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媒體傳播環境的變化及影響

　　傳播環境的解讀離不開政治氛圍、倫理觀念、文化理念和美學價值的多重判斷。媒體與傳播環境的關係互為因果，傳播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媒體的發展，而媒體自身的調整也促成了新的傳播環境的構建，作為傳統媒體之一的電視一直遵循著這一規律。縱觀歷史，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浪潮帶來電視媒體多元化的品格，紀實類作品層出不窮;90年代大眾文化的興起帶來電視節目“娛樂化”、“通俗化”的轉型;21世紀以來，網路、手機等新媒體的介入，不斷打壓著電視的傳播優勢，迫使電視從內容、形式、製作等各個環節尋求突破。由此，電視文化的更迭總是與傳播環境密切相關。

　　載體轉移引發內容拆分。現今，網路的急速擴張迅速完成了從“量”到“質”的轉變，它具備了最大化的人氣、社會興奮點的製造和擴充套件能力。網路不僅撼動著報紙、廣播、電視這些傳統媒體的優勢地位，它的觸角更已延展到這些媒體的內部。曾幾何時，電視人已拋棄報紙，在網路中選取新聞、策劃專題節目、聆聽觀眾反饋，並藉助部落格與網路專題設定新聞點、推動節目議程、引發爭議性話題，從而擴大新聞節目的影響。

　　2009年1月《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網民規模達到2.98億人，普及率達到22.6%，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規模較2007年增長8800萬人，年增長率為41.9%。如此迅猛的增長勢頭使許多學者心有慼慼，對電視的未來抱以悲鳴——“YouTube在謀殺電視、Blog在解構電視、Second Life在拋棄電視、PPS在偷襲電視。電視仍是傳媒巨無霸，但電視劇獨撐主場”。

　　面對新媒體的擴張，電視市場並沒有消失。變化的不是電視的內容，而是電視的載體，以“載體”膨脹的方式侵入新媒體領域。《2010中國電視紅皮書》中指出“在優酷網上，2010年《非誠勿擾》的點播量為118205562次”。電視在哪裡看——電腦上、3G手機上、iPad上、車載裝置上——生活已經線上，電視已經online。電視內容以“視訊”的形式拆分成獨個單位進入傳播環境。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城市中隨處可見“視訊”。個人終端的手機電視、掌上筆記本，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移動電視，戶外樓宇廣告、電子公告牌，公共場所的“電子眼”、“監控錄影”等。

　　儘管受到新媒體的衝擊，電視傳播呈“視訊”形式分流了曾經的電視觀眾，但受眾對電視的信譽度和忠誠度並沒有減低。有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觀眾最信任的新聞源仍然是電視新聞，而電視劇和娛樂節目仍然是人們選擇最多的娛樂休閒形式。特別是發生重大事件或者連續深入報道的時候，比如奧運會開幕、溫州地鐵事故等，電視的收視佔有率是廣播、報紙、網路等各類媒體無可比擬的，它的資訊量和直播功能在目前仍是其他媒體無可取代的。

　　由上所述，電視看似被新媒體所衝擊以致失守，但其實是危機與機遇並存，載體的轉移使“電視機”不再是電視的唯一播出平臺，內容拆分的片段化傳播方式使電視的受眾面積呈細胞裂變式擴大。

　　西方電視節目的侵入，也是借載體轉移之風。傳播環境的網路化帶來網路下載的繁榮，西方電視節目通過網路下載的渠道，進一步顛覆了傳統電視業“進出口”的地位。美劇、真人秀節目不再受到版權的制約，通過某些網站和軟體下載的方式，逐漸形成頗具規模的內容庫和不容小覷的中國觀眾群。在此種傳播形式裡，電視的各類要素有趣地演變為以下幾種：電視機演化成電腦液晶屏，電視臺可理解為下載網站、論壇，電視人則是“字幕組”+“播客”的組合，而關鍵性的電視內容在沒有相關制度的硬性監管下，抹去了“資訊+娛樂+教育”的屬性烙印，成為“美劇+民間自制新聞、真人播客+民間DV”的純娛樂影像。這種傳播鏈的構成不以盈利為目的，參與其中的“電視人”多是興趣為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劇的簇擁者多是生活在都市中、學歷相對較高、追逐流行的白領和大學生群體，這批人將會逐步成長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成為廣告商青睞的消費群，他們的審美趣味必然會對未來的傳播環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技術革新引發民生影像繁榮。科技日新月異，電視的採製環節已不再神祕。受眾可以隨心所欲地創作自制影片——DV影片。同時播出平臺已經網路化。而電視臺的高投入產出在影像的製作成本上講毫無優勢，自媒體時代已全面到來。自媒體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普通大眾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他們本身的新聞的途徑。自媒體的平臺有播客、個人主頁、Qzone以及2010年火爆至今的微博等。

　　大量的業餘群體顛覆專業群體，民生影像繁榮。大眾既是傳播者又是接受者，技術的革新給專業電視人帶來挑戰。電視人面臨身份的自由職業化、邊緣化，不僅要在自己的工作陣地上繼續努力，還要面對日漸精英化的業餘創作群體。這需要電視人更加深入地思考，整合電視與新媒體的受眾資源，合理利用各類播出平臺，擴大電視媒體的影響力。

　　民生影像雖然具備個性化、門檻低、運作簡單、傳播迅速等優勢，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視。真實性存疑。部分民生影像出於博人眼球的目的，製造新聞，炒作熱點，致使誇張做作，甚至失守道德底線。公信力較低。民生影像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致使魚目混珠，成為炒作的重災區，甚至出現惡意詆譭曲解事實的片段，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又會在傳播過程中加倍放大，降低民生影像的公信力。

　　選擇擴容引發審美浮躁。20世紀80年代，一般城市家庭能夠收看的電視訊道不超過8個，再加上電視機的價格相對昂貴，看電視成為一種集體的娛樂。經常能夠看到一家老小，抑或幾家老小圍坐在一臺電視機前看電視的情景。在電視內容“限量供應”的年代，經常一部電視劇幾乎能使整個城市的人收看，電視劇《渴望》90%以上的收視率就是其中的翹楚。
　　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娛樂形式相對匱乏，看電視是當時最為物美價廉的娛樂活動，可以說這時的電視處於“賣方市場”，電視臺放什麼都有人看，不愁收視率。步入21世紀，頻道激增、同質化內容過剩，電視節目的選擇擴容，並且家家戶戶電視機的數量也在增加。隨之而來的是觀眾選擇電視的隨機性、零散性凸顯，遙控器在手，一分鐘換遍所有臺的情形經常上演。節目的選擇多了，但可看性卻少了，這是觀眾對電視臺最為強烈的詬病。可以說電視的繁榮帶來的卻是“地位”與“品格”的下降。

　　不可否認，現在的觀眾處在一個浮躁開放的傳播環境中，致使他們無法靜下心來細細品味任何精神食糧。電視節目為迎合這種趨勢，狂歡性的娛樂節目成倍上馬，而人文體驗類的紀錄片、讀書節目、文化欣賞等紛紛落馬。觀眾在“清宮戲”“穿越劇”“偶像劇”“苦情戲”的電視劇裡浸染，在各類選秀、各種相親中尋找快樂，偶爾出現一兩部具有文藝氣質的電視劇或幾檔相對深邃的電視節目，本想駐足觀賞，卻發現缺乏具有張力的情節，沒有戲劇化的鋪陳，拖沓的長鏡頭，需要思考的節點，這些與主流娛樂背道而馳的種種特點，讓觀眾一直處於狂歡狀態的欣賞品位無法接受，這種感覺就如同在嘉年華會場裡出現一間乏人問津的書店。因此，高雅理性的電視作品在媒體娛樂化的大潮中被淘汰。

　　單從電視劇而言，西方電視劇的“季播”方式可以借鑑。“季播”就是電視臺根據電視觀眾收視作息的季節性變化，合理地配置節目，調整電視劇的播出時間，從而達到目標受眾收視最大化的效果。以美劇為例，每年步入秋季的9月到來年春末的4月是美劇的首播黃金季，一方面是因為天氣轉涼，戶外運動減少，觀眾收看電視的時長增加，另一方面，9月是美國學生開始新學期的日子，規律的生活也使電視開機率大幅上升。這些因素促成9月到4月這7個月，成為各家電視機構重金打造、搶奪收視市場的時機。在餘下的5個月裡，電視劇多為重播。觀眾對經典劇目的劇情走向，人物命運的期待，積蓄了5個月的觀賞熱情，每每會將美劇的收視率推向一個個新的高點。

　　國內的電視臺也從2005年開始打出“編播季”的概念牌，眾多電視訊道將各類節假日作為契合點，推出節假日特殊編排，從當年的收視數字上看確實有所提升。但經過幾年的推廣，這種“編播季”因為形式的重複和內容的拼盤組合，亦令觀眾疲勞，收視率下滑。其原因是，國內的電視人僅從形式上對電視內容的播出時間進行調整，而沒有從內容上增強季與季之間的連續性、懸念性。所以對於“編播季”的探索還有很大的空間。

　　內容拆分、民生影像繁榮、審美浮躁，這就是電視媒體所面臨的媒介環境，如何在多種媒體競爭中，保持曾有的輝煌，是每一個電視人要認真思考的。