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倫理的經濟學探尋
曾幾何時，社會問題的探討研究在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以及法學家等等之間的共同合作中展開。但逐漸地，經濟學家不滿足於這樣的參與而開始傾心於建構自身精美的模型架構。試圖用一套以數學為基礎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縱橫於一切社會科學的領域，希冀讓一套完美的理論模型框套社會，使之能夠客觀地、精確地解決一切問題。但模型無法框套社會，卻套住了經濟學家自身。當經濟學家對著漂亮的數學建模顧影自憐的時候，哲學與其它社會科學漸漸淡漠了經濟學參與到社會問題的討論中來（如果我們在這裡可以暫時忽略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意義）。而當經濟學家獨自發表意見時，其已愈來愈缺乏說服力：人們開始不相信經濟學家，冷漠的數字似乎只能視為某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數學不表達思想，緊緊抱著數學不放的當代主流經濟學似乎成為了社會科學的棄嬰。
但畢竟還是有一些經濟學家意識到了這種被遺棄的窘境，因此便有了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倫理學與經濟學》***On Ethics and Economics***，通過探尋倫理學與經濟學的源流問題，以期正確面對「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Sen, 1987, p.1）。而在國內，雖也有人認識到這一點，卻鮮有論著。即便有，較多的也是一些關於經濟學與哲學關係之類不甚專業的討論，或是侷限於狹隘的經濟學範圍內的關於「公平」與「效率」的探討。
從康德哲學出發以經濟學的角度關注社會經濟問題，尤其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倫理問題，這樣的研究進路在國內的經濟學研究中是罕見的。這樣的研究究竟還屬不屬於經濟學範疇的研究，這不是應當關注的問題。當代經濟學的狹隘視角與單純的分析方法已經嚴重限制了經濟學乃至經濟學家自身的發展。不關心倫理、道德與價值的「經濟科學」，似乎成為一套「客觀」、「精確」的技術。而這樣的「技術」，對於涉及人類自身命運的問題是不具有發言權的。所以，當哲學與其它社會科學在80年代中期後將目光轉移到社會道德文化問題上來的時候，經濟學被拋到了討論圈子之外。但市場經濟制序的變革與重建中突現的道德倫理問題必須要求經濟學家以經濟學的角度來回答，經濟學必須再度與哲學和其它社會科學展開對話。韋森這本新作的最重要意義即在此，其在探尋道德倫理的經濟學的分析中，也為經濟學研究自身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探尋市場經濟的倫理緯度與道德基礎，作者的論辯理路既不同於森那樣研究二者關係，也不同於貝克爾或波斯納那樣用經濟數學方法取代一切。在本書中，作者採取的是一條獨特的論辯理路。基於「道德」和「倫理」兩個概念，韋森考察了各種學說思想的爭論和演變。其首先在康德哲學那裡作為對倫理探究的切入點，論及現代哲學一個核心問題，即「道德缺位」。再將目光從康德轉向當代政治哲學中康德哲學的著名繼承者羅爾斯那裡，詳述了羅爾斯的政治建構主義（political constructivism）中制序與倫理關係及其缺陷。並從中引出諾齊克的「最小國家論」（the minimal state）、「資格理論」（the theory of entitlement）與羅爾斯的爭議以及哈耶克的評論。由此發現社會倫理、個人道德與社會制序為同一文化演進過程之結果。然而這一演進中，道德倫理的原初發生機制又是怎樣的呢？道德哲學家高德的「協議道德」（morals by agreement）理論提出了一種「新古典」式的解釋。然而這種基於理性選擇理論的方法能否推出道德原則卻是有疑問的。著名博弈論經濟學家賓默爾提出了反對觀點：從理性選擇中無力推匯出道德原則。因為高德的「協議道德」中「有約束的最大化」概念很難認為是理性的。鑑於高德理論分析缺乏的堅實基礎，賓默爾通過一個擴充套件型博弈論模型來證明人們在社會博弈中恪守承諾的可能性。但在擴充套件的博弈模型中，「交易費用」出現了，於是，是「制序」而不是「道德」確保了人與人的合作。這樣，通過經濟學的推論，似乎「制序」替代了「道德」，道德變得可有可無了。但作者明確反對這種導向道德虛無主義的結論。上述的推論不能否定道德，而只能說明現代理性推不出道德，從「實然」推不出「應然」，或者用維特根斯坦的話來說，「倫理是不可說的」（Wittgenstein, 1974, §***21）。制序與道德不應是相互替代，而應是相輔相成的。「道德存在於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的任何人類文明社會之中，並將與人類社會一起存在到永遠。」（第68頁）
因此，市場制序應當有其倫理之緯。然而當代經濟學的推導中怎麼將這倫理之緯丟失了呢？為尋回倫理之緯，韋森從又回到康德，回到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因為作者發現，「康德的定言命令的倫理學法則，蘊涵著自由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第81頁）。通過研究康德的「定言命令」與社會博弈中的「納甚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關係，指出納甚均衡本身一般不能直觀顯示出道德內涵。然而在「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中，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則彰顯出來了。現實社會既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伊甸園，也不是盧梭─羅爾斯的「狩獵世界」，而是充滿「囚犯困境」的「康德世界」。因此，這類「市場博弈，既需要制度約束，也需要道德基礎」（第110頁）。於是，經濟學與倫理學對話的橋樑又再度架起。接著通過市場重複博弈的進一步考察，揭示了倫理學中「黃金法則」（golden
rule）於博弈論中「針鋒相對」（tit for tat）策略的深層關係。在這段漫長的「曲徑通幽」之後，韋森再次回到其最為關注的問題，反思東西方文化中道德倫理在制序演進中的作用。最終確認了道德基礎對於市場經濟的重要意義。
這樣的分析理路不是單純的經濟學推導，亦不是簡單的思想概述。其體現了作者學識之廣博，觀察角度之獨特。或許這樣的論述一方面會使經濟學家摸不著頭腦，另一方面則使哲學、倫理學界的專家譏其為「淺陋」，因而兩頭不討好。但是，這樣的分析理路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視野，這一點也是不容否認的。
有人在評論此書時認為韋森論述過於偏重於康德。但這不能認為是此書的缺陷。韋森不拒絕在某種程度上把他視為「康德主義者」，該書是其「帶著經濟學的思考啃讀康德哲學所思所悟的讀書筆記」（序言第4頁）。如果要說該書有任何缺憾，那麼我認為就是當韋森費了極大氣力將經濟學家拖到道德倫理面前時，卻無奈地止了步：對於道德本身，無法言說。
但這似乎不應當是作者的失誤，這是整個現代思想的問題。現代思想在看到道德倫理時，也看到了自身的界線。對於界線之外的，應當保持沉默。海德格爾第一個指出現代性下倫理之不可能，而福柯更斷言：「對於現代思想來說，沒有任何一種道德是可能的」（Michel Foucault, 1970,
p.328）。康德處於現代哲學的肇端處，其將道德無條件地擺到至上的地位已經無法給道德本身的存在以理由。韋森已經意識到康德將上帝置於一種為證明道德而功利化的位置上已經出現了問題。如果我們能夠認同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福柯的看法，那麼我們可以認為韋森基於現代性下的分析仍未脫出現代性的陷阱：其看到道德，並知道道德之重要性，但就是無法言說道德。所以最終作者只能給出「沒有結論的結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真正的結論並不在正文第八章「結論」中，而在附錄二那篇似乎有些模仿作者最愛的另一位大哲── 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風格的短文〈道德、倫理、市場與詩〉中。
這一點似乎最終減弱了論證的力度，然而將這「缺憾」強加於這本書上卻是過於苛刻了些，「大人國」與「小人國」的問題本就是當代思想界仍爭論不休、難以解決的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這本「小書」已經非常出色地尋到了市場制序的倫理之緯，架起了經濟學與哲學及其它社會科學溝通的橋樑，為經濟學的研究開闢了新的分析理路。
* 本文中依照韋森的解釋一律將"institution"（中文一般作「制度」解）翻譯為「制序」。關於該詞的解釋，可以參見韋森：《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