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沃爾斯基，B.A.
[拼音]：jinhualun
[英文]：evolutionism
關於事物按照量的積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階到高階逐漸向前發展的理論。產生於19世紀的歐洲。進化論的內容包括宇宙無機物的進化、生物的進化和社會的進化等自然歷史過程。其中生物的進化是非生命進化到人類社會進化的中間環節。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近代思想和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國古代哲學已具有樸素的變易觀念，如《易傳》的“革去故鼎取新”，“窮則變，變則通”;《韓非子》的“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公羊》的“三世”變易觀；劉安(公元前179～前122)《淮南子》和張衡的《靈憲》的宇宙生成論；柳宗元關於由榛狉而封建，而郡縣，是歷史變化發展趨勢的思想;王安石的“新故相除者，天也”;王夫之提出的“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的“道”隨“器”變的觀點，等等。這種變易觀念雖然還不屬進化論的思想範圍，但它對近代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前提。
19世紀下半期，從西方國家逐漸傳入一些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其中有少數譯著包含有若干進化思想，《談天》中講到由“星氣”逐漸演化成各種星球；《地學淺釋》較詳細地論述了地層的形成、古生物隨環境的變易而進化的情況。當時對C.R.達爾文的學說也有點滴評介，清同治十二年(1873)，農曆閏六月二十九《申報》刊有《西博士所著〈人本〉一書》的報道，提到大蘊（達爾文）及其所著《人本》（《人類起源及性選擇》）一書，並簡要介紹了該書的內容。進化論在中國的初傳時期是作為自然科學的零星片斷知識介紹過來的，主要傳播者是西方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和某些洋務企業的譯書機構。中國近代新興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譚嗣同等最初從這類讀物中獲得了一些粗淺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進化觀點。
戊戌維新時期改良派的領袖人物康有為關於宇宙進化的思想，來自對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假說的片斷了解。他認為，由於星雲的不斷運動而逐漸演化成各個天體，地球也是其中之一。地球形成以後，經歷了“荒古”、“遠古”、“近古”幾個階段才成為現在的樣子。地球上的生物是逐漸生成和演化來的：“荒古以前生草木，遠古生鳥獸，近古生人。”並認為人是從猿變來的。康有為關於自然界演化和生物進化的思想雖還極不完備，但畢竟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理論。
康有為的主要貢獻，是把進化論思想應用於中國社會。他把進化論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公羊三世說、《禮運》小康大同說結合起來，創立了“三世”說歷史進化論。他在《大同書》裡說：“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立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盡力發揮他的“通三統”“張三世”的理論。所謂“通三統”，是說夏、商、週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所謂“張三世”，是說中國社會的發展要經歷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愈演愈進步。他認為從君主專制進到君主立憲，而後再發展為民主共和，是歷史的必然。康有為的“三世”說歷史進化論，不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有許多牽強附會的地方。但是他把人類的歷史看作是一個發展進化的過程，這就給封建頑固派所崇奉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論以沉重打擊，為他的變法維新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進化論學說比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是從嚴復開始的。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中國遭到慘敗，給中國的愛國志士以極大的刺激。嚴復感於時事，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發表了《原強》等文，開始介紹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和H.斯賓塞進化哲學的基本要點。接著，他又譯述《天演論》，1897年首刊於《國聞彙編》，1898年出版單行本。自此以後，《天演論》一再重版，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一時成為人們的習用語。
《天演論》原系T.H.赫胥黎宣傳達爾文主義的通俗著作，嚴復翻譯此書目的在於喚起中國人民自強保種，與天爭勝，強調中華民族只要奮發努力，可以自立，在民族危難關頭免於淘汰。同時，他在《天演論》的按語中，極力推崇斯賓塞的《綜合哲學體系》，宣揚斯賓塞普遍進化的理論。但斯賓塞是個西方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他把進化論應用於人類社會，強調“任天為治”，即自然淘汰。嚴復認為如果任其自然淘汰，不去奮鬥，那麼處於落後狀態的中華民族可能受列強的魚肉。他看到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的功用，因此翻譯《天演論》以匡“任天為治”之謬。但嚴復直接應用進化論解釋人類社會歷史也是不科學的，而且他跟康有為一樣，都認為中國社會的進化只能“循序而行”，不能“躐等”，原因是“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就這一點而論，又帶有庸俗進化論的性質。
辛亥革命時期，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又有了新的趨勢。革命民主派把進化論同革命論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他們進行民主革命的有力論據。
孫中山是達爾文主義的熱烈擁護者和傳播者。他說：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他以進化論的科學認識為依據，把世界的進化分為三個互相銜接的時期：
（1）無機界的“物質進化之時期”；
（2）生物界的“物種進化之時期”；
（3）社會歷史的“人類進化之時期”。而人類社會的進化，又分為“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民權時代”幾個階段。孫中山認為，整個世界從無生命的物質到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把進化與革命結合起來，強調社會進化必須經過革命的飛躍，批判和克服了改良派只講和平漸進、反對社會革命的庸俗進化論。
20世紀初， 馬君武翻譯出版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此後西方和日本有關進化論的書刊不斷介紹到中國，進一步武裝了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激進民主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都曾崇信進化論，把進化論作為宣傳新文化新道德、批判封建舊禮教和反對尊孔迷信的主要理論武器。後來，他們從進化論進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進化論傳入中國以後，和中國傳統的變易思想相結合，成為中國近代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佔有支配地位的哲學學說。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激進民主主義者都把進化論作為反封建的主要武器。進化論在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中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中國思想界由於吸取了近代進化論思想，才使中國哲學逐漸擺脫樸素的哲學形態。但是，中國近代的進化論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侷限性，不可能指導中國人民取得解放鬥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