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本質
[拼音]：Wenxue
現代文學期刊。月刊。1933年7月1日在上海創刊，由文學社創辦，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 1卷編輯者署文學社，第2卷至第9卷先後由傅東華、鄭振鐸、王統照主編。黃源參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編輯工作。鄭振鐸、茅盾是《文學》的主要發起人。編輯委員會成員為郁達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陳望道、徐調孚、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創刊之初魯迅曾是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辦刊的宗旨“在於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讀者的需求。”刊物內容豐富、欄目眾多，且時有變動，較為固定的大致有小說、散文隨筆、詩歌、劇作、文學論壇、書評、作家論、文學畫報、翻譯、世界文壇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學創作、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對新進作家的作品也經常予以發表和評介。特約撰稿員有魯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許地山、王魯彥、郭紹虞、耿濟之、田漢、鄭伯奇、戴望舒、張天翼、黎烈文等48人，還有許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揚、胡風、蹇先艾、林語堂、沈從文、沙汀、艾蕪、蕭軍、蕭紅、臧克家、吳組緗等也經常為之寫稿，撰稿作家上百人。在創作方面發表過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小說如茅盾的《殘冬》、《多角關係》、《大鼻子的故事》，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個練習生》，王統照的《山雨》、《秋實》，許地山的《春桃》、《女兒心》，王魯彥的《屋頂下》、《鄉下》，鄭振鐸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達夫的《遲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這一輩子》，張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時節》，沈從文的《八駿圖》，沙汀的《苦難》，艾蕪的《咆哮的許家屯》，蹇先艾的《鄉間的悲劇》，吳組緗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鷺湖的憂鬱》，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散文隨筆如魯迅的《我的種痘》、《憶韋素園君》、《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勞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隨筆》，王魯彥的《父親的玳瑁》，沈從文的《湘西散記》；詩歌如王統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戰場》，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莊周之一晚》；戲劇如洪深的《劫後桃花》（影劇），陳白塵的《金田村》、《蘆溝橋之戰》，夏衍的《賽金花》，李健吾的《樑允達》、《老王和他的同志們》等。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大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對當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和其他種種社會衝突，做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描繪，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著作。
《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較重視，在現代文藝報刊中，它是發表作家專論最多的刊物。先後刊載過茅盾的《冰心論》、《廬隱論》、《落花生論》，胡風的《林語堂論》，穆木天的《徐志摩論》、《郭沫若的詩歌》，許傑的《周作人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等較為重要的論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開創作用。對丁玲的《母親》、王統照的《山雨》、艾蕪的《南國之夜》、吳組緗的《西柳集》、夏徵農的《禾場上》、彭家煌的《喜訊》、周文的《雪地》、萬迪鶴的《達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較中肯、及時的評介。《文學》對新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方面的問題，發表過魯迅的《又論“第三種人”》、《論諷刺》、《“文人相輕”》（一至七論全文）、《“題未定”草》(一至三)，周揚的《現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胡風的《現實主義底一“修正”》等文，著重從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創作與現實的關係上作了理論剖析。郁達夫、金兆梓、適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筆談《五四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意義》，阿英的《中國新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學前途有危機麼？》、《論初期白話詩》、《敘事詩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新詩歌旬刊》，屈軼的《新詩的蹤跡與其出路》，陳雨門的《中國新詩的前途》，張庚的《中國舞臺劇的現階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等文，就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這些文章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學》還於1934年7月出了“文學一週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有茅盾、巴金、鄭伯奇、胡風、葉紫、艾蕪、沈從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寫下了他們各自同文學的關係和“親切體驗”，“成為文學史的珍貴資料”（《我與文學·引言》）。1935年7月又出了“文學二週年紀念特輯”──《文學百題》，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葉紹鈞、朱自清、郁達夫、洪深、阿英、胡風、豐子愷等60人撰稿，從多種角度簡要介紹了有關文學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體裁、文學流派、創作方法等文學知識（上海書店於1981年影印了上述兩個特輯）。1936年11月、12月曾編刊“魯迅先生紀念特輯”(一)、（二），茅盾、鄭振鐸、王統照、傅東華、郁達夫、鄭伯奇、夏丐尊、歐陽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畫，悼念這位新文學奠基人的逝世，開展學習和研究魯迅的活動。
《文學》也注意到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刊載過郭沫若的《屈原時代》，鄭振鐸的《談金瓶梅詞話》、《〈西遊記〉的演化》，顧頡剛的《明俗曲琵琶詞》，陳子展的《兩宋詞人與詩人與道學家》等，1934年6月還出了一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收有郭紹虞的《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朱自清的《論“逼真”與“如畫”》，吳晗的《歷史中的小說》等論著。
《文學》對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也較重視，譯載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濟慈、雨果、羅曼·羅蘭、惠特曼、馬克·吐溫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論著作以及評介他們的文章，還出過“翻譯專號”，“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紀念特輯”、“屠格涅夫逝世五十週年紀念特輯”、“高爾基紀念特輯”等。這些譯著和資料記載了中國現代文學同外國文學的密切關係。
《文學》是在30年代初期，《小說月報》停刊，“左聯”機關刊物屢遭查禁的情況下創辦的，成為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發表創作的陣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導傾向是貫徹始終的。1937年8月1日9卷2號出版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文學》減縮篇幅，於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號停刊。《文學》每6號合為1卷，共出9卷52號，是30年代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