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我國巨集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內容摘要：我國擴大內需的巨集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後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巨集觀調控政策出發，解釋中國巨集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係，並提出正確地把握巨集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問題。

　　關鍵詞：巨集觀調控，政府制度，政策效應

　　當前，我國雖然由於部分行業投資擴張較猛，但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失業率還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差很大；生產能力不緊張，大部分特別是製造業、工業消費品能力寬鬆甚至過剩，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現在實際增長率僅及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過碰到的瓶頸制約應當引起重視，因為它影響發展的全域性。本文依據現代巨集觀經濟學理論，淺談中國巨集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實施巨集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巨集觀開放經濟的角度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鬆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出現經常專案順差和資本專案順差或兩者之和為順差，本幣匯率將會升值並導致經常專案逆差減少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恢復。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消除經常專案順差和資本專案順差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必須買入外幣賣出本幣。流通中本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如果經濟處於通貨收縮時期，中央銀行可以不必對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對衝。但是，對於一個存在結構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來說，當經濟處於通貨膨脹或出現通貨膨脹危險時期，中央銀行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與中央銀行克服通貨膨脹的目標往往發生矛盾。

　　為了防止或抑制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須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如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中央銀行就必須對因干預外匯市場而釋放出的貨幣增量進行對衝。但是，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對衝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實上，早在中國經濟走出通貨收縮之前，為了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人民銀行就一直在從事對衝操作。經過多年的對衝操作之後，人民銀行已面臨“無國債券可用”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推出了“央行票據”這一金融工具。但由於商業銀行對央行票據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這種方法也無法無限使用。當然，基礎貨幣數量的變化、銀行信貸的變化和廣義貨幣數量的關係是複雜的。基礎貨幣的增加並不一定導致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加。但是，由於存在大量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隨時都可以相應增加信貸發放，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形勢惡化。

　　金融市場制度的侷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資訊不對稱環境下存在於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

　　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於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對於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

　　當前的中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出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執行不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整個社會被組織成為一個全國範圍的單一企業。在那裡，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微不足道的輔助性手段，以避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為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金融機構出於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往往不願與其發生借貸行為，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並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後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並不是巨集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

　　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巨集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係。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

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

　　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衝擊後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

　　二、巨集觀調控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巨集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對於通過巨集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週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併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採納除新古典巨集觀經濟學派反對外。

　　在現代西方巨集觀經濟理論中，巨集觀調控政策歸屬於總需求的範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衝擊引起經濟週期波動後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麼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於穩定的手段。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巨集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後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於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巨集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巨集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

　　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巨集觀調控政策對於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巨集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巨集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

　　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後，關於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三、把握巨集觀調控政策應弄清楚的幾個問題

　　基於以上的分析，對巨集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訊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

　　巨集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市場經濟巨集觀調控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短期經濟穩定進而為市場配置的長期經濟增長創設前提條件，政策目標並不必然包含長期經濟增長。

　　巨集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物件是總需求為主的總量方面，它雖然會影響到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但卻不是針對具體的產業部門和結構。巨集觀調控中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於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那麼，一方面是政府復歸為投資的主體，而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演變為經濟週期波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財政擴張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將成為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