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書法家王獻之介紹

  王獻之又名王大令,字子敬,小名官奴,祖籍山東臨沂,生於會稽***浙江紹興***,王羲之第七子,東晉書法家、詩人、大臣,晉簡文帝司馬昱的駙馬。王獻之官至中書令,為與族弟王珉區分,人稱王大令,與其父並稱為“二王”。下面是。

  人物生平

  王獻之生於這樣的家庭,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書聖",母親及叔、祖輩、眾兄弟都是書法大家,從小的習是在所難免的。而他較之他人又更為勤勉,在學習書法時更為下力、專注、其性情也頗具乃父之風。

  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侷限於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終於取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他說的“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成為歷來讚美稽山鏡水的名句。

  王獻之的書法藝術,主要是繼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規,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傳世書法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對家學的承傳及自己另闢蹊徑的蹤跡。前人評論王獻之的書法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他的用筆,從"內拓"轉為"外拓"。

  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他還創造了"一筆書",變其父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字,由於其書法豪邁氣勢巨集偉,故為世人所重。

  王獻之是以一生精力研習書法的。他很有頭腦,曾經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巨集逸......大人宜改體。”***張懷瓘《書斷》***他不滿意於一切都和別人一樣,所以自創新體。張懷瓘《書議》說:“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 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偱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他的非草非行的新書體,被稱為“破體”,又叫“一筆書”。

  人物成就

  政治生涯

  曾經擔任過州主簿、祕書郎、祕書丞、長史、吳興太守等官職;成為簡文帝駙馬後,又升任中書令***相當於宰相***。但政績一般,遠不如他的書名顯赫。故人稱“大令”。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如何教養後代成長。他自己一生為後代做出了榜樣!這是王獻之一生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他最偉大的業績。

  書法成就

  他一生的書法藝術並不守舊,且與父不同,字身喜帶長形。王獻之家學淵源,學習勤奮。其詩文書法,為東晉後起之秀。他王獻之筆下的草書,下筆熟練、潤秀、飛舞風流,不亞於父親王羲之,父子合稱二王。王獻之自小跟隨父親練習書法,胸有大志,後期兼取張芝,別為一體。他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由於唐太宗並不十分欣賞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樣有大量留存。傳世名作《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前人評論王獻之的書法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他的用筆,從“內拓”轉為“外拓”。

  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皆為唐摹本,他的《鴨頭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絹本。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裡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見。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

  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侷限於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終於取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書跡有宋米芾臨的《中秋帖》等。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鉅子。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人物評價

  王獻之的楷書父子聞名之世,唐宋以下的書家們,寫楷嚴整俊美,媚俏的筆調。他們父子倆的楷筆,真可是千古不朽,萬世流傳,有不可磨滅的吸引力。

  由晉末至樑代的一個半世紀,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父王羲之。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並稱。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一度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樑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揚王羲之而貶抑王獻之,一些書法評論家才開始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比不上他的父親王羲之。但是北宋書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獻之學習。現代著名學者、書法家胡小石更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展而成的。

  王獻之的遺墨儲存很少,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因唐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宋初的書法,並舉“二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儲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給我們學習瞭解王獻之書法留下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