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利率的影響

　　經濟存在一條平衡增長路徑;在長期內,財政政策是有效的,貨幣呈非“超中性”;在平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相互協調。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貨幣政策影響利率期限結構的方式

　　一個國家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否通暢對於其執行效果的好壞具有重要的影響。貨幣政策的操作程式對收益率曲線也會有結構性的影響。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

　　下圖為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示意圖。

　　在計劃經濟和改革初期，中國的資本市場不發達，且金融管制尚未放開之前，央行可以通過許多直接信用分配的手段，達到調節資金流動性的目的;加上金融投資工具及投資渠道十分有限，民間剩餘資金大多流向金融體系，因此，央行強調以控制基礎貨幣、銀行信貸規模與貨幣供應量等變數作為政策的主要調節目標，其成效堪稱卓著。

　　但是在中國加入WTO後，隨著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化，資本市場日趨多元化.民間資金的自主性逐漸加強，市場上資金的流動對投資相對價格及報酬的變化也越來越敏感;由於市場的界線日漸模糊，而且金融市場與支付系統的效能提高，使得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間的替代關係更為緊密。這些將導致央行以數量管理的操作策略，其基礎逐漸受到侵蝕，特別是市場流動性的需求行為似乎變得更加不容易掌握，也造成貨幣控制極大的困擾。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逐漸轉向以利率為主要的操作工具。

　　具體來說，當經濟過熱、存在通貨膨脹壓力時，央行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上買入國債。一方面，導致銀行準備金短缺，同業拆借市場供不應求，拆借利率上升。進而引起其他短期市場利率上升;另一方面.短期利率的上升將導致長期利率的上升，如果市場認為央行的緊縮性政策有助於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則市場會預期未來通貨膨脹率下降，長期利率上升幅度應該比短期利率來得小.即收益率曲線將變得較為平坦，利差也會縮小。

　　反過來，當經濟蕭條、發生通貨膨脹時，央行將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上賣出國債，同業拆借利率下降，將導致其它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的同時上升，如果市場認為央行的擴張性政策有助於解決通貨膨脹緊縮問題，則市場會預期物價上漲，長期利率上升幅度應該比短期來得大，即利差將擴大。

　　從上可知，在貨幣政策擁有可信度的前提下，操作利率與長短期利差應呈反向關係。但是，若市場認為央行貨幣政策不具備可信度時，操作利率和長短期利差的關係將不確定。

　　***二***貨幣政策操作程式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

　　操作利率與長短期利差的關係，除了會受到政策可信度與干擾來源不同的影響外，也可能因貨幣政策操作程式的改變而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這可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

　　1.操作策略。貨幣政策操作策略的變化，將使操利率與長短期利差間的相關性發生改變。1997年10月以前，美聯儲對於通貨膨脹基本上採取的是“調節性”的貨幣政策，就對抗通貨膨脹的壓力的決心而言，其政策可信度較低，因此，操作利率與利差之間的相關係數為負數，而在這以後，當美聯儲改為採用“非調節性”策略，前述相關係數明顯變得比較大***Estrella和Mishkm，1995***。

　　2.最終目標。如果貨幣政策所採取的最終目標不同，可能會改變利率期限結構的經濟含義，及其作為政策指標的性質。如果利率操作完全是以產出為最終目標。則長短期利差將是預測未來產出與通貨膨脹率變動的最佳解釋變數。但是，如果貨幣政策採取絕對的通貨膨脹目標，利率或利率期限結構對於未來通貨膨脹率與產出的預測，都不能提供額外或獨立的資訊。當然，央行實際操作方式，並非完全以產出或通貨膨脹率為唯一的政策目標，而且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可信度、決策者與大眾在市場資訊取得的落差。以及市場預期行為的形成等因素，這些都跟模型假設多少會有些出入，因此，利率期限結構在經濟預測方面仍有相當程度的價值***Estrel，a，1991***。

　　3.匯率政策。利率期限結構也可能受到匯率政策的影響，Gerlach分析十個工業化國家的資料，得出下面的結論：貨幣政策若採用匯率作為中間目標的國家，預期理論成立的機率比較高，即利差對短期利率變動的預測能力較高，短期利率的走勢比較容易加以掌握。比較而言，採用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短期利率變動與利差的關係受到期限貼水的影響較大，因此，利差的預測能力及其精確度比較低***Gerlach，1997***。

　　財政政策對利率的影響：凱恩斯政策的利與弊

　　增加赤字對債券市場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人們預計國家的總債務從長期來看堆積如山，長期的債券利率要提高，這將直接影響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長期投資，同時也會提高近期的短期利率，降低短期投資。這就是國家赤字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

　　凱恩斯理論及其門徒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經濟學主流。費爾德斯坦說，他們過於關注失業率，導致了需求過剩、通脹盛行;他們過於強調短期效應，即走出經濟衰退，而忽略長遠利益，即資本的積累;他們忽略了人們生產的動機和動力;他們一直擔心儲蓄過多，鼓勵消費，所以他們主張對儲蓄的利息和投資的利潤徵稅，而不是對消費徵稅;他們過於相信政府正面的作用，主張積極地利用政府的權力為社會做好事***government activism***，而忽略了政府一般來說效率低下，很容易造成資源浪費，搶佔私有空間。

　　鼓勵儲蓄對GDP有雙重作用：儲蓄多了，消費就小了，GDP就減少;但與此同時，儲蓄多了，投資就有增加的可能，而投資增加，GDP就會隨之增加。那麼儲蓄多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這取決於這兩個相互抵消的作用誰大誰小;而且還有一個更復雜的問題：這兩個作用不是同時發生，而是有一個時間差。儲蓄增加的同時消費就減少，與此同時，GDP就減少。但儲蓄轉化成有效的投資還需要時間，投資變成資本的積累和勞動效率的提高就更需要時間。

　　在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之間如何找到平衡點是經濟學家之間又一個分歧。費爾德斯坦更傾向於強調儲蓄的重要性。他說，為了縮短儲蓄變成有效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的時間，一系列的稅收政策，社會公共政策***例如退休金、失業保險和各種社會保障政策***都要與之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