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共（布）反右傾運動

[拼音]：dang’an shiliaoxue

[英文]：study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研究檔案史料的源流、價值及其利用的理論與方法的學科。既是檔案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史料學的一個專門科目。研究範圍：檔案史料的源流、性質、特點、種類以及對各型別檔案史料的評價；檔案史料的收藏和分佈狀況以及整理和編輯的原則方法；檔案史料的價值鑑別、真偽辨析的理論與方法；檔案史料與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的關係及其綜合利用方法；檔案史料與史家、史書的關係；檔案館工作者與史學研究工作者的關係；開放歷史檔案的政策與發展歷史科學的關係等。

歷史學起源於記錄，許慎《說文》解釋“史”字是“記事”的意思，中國最古老的文獻是史官記錄和官府文書。周代設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這些史官的職責是起草文書、 作記錄和管理檔案， 即所謂“掌官書以贊治”。公元前 6世紀古希臘愛奧尼亞出現許多“記事家”，在當時“記事”已成為專門術語。古今中外許多著名史學家對史學、史籍和史料的關係以及對檔案史料價值的論述多有精闢見解，為檔案史料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希臘著名史學家希羅多德指出史學家的任務是：應當整理記錄，尋出真確的事實；應當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中國唐代史評家劉知幾說：“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當時之簡”，是指歷史遺存下來的原始史料，包括檔案史料；“勒成刪定”，即史家根據原始史料和其他歷史資料撰寫成的新書。為便於研究歷史，劉氏又主張把帝王的制書、冊書、誥命、令和群臣的章、表、移、檄等古代檔案，彙編成書，名曰：“制冊章表書”。劉氏重視檔案史料，但不盲目相信，他提出對史料 ，包括對帝王的詔令文書和臣僚的奏疏都要進行鑑別、 選擇。 他認為“史之不直，代有其書” ，應當“撥浮華，採貞實”。他指出；禪讓文書，文多虛假；軍事檄文，詞多誇張;詔令文書，常有溢美。他認為把這些檔案編成文集 ，供研究之用則可，但不能不加選擇地寫入史書，否則，傳於後世，“則示人不信”(《史通》)。清代史評家章學誠說：“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章氏所說的記注，是指夏、商、周的史官記錄，也就是檔案史料，撰述就是史學家的論著。他指出：記注無成法，則取材困難，撰述之書就會“以文勝質”、“以偽亂真”，史學則名存實亡。章氏很重視“比次之書”的功用。所謂“比次之書”是指“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即將檔案史料依次排比編成的書籍。他認為這種書是史學論著的取材、史事考證的依據 (《文史通義》)。

近代史論家梁啟超所著《飲冰室合集·中國歷史研究法》(1936)對史料的分類及其價值闡述甚詳，尤其重視檔案史料。他把“關係史蹟之檔案”列為文字史料的重要一種。他說：史料的收羅“當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則檔案與函牘也。歷代官署檔案汗牛充棟，其關係史蹟者，千百中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為他處所絕不能得。”“舊史紀志兩門，取材什九出檔案。”“炯眼之史家得此則新發明日出焉。”他認為檔案至關重要，應當設法“簡擇儲存”。他把史料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是“當時、當地、當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是第一等史料，“偽事之反證，以能得直接史料為最上”，檔案是一種直接史料。中國史學史研究專家金毓黻所著《中國史學史》(1962)一書說：“史官記注、官署檔案、州郡計書、文士別錄、金石之志、地下之藏無一不為史料。如何葺錄、儲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吾國先哲，實優為之。”“整比史料，亦屬史學之科”。他對中國古代史官制度的論述頗有見地，認為“史之初職專掌官文書及起草文書”，“古人於官文書外，別無所謂典籍”，“古人於檔案外無史”，“今日稱為尋常之官文書，異日則視為極可貴重要之史料，古今一揆，理無二致”。英國當代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所著《當代史學主要趨勢》(1978)“史料的獲得和檔案機構”一節中，詳細地論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檔案數量的劇增及其原因，指出大量新史料的流通，給史學家和檔案學家帶來了問題，也提供了機會，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獲得史料如“大海撈針”。他認為用縮微膠捲攝影技術處理檔案和建立電子計算機檢索檔案系統，可以節省大量時間，也有可能提高個人進行研究工作的效率。中國檔案界專門研究檔案史料的著作有朱榮基的《檔案史料概論》(1983)等。史學界和檔案界對檔案史料的研究和論述，為檔案史料學研究打下了較好的基礎，這門學科有待進一步建設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