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歷史自然經濟下的商業發展

　　在明代的時候自然經濟的情況下也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種子,具體的情況你瞭解嗎?小編在此整理了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助到您。

　　自然經濟下的產物-明清徽商的經營之道

　　自明代中葉開始，徽商迅速崛起。他們走出叢山，邁向市場，憑藉牢固的宗族關係和地緣關係結成商幫集團，儘管其足跡“幾遍禹內”，而長江流域始終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區域。

　　徽商大多從事長途販運貿易，萬里長江正是東西貿易的黃金水道。長江流域星羅棋佈的城鎮，又為商人提供了理想的活動舞臺。民國《歙縣誌》卷一載：“***徽州***田少民稠，商賈居十之七，雖滇黔閩粵秦燕晉豫，貿遷無不至焉，淮浙楚漢又其邇焉者矣，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康熙《徽州府志》卷二也曾指出：“徽之富民，盡家於儀、揚、蘇、鬆、淮安、蕪湖、杭、湖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復挈其家屬而去。”可以說，從長江上游到下游無不活躍著徽商的身影。

　　徽商主要經營鹽、典、茶、木、糧食、布綢等行業，其貿易就是主要在長江流域進行的。

　　鹽業：揚州是兩淮鹽運司所在地，杭州是兩浙鹽運司所在地。兩淮鹽場是全國最大的鹽場，淮鹽行銷範圍極廣，“以二十三場所產，供六省數十州縣之民食”，所產之鹽銷往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地區，涉及六個省區250餘州縣，基本上屬於長江流域。大量記載表明，經銷淮鹽和浙鹽的商人主體是徽商。從明中葉到清中葉，他們幾乎壟斷了淮鹽、浙鹽的銷售。由於明清時期，湖廣人口眾多，故“淮鹽引岸，楚省稱最”，所以徽商每年要把大批鹽斤通過長江黃金水道運往淮鹽行銷總岸漢口，然後由此再向各地轉運。

　　典業：“徽郡商業……質鋪幾遍郡國”。就長江流域而言，沿江各城鎮幾乎都有徽州典商。清光緒年間，日本人專門調查滬漢各地商幫的情況時曾說，典當的朝奉***掌櫃***，其非由徽人擔任者幾乎沒有。這說明在清後期徽州典商幾乎壟斷了武漢和上海的典業市場。南京在明後期當鋪有500家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徽商所開。九江、蕪湖也有不少徽州典商。在明代，揚州質庫就是“新安諸賈擅其利”[3]***卷20***。到了清代，開典當的也“多新安並四方之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徽州典鋪已開到江浙一帶的縣城甚至鄉鎮，據萬曆時人李樂《見聞雜記》載：僅浙江的烏青鎮就有9家徽典。

　　茶業：徽人經營茶業有悠久的歷史。明代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徽州茶商逐漸活躍，其中不少人深入到長江上游四川與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進行茶馬貿易。如歙縣人汪伯齡“始勝冠，輒從父兄入蜀，稱貸以益資斧，榷茶雅州。”同縣人方景真也“賈茶入蜀”。當然，更多的徽州茶商是在內地經營。除了北方外，沿江城鎮也是徽州茶商的重要市場。在外貿方面，鴉片戰爭前，徽州茶商大多赴廣州與外商進行茶葉貿易。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闢為通商口岸，徽州茶商就大批進軍上海，有的從事對外貿易，有的從事批發零售，有的兩者兼營。19世紀下半葉，漢口、九江又成為中俄茶葉貿易的主要港口，很多徽商也參與了這種貿易。

　　木業：徽州地處山區，山地面積佔70%以上，林業資源非常豐富，從而為徽州木商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貨源。而由於江南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繁榮，新興市鎮的湧現，對木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同時由於明清時期每年都要通過漕運系統從南方調運數百萬石糧食供給京師，所以漕船的修造也擴大了木材消費市場，這都給徽州木商提供了空前的機遇。徽州木商的經營方式主要有內採外銷和外採外銷兩種。內採外銷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由新安江至杭州：即將徽州境內的木材通過新安江經淳安、建德直接運到杭州，再繼續銷往嘉興、湖州、松江、蘇州、常州、上海一帶。二是由績溪循青弋江至蕪湖進入長江，再轉運到長江下游各沿江城市。外採外銷主要是由於明代中期以後，木材市場不斷擴大，尤其是對一些名貴木材需求日多，所以不少徽州木商深入川、湘、雲、貴、贛、閩等地採購，然後沿長江水道及海路轉運到長江中下游各大城市。

　　糧業：明中葉以後，國內糧食生產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由於絲綢和棉布消費市場的需求不斷增長，刺激了長江三角洲一帶桑棉種植業的擴大，“棄稻種桑”、“棄稻種棉”的現象十分普遍，從而使這一地區成為缺糧區。然而缺糧區漕糧卻不可缺，朝廷每年還要從蘇鬆常鎮等府額徵漕糧二百多萬石，這就更增加了長江三角洲的糧食壓力。而入清以後，我國的產糧重心開始西移，湖廣經過大開發，竟成了“天下第一齣米處”，因而國內的糧食生產格局由原來的“蘇湖熟，天下足”變為“湖廣熟，天下足”。在這種新形勢下，西糧東運成了令人矚目的現象。每年都有大批糧商從湖廣、江西、四川採買無數糧食在漢口集中，沿江東下，再折入運河南下，直抵蘇州楓橋，然後轉銷江浙兩省，還有一部分經由上海、乍浦海道運往福建。由於徽州糧商從業早、行情熟、資金充足，從而成為糧商中的主體，加上鹽商利用鹽船回空之機，也從漢口採買糧食，所謂“徽商載鹽而來，載米而去”。所以在西糧東運中徽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布綢業：明中葉以後，江浙一帶廣種桑棉，從而使棉織業、絲織業獲得長足發展。由於棉布與絲綢在國內有著廣闊的市場，從明中葉開始，徽商就在這裡大顯身手了。他們一是介入早。《雲間雜識》載：“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一老人踵門稱拜不已，官駭問故，對曰：‘鬆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官慚不能答”。老人這番話本意是諷刺這位貪婪的“顯宦”在任期間蒐括了不少民脂民膏，但卻無意間透露出徽商的資訊。松江是棉布業生產中心，老人認為“鬆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其實是說棉布販售的利潤都被徽商壟斷了。這正反映了早在成化年間，徽商就佔領了松江棉布市場。二是人數多。象南京、蘇州、杭州這樣的中心城市固然有眾多的徽商，就是在各縣新興的市鎮，到處也都有徽商的足跡。嘉定南翔鎮是著名棉布業市鎮，這裡就有“眾多徽商僑寓”，該縣又一棉布集散地羅店鎮，“今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矣。”外岡鎮“因徽商僦居錢鳴塘收買，遂名錢鳴塘布”。平湖縣新帶鎮“饒魚米花布之屬，徽商麇至”。在上海縣經營布業的也是“宣歙人尤多”。吳江縣的盛澤鎮是出產絲綢的名鎮，“皖有徽州、寧國二郡之人服賈於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鎮尤彙集之所。”在其他盛產絲綢的名鎮，如南潯鎮、院鎮、姜湖鎮、新市鎮、雙林鎮，徽商都分別建有會館和同鄉同族慈善機構，說明在這些地方經商的徽人非常多。三是徽商還控制棉布染踹加工業，簡稱布號。明清時期，江南的布號基本上控制在徽商手中。如乾隆四十年，南翔鎮上布商字號至少有10家，主要是徽商所開。蘇州更是布號集中的城市，康熙年間最多時有76家，乾隆中期有45家，光緒後期仍有44家，這些字號也多被徽商控制。布號規模很大，需要僱傭很多染匠、踹匠，資本非常雄厚，有的布號僅踹匠就有二三百人。據《三異筆談》卷三載：新安汪氏設益美字號於吳閶，一年銷布以百萬匹，可見其經營規模之大。

　　農業改革將淘汰小農經濟

　　眾所周知，如今農業改革正慢慢鋪開，不僅是技術上的改革、經營方式上的改革，還有土地制度的改革。

　　但是改革就像一把雙刃劍，抓住機遇了，這就是發家致富的好機遇;如果固步自封，可能就落後於改革大潮，面臨著“下崗”。

　　目前我國農業改革趨勢是什麼呢?

　　淘汰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規模小且分散，生產出來的產品絕大多數用來自己消費，而不是進行商品交換，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這種傳統的一畝三分地的生產形式，註定在抗風險能力、市場競爭力等方面無從參與未來農業的競爭，面臨淘汰。

　　淘汰缺乏特色、單一的產業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無論是種植還是養殖，都需要在地方條件的基礎上，發展地域特色。

　　如果沒有足夠的地域特色，也沒有多元化的盈利點，就盲目擴大規模，能不失敗嗎?

　　所以要推動特色農產品向優勢產業轉化，做大規模，做優做強品質。

　　產業鏈升級，多產業鏈聯合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