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當文化

[拼音]：Yao Xueyin

現代小說家。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於河南省鄧縣一個破落地主家庭。父親上過開封優級師範。由於家境窘困，母親準備在他出生時溺嬰，幸為曾祖母所救。從小愛聽外祖母講故事，還由此激發了想象能力和文學興趣。

鄧縣地處豫西南，環境閉塞落後，水旱災害與瘟疫頻仍。加上封建軍閥壓迫，農民無以為生，或外出逃荒，或鋌而走險，土匪遍地。姚雪垠9歲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燒光，從此隨父母逃到鄧縣城內居住。在縣城裡，先讀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會辦的高等小學，背誦過大量古文並習作文言。暇時愛聽藝人說《施公案》、《彭公案》、《三國志演義》等書。

1924年小學畢業後，去信陽上中學。同年冬，由於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學校提前放假。回鄉途中，與二哥和其他兩名學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隊伍作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個土匪小頭目認為義子。在土匪中生活約100天的這段特殊經歷，成為他後來創作自傳性小說《長夜》的基本素材。

此後四年多，除去樊城鴻文書院讀書的幾個月外，基本上失學在家。利用這段時間，閱讀了許多“五四”新文學作品，也讀了一些俄國作家的小說，培養了對新文學的興趣，增強了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實的不滿。家庭的缺少溫暖與社會的黑暗重重，形成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兩次到具有進步色彩的軍隊中去當兵。由於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悶感傷的情緒。

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學法學院預科。與此同時，在《河南日報》副刊用“雪痕”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兩個孤墳》和其他作品，這些小說寫了下層勞動者受封建勢力迫害致死的悲慘故事，表現了鮮明的民主主義傾向。入學後不久，即參加進步活動，和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讀了清代樸學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觀派的一些代表性論著，立志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或文學家。1931年暑假被學校當局以“思想錯誤，言行荒謬”的罪名開除。從此結束學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書、編輯為生。到抗戰爆發前夕，先後在《文學季刊》、《新小說》、《光明》、北平《晨報》、天津《大公報》上發表了《野祭》、《碉堡風波》、《生死路》、《選舉志》等10多篇小說，這些作品展現了內地農村黑暗混亂的現實圖景，和被壓迫者奮力反抗的鬥爭畫面。此外，編過《大陸文藝》、《今日》兩種刊物，在《芒種》、《申報》上發表雜感，還刊出散文散文詩、文學論文多篇。這些文章同樣表現了作者對現實的關切，有敏銳的時代感。由於受文藝大眾化、大眾語討論的影響，1936年曾收集家鄉口語，編為《南陽語彙》。

抗戰爆發後，從北平輾轉來到開封，與別人合辦《風雨》週刊，任主編；在此前後，還發表論文、雜感數十篇。並曾赴徐州前線採訪，隨後寫成書簡體報告文學《戰地書簡》。

1938年春去武漢，不久參加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從事抗日的進步的文化活動。在《自由中國》、《文藝陣地》上發表短篇小說《白龍港》、《差半車麥秸》。次年又在《文藝新聞》上刊出氣氛悲壯的《紅燈籠的故事》。後兩篇曾在國內產生較大影響，並被譯為英、俄文。《差半車麥秸》和稍後的中篇小說《牛全德與紅蘿蔔》之所以受到文學界的重視原因之一，是成功地運用活潑生動的群眾口語，寫出了農民在抗戰中的覺醒與變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輾轉鄂、皖、蜀等地的過程中，以主要精力創作中長篇小說，寫有《春暖花開的時候》、《戎馬戀》、《新苗》、《重逢》等。這些作品多以抗戰初期知識青年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題材，寫出了年輕一代高昂的救國熱情，並從側面觸及了國民黨軍政機構的黑暗腐敗與地方封建勢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戰陣營內部的複雜鬥爭。筆法轉向委婉細膩，語言更為活潑多樣。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愛情生活方面用了過多的筆墨，沖淡乃至削弱了表現時代的主題。這個時期，他也寫了不少文學論文，如《論現階段的文學主題》、《通俗文藝短論》、《文藝反映論》、《屈原的文學遺產》等，其中一部分曾集為《小說是怎樣寫成的》一書出版。此外，還印行了《M站》、《春到前線》、《差半車麥秸》等短篇集。

抗戰勝利前後，姚雪垠轉向故鄉與童年的題材，完成了自傳性長篇小說《長夜》，並寫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運》、《大嫂》等一組散文。《長夜》以20年代軍閥混戰時豫西山區農村為背景，描寫了李水沫這支土匪隊伍的傳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強人”形象，真實有力地揭示出許多農民在破產和飢餓的絕境中淪為盜賊的社會根源，同時也表現了他們身上蘊藏著反抗惡勢力的巨大潛在力量。象《長夜》這樣以寫實主義筆法真實描寫綠林人物和綠林生活的長篇小說，是“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中絕無僅有的，此書譯為法文後，姚雪垠被授予馬賽紀念勳章。他的小說從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種強悍的氣質：1929年發表的《強兒》刻劃一種堅強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寫到一些敢作敢為的人物。把一批“強人”形象送進新文學的人物畫廊，發掘和表現強悍的美，是姚雪垠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的一個獨特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姚雪垠在上海還寫了記述愛國科學家的傳記文學《記盧鎔軒》和短篇小說《人性的恢復》等。1948年以後，先在高行農業學校，繼在私立大夏大學教書，同時發表了《明初的錦衣衛》、《崇禎皇帝傳》等學術論著，這為他後來創作《李自成》準備了條件。

1951年，姚雪垠去浙東參加土改，因不懂當地語言，無法瞭解風土人情，於是萌生返豫之念。這年夏天，他回鄭州從事專業創作。1953年因中南地區作家協會成立，遷居武漢。除寫了少量報告文學、短篇小說、散文、雜感外，創作上處於苦悶的時期，只在50年代中期發表了《試論〈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現實主義問題討論中的一點質疑》等論文。1957年被錯劃為“極右分子”後，在逆境中開始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

《李自成》是“長河式”的小說，從崇禎11年寫起，全面地反映明末李自成起義由困厄轉到興盛，復由勝利走向失敗這一歷史悲劇的發展過程。第 1卷出版於1963年，第2卷出版於1976年，第3卷出版於1981年，最後兩卷也已有若干單元(如《崇禎之死》、《李自成之死》)陸續發表。已出版的前3卷共8冊，以230萬字的篇幅，著重展示了李自成從困境中奮鬥，達到鼎盛，卻又在鼎盛期內潛伏著深刻的危機，埋下後來失敗的種子。作品不僅著力描繪了農民軍和明王朝之間這場生死大搏鬥，而且寫出了當時十分激烈地進行著的民族戰爭，還寫出了明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尖銳矛盾，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幾支義軍之間的矛盾，李自成部隊內在的矛盾，寫出了明末社會上各個階級、階層的相互關係以及他們在農民大起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變化。人物從帝王、后妃、百官到義軍將領、戰士、各類市民、窮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領與文臣武將，地域從西北高原、中州重鎮、北京城內到僻遠山村、關外城池，場面從戰地廝殺、牢獄交鋒、密室定計、邊寨平叛到宮廷宴飲、相府風光、京城燈市、軍中婚禮，筆墨無不觸及。作者力圖對一個時代的生活作出總體式的反映。就所寫社會內容的複雜寬廣、生活色彩的豐富多樣而言，《李自成》達到了當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

作為一部規模巨集大的悲劇性史詩，《李自成》創造了崇禎、李自成、張獻忠、郝搖旗、李信、袁時中、慧梅、洪承疇、楊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當複雜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許多是悲劇性的人物形象。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著大悲劇的主要角色，連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如李信、宋獻策、田見秀等，其經歷也都有很深的悲劇意味。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許多歷史悲劇組成的。它們相互交織，構成明末社會壯闊複雜的背景，使整個作品洋溢著悲壯或悲涼的歷史氣氛，具有震撼人心、發人深省的思想藝術力量。

姚雪垠長於寫悲劇，《李自成》是他創作上進入成熟時期後寫作的，在悲劇藝術的運用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和表現內容的廣闊、矛盾線索的紛繁相適應，《李自成》採用了保證主線、兼寫各方、多線條複式發展、蛛網式縱橫交錯、具體歸結為若干單元的結構方法。這種結構既巨集大複雜，又舒捲自如，吸取了《戰爭與和平》等外國長篇小說的創作經驗而有新的創造。同時，《李自成》又注意吸收中國古典小說在結構上有張有弛、講究節奏、筆墨多變的長處：時而金戈鐵馬，愁雲慘霧，緊張得透不過氣來；時而小橋流水，風和日麗，令人心曠神怡。《李自成》還很重視藝術結構上的完整、對稱：整部小說從清兵入關開始，又以清兵入關結束；各卷的開頭與結尾，也都互為照應。這些都是長篇小說美學上的重要探索與創新。《李自成》的出現，繼《子夜》之後又一次大大提高了長篇小說結構藝術的水平。

《李自成》是姚雪垠史學準備、生活積累、理論素養、藝術經驗各方面集大成的產物，是幾十年創造性勞動的結晶。正因為這樣，《李自成》第1卷在60年代前期出版後深得好評；第 2卷曾於1983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第1卷譯成日文後，榮獲日本文部省、外務省頒發的文化獎。英、法文譯本或節譯本也正在譯印中。

《李自成》一書是在近30年中陸續創作成的，其間難免有文思不屬之處，若干筆墨還有失之拖沓或現代化等缺點。作者已表示待全書完成後，將統一再作修改，最後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