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

[拼音]：sanliang

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對立面及其統一關係的範疇。

北宋哲學家張載的《正蒙·參兩》對這對範疇作了明確的闡述。“參兩”來源於《周易·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意思同三。“兩”，猶言雙。

孔穎達說:“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為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周易正義·說卦》）。此處“三”不僅是數學上的概念，而且同“兩”一樣，是一個哲學範疇。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即引“張氏雲：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

張載吸收了“參”有“三中含兩之義”的解釋，又給予了充實和發揮。他說:“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正蒙·參兩》）。一指太極之氣，兩指陰陽對立，太極包含陰陽則為“參”。“參”中含有一和二，一中有二，二中有一，“數雖三，其實一也”。

王夫之說：“太極之象，合而言之則一，擬而議之則三，象之固然也。”“參”即是一與二的對立統一。

張載認為，這是包括氣在內的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本性。

張載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正蒙》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他提出“太虛即氣”的唯物主義氣化學說,在中國哲學史上,明確地把“太虛”即虛空和物質性的元氣結合起來,指出元氣是虛空的本然狀態,“知太虛即氣,則無無。”這就從根本上排除了虛空的非物質性。他的“一物兩體”的樸素辯證法認為太虛之氣始終處於浮沉、升降、絪縕、相蕩之中,“一故神,兩故化”,這就有力地批判了玄學“有生於無”、佛教“虛能生氣”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張載作為一個思想家,十分注重自然科學的研究。為了論證他的唯物主義元氣本體論,他曾深入地研究過天文學,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宇宙結構思想,而《正蒙·參兩》篇是他在這方面思想的結晶,也是研究張載的天文學思想的依據。

他提出“太虛即氣”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正蒙·乾稱》)。他把氣看成是構成世界統一的物質實體。又指出：氣有聚散的變化，“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同上)。認為氣有不同形態的變化，而氣是不生不滅的。因此，他得出結論說：“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正蒙·太和》)。這是對老子“有生於無”和佛學“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同上)的有力批判。張載的“一物兩體”的思想，是對中國樸素辯證法的卓越貢獻。他指出事物的存在，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同上)。事物既對立又統一，所以才變化無窮。張載把事物運動的內在原因稱之為 “機”，認為內因是事物運動變化的根據。他說：“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正蒙·參兩》)。指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正蒙·太和》)，即認為有物象就有對立，有對立就有鬥爭，這是正確的，但他不認為對立的矛盾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加以解決，而主張“仇必和而解’’(同上)，通過調和方式解決對立的矛盾。又說：“日月之形，萬古不變”(‘正蒙·叄兩》)，表現出形而上學的侷限性。張載說：“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正蒙·大心》)。肯定感性認識是感官同外界事物相接觸而產生，這是認識論中的唯物主義。同時他又追求關於天地萬物規律性的“德性之知”或“天德良知”，認為這種認識“不萌於見聞”(同上)，“乃德盛仁熟所致’’(《正蒙，神化，)，於是，陷入唯心主義。張載認為人的“天地之性’’是純善的，“氣質之性’’是可善可不善的，後者是產生惡的根源，主張克服人的耳目之欲。他的人性論為朱熹所讚許，說他“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朱子語類》，卷四)。張載把君主說成是天地的長子，大臣是君主的管家，為地主階級統治提供了君權天授的理論根據。張載的著作後人編為《張子全書》，現行本有《張載集》，《正蒙》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