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是我國重要的巨集觀調控

　　國家在巨集觀調控中最常用的經濟手段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關於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2017巨集觀調控立足“穩中求進” 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推進

　　覽潮網訊 ***通訊資訊報記者 葉晨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日前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對今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作出了具體的部署。“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適度擴大支出規模，促進經濟執行保持在合理區間。”財政部部長肖捷表示。顯然，“更加積極有效”將成為2017年財政政策的關鍵詞。

　　2017年經濟下行壓力仍存

　　2017年，雖然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等新增長動能會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但其在經濟中的比重尚不足20%，難以替代房地產、汽車等傳統制造業的作用，經濟增長會慣性下滑到6.5%左右。在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的情況下，新矛盾、新問題、新風險也不斷出現，2017年經濟下行壓力仍存。

　　首先，基礎設施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仍起主導作用。2016年新開工專案計劃總投資快速增長對後續投資穩定增長形成支撐，工業企業效益好轉增強了企業的投資能力和意願。工業企業庫存處於歷史較低位，存貨投資將呈回升態勢;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將會使房地產市場降溫。

　　其次，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制約因素較多。新一輪房地產市場調控將會抑制與住房相關的傢俱、家電、建材等相關商品消費，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對政策依賴較強，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購置稅優惠政策能否延續對汽車消費影響較大。旅遊、休閒等新興消費仍比較活躍，網購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消費方式。

　　第三，國際經濟環境穩中偏差，我國外貿發展仍不容樂觀。世界經濟將延續溫和低速增長態勢，預期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3.4%，略好於2016 年的3.1%。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秋季報告的預測，2016年世界貨物貿易量將增長1.7%，創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

　　貨幣政策可能穩中偏緊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四季度例會提出，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註重鬆緊適度保持中性。目前多數觀點認為，基於2017年經濟穩定增長、通脹大概率溫和上升的預期，在樓市防泡沫、金融去槓桿、匯率貶值壓力下，2017年貨幣政策可能較2016年進一步收緊。

　　在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判斷方面，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四季度例會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金融執行總體平穩，但形勢的錯綜複雜不可低估。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分化，國際金融市場風險隱患增多。

　　在貨幣信貸和金融體制方面，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四季度例會強調，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按照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執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加強和完善風險管理。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2017年，雖然貨幣政策基調是穩健中性，但隨著時間推移，可能會向緊的方向微調。在連平看來，2017年是連續6次降準降息的累積效應逐步達到最大化的第二年，其對經濟體系各方面的影響還將繼續。連平表示，從穩增長角度看，進一步鬆動似乎更好些;從應對資產泡沫和物價上漲的層面看，有提高利率水平的需求，這樣似乎貨幣政策緊些好。

　　不過國金證券研報也指出，2017年財政政策的擴張空間沒有那麼大，貨幣信貸政策有可能沒有市場當前預期的那麼緊。預計預計2017年的預算赤字率可能定在3%，實際的執行結果難以超過4%，因此財政政策的擴張程度不會超過2016年。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面對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突出問題，我國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長緩中趨穩，工業品價格回升，企業效益改善，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可以實現全年6.5%-7%的預期增長目標。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說，“當前經濟形勢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產業結構調整效果將進一步顯現，財政收入也將趨穩向好。同時，考慮到支出將繼續擴大，減稅降費繼續實施，財政收支矛盾還會比較突出。”白景明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分析稱，當前經濟工作保持足夠的定力，才能把握好“穩和進”的關係。王一鳴說：“穩是進的前提，穩是大局，只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我們才能更有效地進，進是我們的目標，但是隻有更好地進也才能更有效地穩，一定要把握好這種辯證的關係。”

　　論財政政策在我國當前巨集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

　　2008-10-7

　　今年上半年推高我國物價水平的內外部因素明顯增多，在農產品和能源資源價格大幅上漲的帶動下，企業面臨高成本困境，城鄉居民生活壓力加大。今年下半年巨集觀調控目標開始轉向“一保一控”，即保持經濟在較長時間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漲幅在經濟社會發展可承受範圍內。當前，在巨集觀調控中要防止貨幣政策用力過度，更加重視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通過擴大供給、減免稅收、增加補貼、改善民生、優化產業結構等措施，在積極應對通脹壓力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速度。

　　一、我國當前物價上漲的成因與特點分析

　　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物價上漲形成的通脹壓力日漸加重，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了7.9%。上半年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7.6%。[1]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複雜多變，使得我國當前物價上漲的成因及特點更為特殊：

　　一是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的結構性物價上漲。部分產品尤其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給不足是當前物價上漲的直接誘因。這些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對普通百姓尤其是處於社會收入分配結構“金字塔”底層、日常支出中以食品等剛性需求為主的低收入者的生活影響較大。國家統計局資料表明，今年上半年食品價格上漲20.4%，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6.64個百分點;其餘各類商品價格有漲有落，物價上漲的結構性特徵明顯。[2]

　　二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引發的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今年以來，企業生產成本的大幅攀升導致PPI漲幅一直保持高位，6月和7月同比漲幅更是連創8.8%和10%的新高。PPI的持續走高反映了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的特徵，而PPI持續創新高，向CPI傳導力量會越來越強。

　　三是受國際因素影響的輸入型通脹所推動的物價上漲。今年5月和6月，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CPI指標都在攀升，有些達到了十多年以來的較高水平。國際市場上一些初級產品的價格，特別是石油和糧食價格，進入了一個上升的週期，今年以來都在以30%的速度上漲，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的負面影響已經波及國內。在我國經濟越來越開放、對國外資源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國際因素推高我國物價的影響越來越大。此外，受世界經濟不景氣、人民幣加速升值等因素的影響，國際“熱錢”湧入中國避險套利也加大了國內通脹風險，國際性流動性過剩對本次通脹壓力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除此之外，當前物價上漲還有長期的、歷史的原因。生產要素價格的長期扭曲、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不合理等都是推高物價的深層次原因。

　　二、更多利用財政政策加強巨集觀調控的理論分析

　　***一***西方國家治理通脹經驗的啟示與借鑑

　　西方經濟學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理論探索。凱恩斯經濟理論認為，在治理通貨膨脹時，要採用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控制過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減輕通脹壓力。新劍橋學派則反對用緊縮政策、壓低就業的辦法來治理通脹，主張更多地注重財政手段治理通貨膨脹。新古典綜合派認為，抑制通貨膨脹需要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進行適當的鬆緊搭配運用，配合實施收入政策和勞動政策。現代貨幣主義學派認為，減少通貨增長率就是醫治通貨膨脹的唯一辦法，政府採取“單一規則”控制貨幣供給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供給學派認為，要在抑制總需求的同時增加供給，運用減稅、減少對企業活動的限制等刺激生產力的方法同時解決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

　　西方國家反通脹的實踐中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在西方國家佔有明顯統治地位的上世紀70年代之前，各國基本都採用壓縮總需求的方法來治理通貨膨脹，其中貨幣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貸、控制貨幣供應量和流通速度等，財政政策包括減少政府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削減財政赤字和增加稅收等。上世紀70年代之後，西方國家在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並存的“滯漲”局面中逐步放棄了單純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脹的政策，開始採用主動遏制通貨膨脹的手段，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從緊，兩者的組合也更加靈活。80年代美國政府就以供給學派的理論為指導，採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與寬鬆的財政政策“鬆緊”搭配的政策，一方面減少貨幣供應量，另一方面實施減稅措施，當經濟走出滯漲後再實施削減財政赤字的政策。這一系列措施幫助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基本擺脫滯漲。戰後的德國和日本則高度重視物價的穩定，變治理通脹為積極預防通脹，治理通脹同樣採用了緊縮性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減赤字，重視通過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供給抑制通脹。

　　西方國家治理通脹的實踐經驗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脹要重視採用更加主動的政策措施，既要盡力減輕通脹的負面影響，也要積極從源頭化解通脹壓力、遏制通脹蔓延，在一些情況下，相對寬鬆的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些調控目標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持各種政策協調配合打出“組合拳”的同時，也有必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所側重地加大某些調控政策的實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著眼長遠，著眼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而不應僅僅是應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脹同時優化經濟結構，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努力在治理通脹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之間尋找平衡點。

　　***二***我國利用財政政策加強巨集觀調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國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應對通脹壓力。從緊的貨幣政策是世界各國治理通脹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緩解當前通脹壓力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結合當前通脹壓力形成的原因和特點分析，從緊貨幣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一是難以有效解決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更是難以在短期內有針對性地調整供給結構;二是貨幣政策作用的外部時滯較長[3]，在我國金融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傳導阻滯，政策效果難以在短期內有效顯現;三是抑制輸入型通脹壓力效果不明顯，通脹壓力在全球不斷蔓延的今天，一國的貨幣緊縮政策難以完全抵禦輸入型通貨膨脹;四是過度緊縮可能削弱實體經濟的活力，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率攀升，經濟下滑;五是在經過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之後，這些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和餘地已顯狹小。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在應對當前通脹壓力中則應具有一定的優勢：

　　第一，財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利用財政政策調整經濟結構的外部時滯短、指向性強，在強勢政府主導的巨集觀調控中效果更加明顯。在治理供給不足引發的通脹壓力時，財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內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場供給，抑制過快的結構性物價上漲，同時也可為其他調控政策充分發揮作用，爭取更多的時間。

　　第二，財政政策可以在抵禦通脹壓力的同時，拉動經濟增長，有利於政府在巨集觀調控中實現“壓通脹”和“抓增長”之間的平衡。受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的影響，今年我國淨出口的增速可能會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況下，需要通過擴大內需彌補外需求不旺對經濟增長的拖累。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穩定並刺激社會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

　　第三，財政政策可以有效彌補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影響。從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對中小企業融資造成更大困難，“誤傷”經濟實體，損害經濟執行效率。實施財政政策可以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從緊貨幣政策產生的負面影響，幫助因實施從緊貨幣政策而受到影響的企業渡過難關。

　　近年來，中國財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2008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再次達到30%以上，這意味著我國政府具有相當強的實力和較大的政策迴旋餘地應對可能會持續時間較長的通脹壓力。因此，短期內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依然有待觀察的情況下，更多利用財政政策應對通脹壓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三、利用財政政策進行巨集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為緩解物價上漲壓力和企業經營困難局面、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需要在巨集觀調控中更加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財政政策在保障供給、幫助企業化解高成本壓力、緩解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壓力、提高居民抗通脹能力等方面大有作為。未來甚至可以考慮設計一套應對居民消費品價格或企業生產成本短期內過快上漲的財政應急預案，當物價漲幅在一個連續的時期內超過某個設定限度時，對符合條件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業展開力度不同的應急救助和財政扶持，使通脹時期財政扶助政策規範化、制度化。

　　——完善財政支農、惠農、強農政策，防範自然災害損失，全力確保全年糧食豐收;減免農產品流通、加工等環節的稅費;增加國內農產品供給，全力化解國際糧價上漲風險。加大對“三農”的轉移支付力度，對農機具、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和購置環節進行一定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加大財政在農田水利建設、土地開發改造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促進農產品生產，維持市場供應;完善應對自然災害的應急處理預案，預備充足的財力應對突發自然災害，全力確保全年糧食豐收;減免糧食在收割、運輸、儲存和交易環節的各項稅費，提前預備充足的運力，確保糧食儘快投放市場。對肉類、油脂、乳類等食品加工企業實施加工環節增值稅減免和補貼政策，減輕企業生產成本壓力，降低食品出廠價格。限制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出口，繼續採取有效降低糧食出口的稅收政策，提高農業生產資料出口關稅，嚴打農產品走私，盡最大可能減緩國際糧價上漲風險向國內傳遞的速度。

　　——定向加大對城鄉低收入者和在校學生的生活補貼力度，緩解其生活壓力，幫助他們平穩渡過物價上漲期。在生活必需品領漲的情況下，處於社會收入分配結構“金字塔”底層的勞動者的日常支出以食品等剛性需求為主，對於物價尤其是食品價格變動的反應更加敏感。對於漲幅較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如豬肉、食用油，政府可以考慮採用向城鄉特困家庭發放專項食品和生活用品券的實物救助方式，安排定點發放，保障特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適當提高大學生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生活補助標準，適時加大補貼高等學校學生食堂的專項資金的力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線，建立健全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指數化調節機制，確保社會保障金髮放標準能夠及時調整，最大限度緩解物價上漲對老年、失業人口和“低保”家庭生活的影響。

　　——對企業實施稅收減免與補貼政策相結合的政策，特別是要對中小企業大規模減稅，幫助企業減輕要素成本上漲壓力，延長中國經濟的繁榮週期。要素成本上升是否能夠轉化為大範圍、持續的物價上漲，出現通貨膨脹，將取決於生產企業消化成本上漲的能力，關鍵是生產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4]當前，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應當向更多地向中小企業傾斜，推進增值稅轉型，擴大中小企業增值稅抵扣範圍，繼續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適時提高紡織、玩具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減輕外需萎縮、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給中小企業帶來的成本壓力。更多地向勞動密集型企業傾斜，減緩勞動力價格上漲給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的成本壓力，穩定社會就業需求。更多的向自主創新企業和企業的技術改造專案傾斜，對創新創業型中小企業，可採取加速折舊、放寬費用列支標準、裝置投資抵免、再投資退稅等多種稅收優惠形式;對技術開發的中小企業進行財政補貼，對其新產品的開發、員工培訓等活動提供無償資金資助，並以貼息貸款的方式優先為這些中小企業提供政策性融資，減緩企業技術創新的成本壓力，加快產業升級步伐，提升勞動生產率和能源利用率，推進節能減排，從根本上增強企業內部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能力，減少PPI上漲向CPI的傳導速度和影響程度。此外，還需要繼續清理行政審批費用和治理濫收費，直接減輕企業稅外收費負擔。

　　——對個人實施的稅收減免政策，提高居民抗通脹風險的能力。通過減稅措施不僅可以減輕居民生活壓力，還能夠刺激社會需求，激發人們的工作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當前可以考慮，降低邊際稅率;取消利息稅，改變物價上漲背景下銀行存款實際利率為負的局面;停徵證券交易印花稅，進一步降低股票交易成本。

　　——長期堅持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不斷加大政府在公共領域的消費支出比例，消除社會恐慌心理，穩定通貨膨脹預期;通過限制政府投資和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的途徑，減少流入高資源消耗產業的資金，抑制市場對國際石油、原材料的過度需求。通過增加財政對教育、衛生、醫療、保障性住房等公共產品供給保障力度，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體系的分擔比例。在提高居民實際購買力的同時，增強抵禦物價上漲的心理承受能力，穩定通貨膨脹預期，防止社會恐慌心理引發搶購囤積而進一步推高物價現象的出現。科學甄別並謹慎審批高資源消耗型專案，控制政府在這些領域的直接投資，同時利用財政貼息、稅收優惠等政策引導社會投資資金避開高資源消耗專案，讓社會資金更多地支援節能產業的發展，緩解國際石油、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形成的輸入型通脹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