方作曲家們大膽的求新過程中，人們對音樂審美的寬容達到空前的高度，舊的審美觀念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審美需求。因而出現了“噪音音樂”“微分音音樂”“簡約派音樂”“先鋒派音樂”等形式，出現了約翰·凱奇這樣的“偶然音樂”風格的先鋒作曲家，出現了《4分33秒》這樣極端的作品。這首作品不需要任何演奏，演出場所裡發出的一切聲響都是音樂的一部分。有人直言不諱地評論，這種“生活就是音樂、音樂就是生活”的思想“實際上也就導致了取消了音樂”【3】，當這首作品引入中國的音樂廳，加入身著漢服的古琴演奏家的用意便也不難理解了。指揮家刻意在從古風中追求先鋒的創意，在“舶來品”上烙下中國的印記。可以說，音樂在充分地表達了作曲家、指揮家態度的同時，它本身的“意義”也被最大程度的消解了。

　　這實際上就是後來出現的“解構主義”所追求的精神。“解構主義”首先是作為一種設計風格的探索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但它的哲學淵源則可追溯到1967年。哲學家德里達基於對語言學中結構主義的批判，提出了“解構主義”的理論。解構”的是柏拉圖等西方哲人影響下的西方慣有的“唯心主義”思想，“解構”的是西方音樂中的慣有形式與主題。他認為符號本身已能夠反映真實，對於單獨個體的研究比對於整體結構的研究更重要。

　　三.結語

　　“最炫民族風”與古琴版“四分33秒”看似是“雅”與“俗”的爭論，實際上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著的文化造就的自身存在著矛盾的矛盾雙方，矛盾的雙方並不存在“對”與“錯”的評判，“好”與“壞”的評判。他們都是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我們對於這兩種審美現象的解釋，必須站在社會的角度、歷史的角度。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導致了音樂審美的多樣化，文化發展的開放性導致音樂審美的多元化，文化發展的歷史基礎又決定了音樂審美的大致方向。所以音樂審美矛盾性的存在，就是當前文化發展現狀的合理表現。

　　不同的審美體驗所蘊含的是人們不同的審美需求。無論是“建構主義”還是“解構主義”的音樂審美觀，一方面意圖滿足最廣大審美主體的審美需求，另一方面是追求最新鮮的審美體驗，都體現了當下中國的音樂審美意向。在探索文化產業創新、文化事業發展上，都具有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